社科院专家：过激的宏观调控政策不可取 (3)

　　政策选择应该谨慎

　　上面的分析表明，目前中国正处在一个宏观政策选择的敏感期，为了使刚刚恢复的经济得以平稳运行，我们认为，政策选择应谨慎。

　　第一，避免出台过激的宏观调控政策。目前，国际经济局势不明朗，国内的若干经济数据也相互矛盾，这说明，国内宏观经济也处在一个选择时期，并没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过度依赖数据有很大的风险。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表明，宏观政策与人的行为是相互影响的，现实经济就是政策与人相互之间博弈的结果。在博弈各方信息都不完善的条件下，结果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会使博弈各方行为更加谨慎。政策上小范围的试错及信号的释放，有利于引导市场向政府所希望的方向走；而剧烈的宏观政策变动，则可能造成市场预期混乱，加剧市场波动。国内历次宏观调控的经验证明，稍缓一步的调控政策，效果要好于过激的宏观政策。因为市场本身是有恢复能力的，只有市场真的失控了，政府强烈干预才会取得好的效果。现在市场正在恢复中，如果政府过度干预，则可能使得市场信号混乱，宏观经济失控。

　　目前，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已是大势所趋，因为市场价格已经出现了一定的上涨，再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利于经济稳定，但退出也不宜过急。2009年增发的大量货币，事实上大部分进入了基础设施建设，它对价格的推动力已经在原材料等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中体现出来了，下一步如何传导，是否真的会推动整体物价的上涨，其实还是个未知数。中国经济的货币化过程并没有完结，如城市化就是一个重要的货币化领域，货币并不是完全中性的，其对价格的推动力也不明确，所以过度收紧货币没必要。财政政策可以考虑适当延期退出。因为东部的工业化已处于中后期阶段，工业投资的预期收益率降低，社会投资意愿不强，国内的固定资产投资大多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这一块市场化程度低，风险较大，还需要政府引导和实际的投入。如果财政退得太快，增长动力更显不足。

　　第二，密切关注国民经济对房地产业的过度依赖。近几年的中国经济发展过程表明，成也房地产、败也房地产的格局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一定的风险。新世纪以来的经济高涨，确实与房地产业的兴旺有很大关系，它不仅带来了工业化的进一步深化，而且使城市化的步伐加快。但是，由此带来的一个问题是，一些地方政府把房地产业当成了摇钱树，甚至以为，只要房地产业得到了发展，则经济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尤其是将巨额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用，都寄希望于通过出卖土地来解决。因为这种思想的存在，使得城市土地价格上涨过快，房地产价格超过了老百姓的承受能力，城市发展面临着难以为继的局面。

　　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有些地方政府，将发展城市的所有责任都揽到了自己的头上。我们知道，城市是一个建设和使用周期都很长的经济和社会混合体，许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且回报是慢而长的，但许多项目回报却是确定的，而且能为投资者带来稳定而长期的现金流。目前，我国城市基础设施的市场化程度低，回报不确定，而且许多项目完全由政府垄断，从而使得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成了政府一手包揽的项目。为了使地方政府从沉重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解脱出来，必须将部分基础设施项目市场化，通过社会建城市的办法来解决城市建设资金短缺的问题，使地方政府对城市的发展有一个更长远的规划，使城市房价得以合理确定。目前的工作是政府的土地拍卖不能继续实行“价高者得”这种方式，而应该综合考虑土地的实际价值与城市的发展需要，来确定开发商获得土地的价格；另外，在加大土地供给的基础上，控制房价的投机行为，不但打击过度炒作，同样要打击囤积居奇，使房价尽快回到一个合理的位置。在此基础上，使地方财政与土地脱钩，以保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尽快将农业产业化。农产品生产与销售的二元结构，不仅严重影响了农产品市场的效率，而且使农业生产长期维持着小农经济的经营状态，使农业越来越落后于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这其中，政府的缺位是一个核心问题，如生产设施、信息服务、储藏、物流等严重滞后。在农产品生产的组织上，政府也基本上是袖手旁观，投资严重不足，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低。

　　改变小农生产方式，就是让农业生产规模化，而且是在政府的指导和扶持下实现。政府应该提供基本的前提条件，使农业生产建立在一个更为科学的生产结构之上，这一点其实中国的工业化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经验，低价工业化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应该认识到，农业并不必然就是天生以小农经济的形式出现，大规模的现代农业，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要做到这一点，靠农民自己的自发组织是不可能实现的，政府必须有足够的资金和管理上的投入，真正将农业作为一个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产业来对待。只有中国的农业在一个现代化和市场化的平台上运作，才能使农产品的生产和供应摆脱靠天吃饭的局面，才能稳定农产品的供给，当然价格也就相对稳定了。(刘霞辉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