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色篇

　　“碳江湖”的潜规则

　　9月22日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峰会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的四点主张，让气候问题一下成为全中国妇孺皆知的重大事件，然而关键的问题是：从淡漠到热衷，并不代表我们对该问题的熟悉与真正了解，碳江湖的时代已经来临，但“碳江湖”的潜规则却可能是我们始料未及的。

　　下面就让我们看一看在这一重大问题上中美两国的重要角色。

　　美国：系统布局 环保与商业的双收计划

　　在国际减排与气候变化问题上，美国由“拒绝者”到“主导者”的态度转变，与美国的国家战略及其系统计划密不可分。

　　关于美国当代的经济史，民主党前核心智库、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斯蒂格利茨曾有清楚的概括，“在金融危机的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宏观层面的头号问题，即当前的全球经济体系处于严重失衡状态。美国成为这些巨额储蓄最终消费者的模式一直没有被打破。”

　　这对美国来说当然是一种危机。为此，斯蒂格利茨给出的出路是“在下一个十年，利用一切机会，将减缓全球变暖产生的需求转化为市场”。这就是现在的“气候法案”承载的历史使命。

　　用郎咸平的话表述可能更为直接，“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为什么要到2020年才生效，它留下11年的时间，其目的是让我们做准备吗？是，也不是，它最根本的目的是要利用这一时间向中国大规模出口它的环保技术和设备。”

　　“要注意，在出口这些技术和设备的同时，美国一定会制定一套全球最为严格的标准，要想达标，你必须购买上述技术和设备。”在北京商务局与仕邦人力资源公司举办的“外经贸大讲堂”上，郎咸平向在座的人力资源经理们抛出这一宏大的国际命题。

　　让我们关注一下美国一个关键权力架构——美国参议院，这是《清洁能源安全法案》的下一个闯关地，只有参议院通过了，该法案才能正式生效。

　　“参议院目前有两个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委员会——环境委员会与能源委员会。前者支持环境立法，后者由重商派控制。”关注美国环保政策已久的李然(化名)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

　　目前，包括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四大石油公司和通用电气在内的30家与美国经济命脉紧密相连的企业组成了气候变化战略同盟。“这些与石化燃料关系密切的企业希望达成的目标是：在法案正式通过前，完成成本控制与技术研发。”李然说。

　　确切地说，美国对“气候法案”通过与实施步骤，将与对由此产生的经济代价的评估及准备步调相关。而要摆脱“由于较高的能源价格及能源密集型产品的价格给经济发展带来代价”的阴影，将这一计划尽早实施，美国的国家战略必须从“石油美元”向“低碳美元”进行蜕变和升级。

　　“这绝不仅仅是汽车和石油公司进行技术升级及技术控制的问题，它还将关系到华尔街的重心转移。”李然说。事实上，美国有关低碳方面的资本布局早已开始。2003年，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开始进行二氧化硫交易，目前积累了200多个跨国参与者，这些参与者在未来将可能成为碳交易的主体。

　　更重要的是，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在全球进行了布局，其母公司美国气候交易公司(CLE)全资控制了欧洲气候交易所，此外，在印度、加拿大、新西兰甚至中国都出现了它的身影。

　　或许，从上述简略的缩影中，我们可以窥见美国动员全体力量所进行的准备，而在这一准备中，有三点亟须引起关注：“其一，作为美国未来最关键的国家战略，与低碳相关的核心技术、资本布局等经济元素均已进入系统布置，我们是否有所准备？其二，美国一定会推出一套与低碳相关的资本杠杆体系，对此我们是否不再像之前的金融衍生品一样陌生？其三，在有关全球性法规、标准的制定方面，我们是否还会游离于规则制定者之外？”

　　中国：防守反击 政策与企业的衔接难题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高级经济师牛犁指出，“气候变化已经不是单纯的经济或是技术问题，将来谁在这个领域掌握了主动权和领导地位，就会在经济、社会各方面获得全球主导权。”

　　在郎咸平看来，美国如此推崇低碳国策，抑石油而扬低碳，其目的就是要通过压制石油进口而压制俄罗斯和巴西，而通过碳减排来打击身为制造业大国的中国和印度。“美国的目标就是要通过改变游戏规则来重控话语权，把这些新兴经济体的利润再牢牢吸附于体内。”李然分析说。

　　或许是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在2009年8月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两大法律案引起了重点关注：其一，《可再生能源法》在2005年通过后2009年即进行了修改，成为人大历史上修法最快的法案之一；其二，通过原并不在全国人大会五年立法规划及程序上的“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决议草案”。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内，来自企业层面的准备却明显不足。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黄孟复新闻) 就一语道破机关，“几年前中国的新能源都是民营企业在搞，国企不屑于干这个。而几年后五大电力系统参与进来，它们搞得力度非常大，财大气粗，民营企业靠边站。我听说太阳能电站发电靠几毛钱就竞争到了，而市场上需要两块钱，不顾实际情况，这样恶性循环下去是不行的。”

　　“重要的不是跑马圈地，而是核心技术。”黄孟复说。

　　的确，新能源绝对不是简单的国企与民企的博弈。“在国际玩家正在主导建立的“碳江湖”的潜规则时，中国本土那些不好的潜规则急需收敛。否则，一叶障目，看不到问题的核心，将使我们错失更大的机会。”李然说。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CCX的碳排放交易模式与我国CDM框架下的减排交易模式存在较大区别。在CCX的交易机制下，CCX会员可自行对减排量进行核证，在由美国金融行业监管组织(FINRA)进行认证公正后即可在CCX的平台上进行交易。

　　而在CDM框架下，要转让温室气体排放额的企业必须先向国家发改委提出申请，经过审批之后，企业还需要经过一个第三方的评估，之后发改委才会把项目报告送交联合国CDM执行理事会登记注册。注册完成后，发改委将负责监督实施并核证该企业能够真正转让的温室气体减排量。

　　由于缺少一个透明的交易场所，以及市场管理的混乱，在CDM框架下，一些隐蔽的中介机构成了游资介入的突破口，中国的碳汇交易依然隐现被国外资本操纵的嫌疑。

　　此外，作为美国正在抢先建立的碳排放贸易体系的基础，CCX模式强调市场的碳权定价，在资金问题上高度强调市场融资，在技术上强调知识产权与商业转让，这与我国一直主张的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形成矛盾。据李然分析，“技术转让机制将成为未来中美在低碳问题上的谈判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