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前，国务院批转九部委《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若干意见》，要求对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多晶硅、风电设备等六大行业产能过剩或重复建设进行严格限制。国务院还警告：电解铝、造船、大豆压榨等行业产能过剩矛盾也十分突出。这里面没有汽车工业的事。

　　但是有关部门挖空心思要把汽车工业塞进产能过剩的黑名单。就在9月初，国家发改委再次发出汽车工业未来可能出现产能过剩的警告。其实同样的话从2001年就开始说了，但是汽车市场从当初的200万辆迅速增长到今年的1200多万辆，面对这样火的市场，很多产品供货不足，不能当时提车，需要消费者耐心等待。

　　根据发改委对汽车产能的调查结果，今年的产能利用率比较合理，接近80%，处于正常值区间。既然是这样，为什么还要告警产能过剩呢？有人认为今年汽车市场的快速发展，一定程度上是政策效应的结果。随着政策效应的递减和社会环境压力的加大，今后几年可能面临市场增长趋缓的局面。既然政策调整这么有效，恰恰说明长期以来我们的汽车税费“水平”太高了。汽车税费设置的初衷，是为了抑制汽车消费，上海的牌照费就是极端的例子，所以所谓的产能过剩，不过是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并不是需求不足，而是大量潜在需求由于政策的原因没有转化为有效需求。

　　另一方面，产能相对过剩恰恰是市场竞争的基础，特别是在一个高速发展的汽车市场，产能的增长应该先于市场的增长，否则就永远被动。

　　最近吴敬琏先生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经济60年》，其中谈到“2003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出现了过热现象，为了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中国政府决定采取措施促使经济降温。宏观经济是一个总量的概念、全局的概念，在发生了宏观经济过热，即需求总量大大超过总供给的情况下，就应该按照市场经济的常规，以汇率、存款、准备金等间接手段为主，进行总量控制，行政手段只能是辅助性的，而且在应用这种手段时，对它的局限性和副作用要有充分估计”。但是，当时“各级政府部门纷纷以‘宏观调控’的名义加强了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和控制，大大强化了行政力量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手段，而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则遭到削弱。英国阿克顿勋爵说：‘权力易于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会绝对地腐败。’原因是行政权力的扩张会导致寻租活动的扩大”。

　　有关部门负责人说，8月底，国务院出台的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意见中虽然没有出现汽车产业，但是参加国务院会议的几位部长都提出要高度重视汽车产业可能出现的产能过剩问题,到了2010年、2013年，汽车行业规划产能将大大高于汽车市场的需求。如不及时加以调控和引导，未来几年汽车行业产能利用率将出现下滑态势，产能利用率有可能低于70%，出现产能过剩的局面。其实多少年来，有关部门控制汽车产能过剩连程咬金三板斧都没有，只有一招：提高审批门槛。汽车产业审批门槛越抬越高，而汽车产能过剩的危机也越来越严重，这是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