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公布了《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从《规划》内容分析,这份着眼未来三年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方向的纲领性文件实战性很强,在企业重组、新能源汽车、自主品牌发展等多个重点方向进行了有针对性和前瞻性的战略指导。从最近国际汽车业竞争出现的新变化分析,《规划》提出的战略指导思想切合汽车业发展的新趋势。
记者日前在慕尼黑采访时了解到,面对金融危机,跨国汽车巨头间抱团取暖的合作已经越来越深入。这种以最大限度降低成本为目的,不涉及股权控制、公司独立性以及各自品牌特性的合作,成为危机中汽车巨头发展战略的新思路。例如,目前,宝马与戴姆勒两大集团已经开始在全球零部件采购方面开展合作。
宝马集团董事会主席诺伯特·雷瑟夫博士在慕尼黑表示:“我们会在必要和合理的时候继续与其他汽车制造商进行合作。显然,双赢的局面是成功合作的关键。目前,我们正携手标致雪铁龙集团(PSA)联合开发迷你(MINI)的发动机。我们也已经开始与戴姆勒在零部件项目上进行合作,这个项目还将进一步深入,逐渐增加共同购入的零部件数量。”
具体到中国市场,这意味着国产奔驰和国产宝马可以在供货商认证上进行创造性地“共享”。据宝马集团董事在慕尼黑对记者介绍,从去年上半年开始,宝马与奔驰在中国市场讨论相关合作事宜,去年下半年开始进行采购合作。国产宝马和奔驰彼此承认供货商认证,双方不需要重复认证。这对降低采购成本、提高国产化率,更好地应对金融危机的挑战非常有帮助。当然,这种合作绝不意味着这两个著名豪华车品牌的“融合”,也绝不涉及股权交换。
《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也对国内汽车企业和零部件骨干企业的重组提出战略指导。例如,三年内占市场份额90%以上的企业集团由目前的14家减少到10家以内,支持零部件骨干企业通过兼并重组扩大规模,提高国内外汽车市场配套的份额等。记者认为,从奔驰与宝马面对危机由竞争发展为“竞合”,创造性地拓展合作思路的例子中,自主品牌整车企业和零部件企业也可以受到启发。对于整车企业的重组,进入200万辆俱乐部不是根本目的,关键是自主品牌企业间要加大研发、采购、平台合作开发的力度,尽快做强。
尤其是在新能源汽车研发领域,要尽量避免自主品牌企业小规模各自为战的情况,应由科技部、发改委、工信部等主管部门牵头进行不同种类新能源技术的合作研发,以利于重点突破。目前,这种立足新能源汽车的技术合作在宝马、戴姆勒、通用等汽车巨头间已经非常普遍。对此,国内汽车企业要及时转变单打独斗、闭门造车的思路。
此外,面对当前金融危机,企业要认识到,做大不是根本目的,做强才是出路、活路,大而不强的最终结果就是美国三大汽车企业的尴尬境地。雷瑟夫博士表示:“宝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信规模并不意味着一切。要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中得以生存,即便是一个发展良好的企业也必须显示出高度的灵活性、在激烈竞争中立足的能力、创造和推广个体机动性新形式的理念和实力。”
目前,国际汽车业竞争出现的另外一个新变化是各国政府对汽车厂家的扶持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成为全面影响全球汽车业格局和版图发展趋势的重要力量。举例来说,目前美国政府对通用、克莱斯勒提供贷款的做法已引起欧洲某些国家的注意。而即使是在欧盟成员国内部推出的一些刺激汽车消费的政策,也对汽车业竞争格局造成一种不均衡的影响。例如,德国为鼓励汽车消费,目前对报废汽车后新购车提供补贴。但是由于消费者新购汽车多为小型车,对产品线定位不同的汽车生产厂家造成了一定的政策不公平性。
从自主品牌企业立足国际市场参与竞争的高度看,出口门槛会越来越高,贸易壁垒和出口环境也极易在危机背景下进一步恶化。应当说,当今任何一个国家的汽车产业都比以往更需要政府之手、政策之手的指导和帮助,中国当然也不例外。但是,政府的干预之手要有前瞻性,并体现科学性和公平性。
雷瑟夫博士认为:“在特殊的环境下,政府与企业携手,并出台扶持政策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需要关注政府的干预从哪里开始,到哪里应该结束。关键是要避免竞争扭曲,因为这势必会削弱生产企业。”
《规划》提出未来3年我国汽车市场需求结构要得到优化,1.5升以下排量乘用车市场份额达到40%以上,其中1.0升以下小排量车市场份额达到15%以上。记者认为,这种指导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执行环节还要细化。要尽快出台全国性的节能环保小排量汽车的技术规范,不能让技术落后的小排量汽车滥竽充数。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在目前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无论是对于西方汽车发达国家,还是对于金砖四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国家层面对汽车社会和汽车产业的引导都要体现出和谐发展的思路。既要利用汽车产业拉动内需,又要重视节能减排,缓解汽车发展与环境和土地之间的矛盾。对于中国的汽车市场和汽车社会,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规划》中提到要建立完整的汽车消费政策法规框架体系、科学合理的汽车税费制度、现代化的汽车服务体系和智能交通管理系统,建立电动汽车基础设施配套体系,为汽车市场稳定发展提供保障。记者认为,这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汽车产业层面的战略指导,这种战略指导急需渗透到我国汽车社会的立法等各个方面。(南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