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田在浙江究竟是赔偿了不赔偿？他是赔了不愿意说，还是真的反悔了，听听王教授您的分析。

　　王锡锌(特约评论员)：

　　我觉得从目前所看到这些事实来看，应该说丰田在浙江这种情况，应该说在原来达成补偿，请注意我用的是补偿这个概念上，他还是在做，因为我这里看到有一个浙江省工商局材料，丰田公司在浙江关于召回这一块儿的补偿，所谓这一块儿的补偿，主要包括交通费、运输费，还有差旅、误工等等这一补助，已经首批，比如说250多名，已经办理补偿。所以表明补偿还在进行。

　　但另外一方面，可能它又释放出一些信息，不再给予额外地赔偿。如果说这个信息放出的话我觉得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双方对补偿和赔偿理解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很多时候用到了赔偿，但应该说有缺陷的产品，特别汽车，补偿和赔偿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补偿可能是弥补性的，赔偿有可能是一个巨额的惩罚性的，这是一个。

　　第二个，丰田可能是在释放一个烟雾弹，来探风，因为我们看到媒体报道也好，丰田在浙江有差别对待以后，好像对浙江有一种办法，别的地方另外的办法。丰田很担心浙江的做法可能会引来连锁反应。

　　主持人：

　　不管怎么样讲，补偿了总比不补好，这样的做法对于企业的形象来讲，是有一定的好处的，为什么他们宁愿做了也不说？

　　王锡锌：

　　我觉得丰田这么做可能要评估几方面的因素，第一个就是中国别的地方法律，包括国家层面的法律和各个地方有没有类似的法规，如果说在国家层面上并没有，比如说像浙江省所提供地方性法规里面所涉及到的补偿，他完全有底气这么说，他可以说。

　　第二，在浙江即使补了，我宁可悄悄地进行，不要让媒体再不断放大这个信息，否则会引来更高的成本。

　　主持人：

　　丰田首先是在中国的浙江省进行了补偿，有人就说，浙江省工商局是第一个和丰田进行谈判的官方的对手，浙江省工商局的局长就评价了这一次的谈判，听听他怎么说。

　　(播放短片)

　　郑宇民：

　　我们这一次丰田召回汽车的维权，与改革开放水平有关。跨国公司在中国也有一个转型升级的问题，在现在的改革开放阶段，必须要注重追逐利润，转移到以人为本上来，必须要注重占领市场，要转移到道德重建上来，必须要注意到满足自我，要转移到满足消费者上来。随着改革开放形势进一步提升，我们有些跨国公司，要逐步去除先入为主的这样一种优越感。

　　主持人：

　　郑局长讲的，有些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市场上有一种优越感，王教授您认为丰田在中国表现，或者说有一些犹豫，跟优越感的关系大不大？

　　王锡锌：

　　我觉得如果说有这种优越感的话，它首先是判断了我们国家在对于产品的质量，对于消费者保护方面，它的法律规定到底如何，如果说这个法律规定相对门槛比较低，对于企业来讲，他就会获得一种优越感，因此优越感其实不是说一个时间的问题，很多时候是他要去判断，在我所经营的这个市场里面，法律对于我的约束，对于产品的约束到底怎么，法律对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监管部门对于企业质量监管，是不是能够到位，因此如果说，要让他们转型，我觉得不能够仅仅靠道德的说教，回到道德的重建，更应该要强化监管，强化我们的法律体系。

　　主持人：

　　关于赔偿的问题，企业肯定是就低不会就高的。

　　王锡锌：

　　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