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23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一纸判决引起轩然大波：被告人孙伟铭，因无证、醉酒驾车被“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死刑。

　　消息传出，立刻引来各方激辩，且不论最终判决如何，此案折射出的当前社会存在的三重矛盾关系却值得深思。

　　矛盾一：量刑尺度弹性与社会贫富分化的矛盾

　　众所周知，法律量刑尺度具有一定弹性，可以从重或从轻判罚。以杭州飙车案为例，被告人胡斌亲属赔偿被害人亲属110万余元后，一审被判有期徒刑三年。孙伟铭家庭无力支付巨额赔偿金，不能给予被害人家属较大物质弥补，一审被判死刑。对此，很多人表示不能理解，甚至解读为“有钱撞得起，没钱撞不起”。

　　量刑尺度弹性之所以引发争议，实质反映的是社会贫富分化背景下的不同群体之间的心理矛盾。量刑尺度存在弹性本身并无非议，但当金钱成为了从轻判罚的“筹码”时，那些不具备这个“筹码”的人自然会提出异议。人们会觉得法律在向“富人”倾斜，失去的不一定是法律的合理性，而是社会的公平性。

　　矛盾二：公共安全意识强化与国人传统酗酒陋习的矛盾

　　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进步，与物质生活提高相伴而来的，是人们对精神生活的更高追求，包括拥有一个让人放心的公共安全环境。与此同时，交通肇事的最大“祸首”--“酒后驾车”却屡禁不止，传统的酗酒陋习没有得到彻底改变。在中国逐渐步入一个“汽车时代”之时，酒精也正在成为越来越凶残的“马路杀手”。据测算，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率要比正常状态下驾车高出16倍。正是基于这一思想，许多人坚定地站在了支持法院一审判决的立场上。

　　矛盾三：寻求“警示作用”与尊重个体生命公平的矛盾

　　讨论中，一些人认为判处孙伟铭死刑并不过重，认为这样才能对更广大的驾驶员起到真正的警示作用，才能够预防更多的醉酒驾车的发生。换句话讲，就是“乱世必须用重典”，对于醉酒驾车这一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现象，必须以重处某些典型的办法来换取更多人的安全。但也有人认为，寻求法律的“警示作用”，不能以牺牲个体生命公平为代价。刑罚并不是万能的，刑罚也不能从根本上终止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