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两会，公车改革又一次成为热点议题。从民革中央“建立刚性财政预算约束下的公车管理体系”，到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的“叶氏车改”，一些较具建设性的公车改革方案受到重点关注。事实上，中央对公车改革的态度已十分明确。两会前，温家宝总理就表示，要加快公务接待、公车使用等制度改革，针对控制政府“三公”消费，他与网友交流时郑重承诺，“应该管得住，必须管得住”。

　　温总理提出的“治理三公消费”最根本的两条要求，其实正中公车滥用顽疾的要害：第一条就是公开透明，让任何一项行政性支出都进入预算，而且要公开让群众知道，接受群众监督；第二条就是民主监督。他认为，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费出国其实也关系到整个反腐败。

　　《瞭望》周刊公布的一份数据显示，目前，党政机关及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总量为200多万辆，每年公务用车消费支出1500亿元~2000亿元(不包括医院、学校、国企、军队以及超编配车)，每年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增长率为20%以上。这份数据随后遭到部分媒体质疑，声称其严重缩水。

　　两会期间，民革中央的一份公车改革提案，也被网友批评为“对政策了解不足”。因为其“取消厅局级以下官员的专车，改为公务用车”的建议，早在199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及各省区市公车管理政策中有所体现。

　　以北京市为例，领导干部工作用车配备标准为，副市长级以上现职和离退休干部按每人一辆配备；副局级以上单位的领导干部，原则上按2人至3人配备一辆，不足3人的可按3人计算，而机关公务用车配备标准则更为严格，按现有在编人员计算，根据不同级别，最少10人、最多30人配备业务用车一辆，由机关调度使用。

　　如果按照各省区市的公车配备标准，能够使用专车的领导干部并不多，也就不会出现当前公车改革的棘手问题。但在不少地区，违章用车现象层出不穷，政策已成一纸空文。有的地方县市，连科级干部都有奥迪A6级别的专车，当地群众亦是见怪不怪。

　　在一些地区，公车私用已成为衡量官员权力的标志，并被贴上“合法化”的标签。一个颇具讽刺意义的例子是，成都市曾决定为所有公务车贴上标签，亮明身份，让其接受公众监督，但试行后，一些私家车主也争相为自己的车贴上公车标签。政府的原意是好的，但带来的效果却是让人啼笑皆非的，公车标签不但没有起到监督作用，反而成为一种身份的炫耀。

　　不久前，安徽省绩溪县警车撞人案，引起了媒体的强烈关注，这一起两死一重伤的重大交通事故，其触因就是被人长期诟病的“公车私用”。当其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并被人们麻木视之的时候，其引发的社会负面作用就更加明显。

　　有业内人士认为，公车改革一直都是官员坐在官车上思考，难免会“屁股指挥脑袋”，很少有民意做参谋。由于缺少公众监督和严格审核，各地车改无一不是陷入“自肥”状态，曾经一度被认为符合行政文明大方向的“货币化改革”，也因为“干部取消用车补助七八万元”等事件的曝光，而成为笑谈。

　　“公车不公用，领导干部及其亲属私用占三分之一，司机私用占三分之一，公车接送孩子上学造成学校门口大塞车以及婚丧嫁娶公车成龙的现象屡见不鲜。公务轿车运输成本是社会轿车4倍以上，特别是有的部门和人员还采取虚开加油、维修发票等手段，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严重，极易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监察局副局长杜黎明针对公车滥用现象如此表示。

　　据统计，每辆公车年消费额平均为8万~10万元，社会轿车每万公里运输成本是0.82万元，而党政机关单位公务轿车则高达3万元以上，运行成本普遍偏高。与此同时，机关单位公车使用效率仅为社会运营车辆的1／5~1／6，但运行成本却是后者的5~6倍。

　　中国对公车改革的呼吁与尝试，断断续续超过15年。这15年来，公车滥用现象不但没有被遏制，反而成愈演愈烈之势，其根本原因在于，各地、各单位的自订方案都不会向自身利益开刀，因此很难做到药到病除。有业内人士建议，针对公车改革，理应由全国人大制定方案，颁布严禁公车私用的实施细则，由各地严格执行，领导干部违反规定一经发现，一律受到纪律处分。正如叶青代表所说，不论结果如何，“免职”加“没收”总是可以起到限用的目的。(记者 王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