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半年中国车市呈现出的整体“井喷式”的增长，让人几乎忘了从销量比重上并不占优的汽车出口。事实却是今年上半年我国累计出口汽车15.4万辆，与去年同期相比(下同)下降57.4%；价值21.5亿美元，下降53.4%。

　　这种强烈的反差让业内又在呼吁加大对自主品牌企业的保护力度(出口几乎由自主品牌贡献)，同时呼吁中国人买更多的中国车。

　　虽然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必然会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但以“爱国主义”来主导商业消费的做法确实还停留在侏罗纪时代，多少民族企业在遭遇危机时都希望假以民族主义大旗，而最后又因为这面大旗而丧失了改变自己的最后一次机会。

　　这不仅适用于目前处于追赶趋势的中国车企，同样适用于任何一个，甚至已经是主流企业的企业。近在眼前的通用破产重组实际上就是这种例子的最好证明。

　　在过去的80年里通用一直是世界第一的汽车企业，不仅拥有最好的资金力量和人力资源，还得到了政府的政策支援。曾任通用汽车首席执行官的查理·威尔逊在1952年的美国参议院国防部长听证会上说“有利于通用汽车就是有利于美国”，表达了通用汽车公司在美国经济中的象征意义。

　　但就是这种国家代言人的表态让通用沉浸在“自己是第一”的自满情绪中，无视消费意识变化与日本企业的挑战，拒绝改变。通用直到最近破产重组前也不承认日本企业能比通用做出更好的汽车，通用汽车公司的管理层不是以增加竞争力来应对日本企业，而是指责汇率和贸易保护主义，动员美国政府制造贸易压力的方式应对。

　　在日本产品步步紧逼的情况下，UAW(美国汽车工会)也是通过让日本公司不是出口到美国，而是通过在美国建立工厂创造就业机会的方式，给予压力。然而，结果是进入美国的日本公司采用无劳资政策，因而丢掉了底特律的就业，工会会员人数也迅速减少。

　　一个例子最能说明通用企业文化中所流露出的“汽车大国沙文主义”心态。2002年通用汽车公司的副总裁，也就是“产品大帝”鲍勃·卢茨发表了一些轻视消费者的发言：“购买外国汽车的美国消费者在选择汽车的取向上是有问题的……通用汽车和丰田或本田汽车生产的车辆在功能上或质量上是没有差异的。”而在发表言论的当天，通用汽车公司宣布召回150万辆小型货车，因而受到了来自媒体的批评。

　　包括通用在内的北美三大汽车企业的没落实际上是落入“温水煮青蛙”的陷阱，对市场模式与产业规范的变化未能作出适当反应。可以看出，不是倾听消费者的声音，而是无视消费者，或一味呼吁爱国消费，最终只能接受被消费者遗弃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