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车免不了小剐小蹭，车主常不以为意——损失严重的，保险公司负责赔偿；损失轻微在免赔额以下的，自己花钱也不多。然而当你放心地把爱车交给4S店修理，并享受他们的“代理申请保险赔偿”服务时，很可能被利用骗保，“赔了夫人又折兵”。

　　小毛病招来大手术

　　维修店恶意毁车骗保

　　厦门的李先生2009年续保交强险时，发现保费涨了很多。这不是乱涨价么！他到厦门市保监局投诉，调查结果让他大吃一惊：因为他的车一年出险两次，后一次还较严重，保险公司才按规定上浮了他的保险费率。李先生十分不解：他的车明明只有一次剐蹭，只修了保险杠。可保险公司的理赔单证显示，第二次车祸十分严重！连发动机都换了！

　　公安机关介入才让真相大白。原来，当时李先生为图方便，将保险合同、身份证等一并交给4S维修店，让他们凭维修票据直接去保险公司“报销”。而这家“黑店”，在修完保险杠、理赔结束后，没通知李先生取车，而是派人开车出去又狠狠撞了一次，维修后再次到保险公司理赔，以“虚高”维修费用骗取保险理赔金。

　　李先生的遭遇只是车险骗赔案冰山一角。2009年，厦门保监局注意到，有一辆车一年内竟出险34次！维修次数高的车相对集中，而且就“认准”那十来家维修店；如果保险公司拒赔，车主也不起诉。难道是“做贼心虚”？公安和监管部门开始顺藤摸瓜。

　　诈骗团伙浮出水面

　　假案骗去当地1.5成保费

　　2009年某日，一辆轿车撞坏了厦门驻军某部营地外墙。值班战士把卡在车里的司机救出来，却发现他身上裹着厚厚的棉被。监控录像显示，他在车外转来转去，观察周围环境，上车后径直冲向围墙……

　　这位“不走运”的撞车手，是车险诈骗团伙里的角色之一。“他们分工很细，有修理厂老板、撞车手，有熟悉保险法律的律师，有伪造病历、虚开医药费的医生，还有里应外合的保险公司定损员。”厦门保监局副局长朱衍生介绍，维修店除了恶意损毁顾客的车辆，自己还养着一些名牌“老车”——比如奔驰、林肯等，因为零配件难找，保险定损价格很高；而他们真正维修却不一定用原牌子的物件，因此骗取的理赔金非常高。他们还利用各保险公司信息不对称的漏洞，一辆车多家投保。

　　“既要确保把车撞成预想的样子，又得保证自己不受伤，‘有技术’的撞车手很紧俏，车撞得越重工资越高。怕被气囊卡住，往往撞完车后再装上气囊，还穿得很厚，裹上被子。”朱衍生说。

　　有的修理厂还会买通保险公司的定损员，5000元能修好的损失，定损成8000元，共同渔利。“仅仅一个诈骗团伙，一年内制造假案130多起，骗取赔款近500万元。”朱衍生说。

　　2009年，厦门公安和保监局一举挖出十个车险骗赔团伙，加上其他的零星作案，估计骗赔涉案金额可达2亿元，占当地车险保费15%左右。厦门市一位政协委员调研后提出，全国范围看，车险理赔假案比例也大体如此。

　　制造隐患、提高费率

　　公众为“假案”买单

　　车险理赔造假猖獗，令部分车主对续保涨价莫名其妙，对车况一无所知，驾车隐患重重；全国车险业务整体上赔得一塌糊涂，多年爬不出“亏损”的泥沼；更严重的是，它在侵蚀所有车险投保者的利益，对道路交通安全构成极大威胁。可以说，所有公众都在为“假案”买单。

　　众所周知，保险运行遵循“大数法则”，即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保险公司赔款持续增加、入不敷出，会促使其提高保费，增加所有车主的负担。

　　假案频发，严重损毁公物、威胁交通安全。“在厦门，造假团伙摸索出一些能达到造假效果的‘理想’撞车地点。比如在某个高速路入口，他们常常逆行上线，去撞防护栏。再比如某个路口的大树，也是他们的重要目标之一。”朱衍生说，一旦他们制造事故时有行人、车辆，后果不堪设想。此外，还有一些专门“碰瓷”的团伙，故意去撞无辜车辆。

　　建立理赔信息数据库

　　“打假”尚需多方协作

　　从厦门打击车险骗赔犯罪看出，必须有统一的理赔信息数据库。如果各公司间的信息仍然不能“透明化”，诈骗团伙将继续藏在暗处。去年4月，厦门保监局汇总了近三年的车险承保理赔数据，并将相关数据提供给公安经侦部门，使可疑分子浮出水面，也为抓捕不法分子提供了必须的证据材料。

　　现在，厦门保监局已联合公安部门研发“反骗保信息对比平台”，可对14家保险公司20多万辆车的保险赔案和2000家维修企业的数据进行对比，从中筛选可疑车辆和可疑修理厂，实现“以车定人、以人定厂、以厂定案”。

　　破获特大车险诈骗团伙犯罪以来，厦门定损中心(14家公司集中定损点)的日均定损车辆由上半年的492台，下降到了326台，车险月平均赔付率下降了12.8%。打击假案的力度，直接关系保险公司的效益，加强数据信息“硬件建设”，保险业应不吝投入。

　　同时，必须全国一盘棋，保持高压态势，不能给犯罪分子“转移”或者流动作案的机会。此外，车险普通赔案常常两三千元，公安机关一般不予立案调查。因此，在很多省市，一些零星赔案尽管有诈骗嫌疑，保险监管部门也只能独立调查，取证难度较大，更没有搜捕、执法权力。“厦门经验说明，各部门必须加大配合，防止假赔案卷土重来！”朱衍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