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初，私人购买轿车要先经过政府审批，那时候，有钱买车也困难。这导致1986年，北京汽车保有量只有30万。

　　仅仅过了20多年，这个数字就变成了300万。拥堵成了这个大城市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限行就此被提了出来。

　　从当年的无车可开，到今天的有车也不是天天能开，轿车也从奢侈品真正成为了市民的代步工具。

　　从无到有

　　“有那么一刻我呼吸停止：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这些落伍的厂房，脑子一片空白。难道这些遍地尘土的简棚陋屋，就是一家汽车制造厂？”

　　在自传《上海1000天》中，前德国大众高管马丁·波斯特开篇就是一个问号。

　　1984年，中国汽车的现状让他呼吸困难。如果时钟回拨到1953年，他完全可能当场窒息。

　　“1953年，中国汽车在一片一穷二白的空地上奠基。”已经80高龄的陈祖涛老人拿起茶杯，使劲泯了一口。

　　陈祖涛出生在湖北省汉阳县，父亲是原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11岁时陈祖涛被送至前苏联，1951年从莫斯科鲍曼最高技术学院机械系毕业回国。

　　就在他归国的一年前，国家重工业部成立了汽车工业筹备组。同年，国家决定在长春建立第一汽车制造厂，这是前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之一。

　　听闻陈祖涛回国，周总理找到他，请他担任一汽驻苏首席代表，陈祖涛欣然应允。那年只有23岁的陈祖涛被称为一汽第一名职工。

　　随后两三年里，大批大学生一车皮一车皮地运往一汽。复旦大学毕业的陈光祖放弃分配北京机关的名额，也进入了这一大军。几个月后，闲极无聊的他主动请缨用马车去拉铸件锻件。

　　1953年7月15日，一汽动工建设。三年后，建成当时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工厂。1956年7月15日，第一辆国产解放牌卡车诞生。当天全体干部工人上街游行。

　　没过多久，一汽试制轿车。工人们将克莱斯勒车拆散，把零件摆在台子上，谁觉得自己能做，便把零件拿走。通过“赶庙会”的方式，本来需要一个月才能完成的油泥模型，四天后就出来了。“乘东风展红旗，造出高级轿车去见毛主席。”1958年长影厂拍摄的影片《乘东风展红旗》，记录了这一情景。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前，一汽送来了红旗。一年后，不甘示弱的上海送来了“凤凰”轿车(后变为“上海牌”)。此后，红旗作为领导人用车，上海牌作为高官用车一直沿用到上世纪80年代。

　　1960年，前苏联专家撤走后，负责设计的陈祖涛开始自力更生。

　　与大众合资

　　1978年，《人民文学》1月号刊登了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随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昔日的“臭老九”首次作为正面形象出现。

　　那一年，曾是“臭老九”的陈祖涛也平反，随后驰援二汽(现“东风”)建设。

　　那时，全国急需大量重型卡车和轻型卡车客车，当时国内汽车界是“缺重少轻无轿”。

　　“我们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陈祖涛当时曾这样反复问自己。

　　事出巧合。“我们碰到了一个问题，发动机启动后达到800摄氏度的高温，问题一直解决不了，后来传到邓小平耳朵里。”陈祖涛还记得，当时邓小平让人传了一句话：“不懂就到外国咨询。”全国只有邓小平敢说这句话，陈祖涛茅塞顿开，来到英国里卡多发动机公司咨询，很快问题解决。

　　事情旋即在汽车行业传开。不久后，南汽引进了意大利依维柯；北汽通过购买日本五十铃的4万辆轻卡，带回了技术；天津汽车制造厂也引进了日本大发的微型汽车技术。

　　1982年5月，国家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当时的汽车主管部门——汽车局被中国汽车工业公司取代。已经54岁的陈祖涛从二汽调到北京，担任中汽公司总经理。上京之前，陈祖涛多次从收音机里听到邓小平讲“拿来主义”，他一直在寻思如何将这个口号付诸实践。

　　一年后，陈祖涛等来了一个机会。那时，社会上掀起“北京吉普”热，但北京吉普产量低，技术落后。1983年，北京吉普考虑与国外合资解决这一难题。之前他们曾与美国AMC汽车公司谈了很长的时间，但没有成功。陈祖涛到美国后，专门考察了该公司的发动机，发现设计先进，马力强劲，便迅速与AMC公司副总裁克莱尔签署协议。这是中国汽车工业和外国公司的第一个合资项目。

　　北京吉普阻力较小。但在轿车方面，合资可是费尽周折。

　　陈祖涛记得1982年，他和当时国家计委一位主任的一次争吵。“我当时是中汽公司总经理，我去找他提升全国的汽车产量。”

　　上世纪80年代国家计委的权力很大，全国汽车产量的控制权在计委手中，当时全国的汽车产量是22万辆，轿车产量只有4000辆，严重供不应求。

　　陈祖涛找到这位主任请求提高产量后，这位主任明确表示不同意。当陈祖涛提出要想办法发展小轿车时，这位主任更大为光火，称小轿车为资产阶级产物。

　　“我看到他发火我也火了，我就问他，你平时上下班坐什么车，为什么你能坐小轿车别人就不能。”陈祖涛表示，尽管改革开放已开始几年，但极左思想其实还在，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阴影还未远去。

　　激烈争吵并没有让陈祖涛放弃。不久后，陈祖涛等人通过各种渠道，将报告递到邓小平手里，想碰碰运气。1982年6月，邓小平在他们的报告上批上一行字：“轿车可以合资”。

　　拿到邓小平特批后，陈祖涛等人开始在全世界寻找合作伙伴，跑遍奔驰、丰田、雷诺、日产、通用、福特等世界各大汽车公司。

　　“那时候，西方汽车大企业没有几个看得起我们，不是不愿合作就是漫天要价。几经周折，我们和德国大众取得联系。德国大众内部对于和中国合作意见也不统一。一派认为，中国的经济基础太差，合作生产的批量又不大，无利可图不搞；以董事长哈恩为首的另一派认为，中国的经济会不断发展，可以和中国合作。”陈祖涛说，事实证明哈恩眼光独到。此后10年，桑塔纳独霸中国市场，时至今日，桑塔纳每月销量还可过万。

　　事实上，在此之前还有一段小插曲。陈祖涛回忆说，在产量上和德国谈的是年产10万辆，但国内有关部门认为轿车是国内不急需的高级消费品，要将生产纲领减到2万辆，项目出现泡汤危险，后来经过多方博弈，最终定为3万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