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

　　“新年音乐会”对中国人来说是舶来品，甚至这个“新年”(阳历年)也是舶来的。虽然此前我们也直播过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但今年我们才真正感受到新年音乐会进入了我们的生活。不单是因为人民大会堂举办了新年音乐会，也不仅因为小泽征尔在维也纳用汉语遥祝中国人民“新年好”，而是因为中国成千上万的家庭围坐收看直播的新年音乐会，而是因为我们周围的很多朋友都携妻带子前往现场聆听，而且他们的语气坚定而快乐。这是真正的“与国际接轨”，是抒情且自然的融洽，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它成为了一个事件——一件大事。

　　F4演唱组突然就火了，4个青春年少的帅哥比李白更能在当代年轻人心中燃烧。听的时代真的不在了，视觉冲垮了其他一切的感觉站在了时代最前沿。保护眼睛，爱护视力吧。

　　周杰伦来了，我觉得他挺不错，他不像罗大佑有那么大的启蒙意义，但他却更真切，他嘴里嚼着口香糖，唱着含混的歌词，有文化没文化不大看得出来，但如果你细想，他其实是操着正宗当代前卫文化的浓重口音。

　　“2002迷笛现代音乐节”“五一”期间在香山脚下举行，47支乐队轮番上演。在一个远离城市交通不便的乡野，你能看到头发被梳理成一切可能的样子。草地上的晚餐，高举的手臂，磕磕碰碰的酒瓶，捏扁的易一拉罐，和一张张年轻而幸福的脸。这是年轻人的文化，年轻人的生活。广场音乐在国外早已成为年轻一代聚会的时髦方式，它开放、热烈、明朗、千锤百炼又历久弥新，它是一种生活，在艺术身边与艺术同行的生活，揭掉传统的盖子让青春迎风逆风飞扬的生活。相信年轻人吧，因为年轻所以他们自信，自信往往比传统的哲理更切合实际，哪怕是盲目的自信，也听得见热血流溢的声音。向年轻致敬！

　　“梦天游地”王勇作品音乐会果然不同凡响，王勇毕十年之功创造的这个“梦游”世界，让人兴奋且飘然。在这个10年里，王勇很好地解决了中西乐器兼容并包的问题，这是我们民族音乐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大问题。把中西乐器并置很简单，但若要使它们山水相谐却难于上青天，或流于表象，或入木却未达三分，但王勇做得很好，珠联璧合，骨肉相依。王勇在人声的使用上也做了许多尝试，他将蒙、藏、维吾尔语言语音作为一种配器配合进他的声乐交响，地方方言和国际通用语在十字路口交汇，共同流入深深的海洋。王勇的音乐大气磅礴，裂石崩云，那种激动人心的神气，像心脏的津动永不停歇。

　　张学友在北京的演唱会是一种“真空”的行为，老歌王的新胜利原本值得庆祝，但在此时此刻的中国流行乐坛却是一种悲哀——没有新人顶上来，歌坛还是那个歌坛，那个歌坛的光荣属于80年代老一辈。

　　第4届CCTV-MTV音乐盛典不再设“最佳歌手奖”是个进步，不管因为什么原因，这个行为本身都带有某种“自律”和“自知”的意味。中国现在“佳歌手”尚且难得，哪还有“最佳”呀！

　　中朝歌会上，当安七炫、李贞贤、“神话”、“NRG”出场时，场上的尖叫声有如风暴，而当我们的“一线歌手”出场，我甚至听到了嘘声，观众的心是怎被夺走的，检讨自己吧。我们的编舞太老套，歌手放不开，音乐过“老”过“正”，但最重要的恐怕还是态度，我们的歌手缺乏人家的职业精神，比如最后谢幕，韩国的所有歌手齐齐上台，而中国的歌手早已无影无踪了。这就是差距，这差距怎么补？！

　　雪山音乐节在云南丽江王龙雪山下举行，这个本该成为摇滚歌迷盛大节日的演出，主办单位却赔上了百万。演出是精彩的，气氛是热烈的，但如果摇滚乐永远不商业，那以后谁还敢再尝这粒“毒药”？全世界的摇滚乐都是商业“做”出来的，而不是艺术“做”出来的，所以我们做摇滚乐的人，除了要有“文化理想”，还应该有商业头脑。在商业时代，我们对商业的态度应该再宽容和大度些。

　　美术

　　韩美林在中国美术馆闭馆整修之前，做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大展览，展览动用了中国美术馆现有15个展厅中的13个。看来是有人想把他捧成艺术巨人，捧成“人民艺术家”。

　　国际美术界三大展之一的圣保罗双年展在巴西开幕，中国文化部首次组团参加，中国的6位前卫艺术家加入了巴西疯狂的狂欢队伍。中国的参展艺术家除曾浩外，其他都是以“架下”作品参展，看来“架上绘画”退居二线已是不争的事实了，无论好坏，这就是历史，这就是现实。

　　吴作人基金会因资金问题不得不卖画求生存，这是一个大的悲哀。我们的艺术家和艺术赞助商似乎一直没有配合起来，或者说中国目前还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艺术赞助商。中国的赞助商都去赞助中国尚不发达甚至是概念不清的娱乐了，而真有价值的东西却乏人问津，这不得不说是一种短视。我们被短视害得还不够吗？

　　油画《毛主席去安源》所引发的三起官司尘埃落定，我对其中的署名权一案比较感兴趣。法院裁定“此作品创意者不应具有署名权”，理由是绘画作品的色彩处理方法、点线连接组合方式、绘画技巧体现了绘制者“特有的”智力性劳动，所以执笔者才是作者，所以刘春华应独享这幅作品的著作权。这本来没有错，但问题是这幅油画的创作，是发生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那可是一个“集体创作”的年代啊！当然，这里面有一个很难把握的问题，即思想的价值，思想本无价，所以思想往往被认为是公用的，就像我们可以随意地引经据典一样，而另一个问题是，思想无价就可以无视思想吗？

　　达利这家伙又来了！达利再来是不是有点儿俗了？来北京前，达利的这374件作品先到了广州，广州人民愉快地拒绝了达利。达利曾经启蒙并鼓舞过很多“时代先锋”，但这些人已经老了，新一代人以谈论达利为耻。为什么？还不是因为知道达利的人太多了，被知道太多的东西不能成为“新时代”的谈资。我还是去看达利，达利不是用来被知道而是用来看的，看看还是会有收获。

　　王广义、张晓刚、方力钧三个中国前卫艺术的代表人物，在深圳何香凝美术馆做了一个“准大师的回顾联展”，这三位在海外为中国人争足面子的艺术家，在中国竟乏人喝采，你说这是为了什么？！

　　“中国三年展”搞得乱轰轰，“广州三年展”也不平静，“上海三年展”更被人指为是跟风的行为，而听说“北京双年展”已在筹备。现在，我们已学到了人家的形式，该是学人家神髓的时候了。

　　前卫艺术

　　世界杯足球赛期间，在中华世纪坛举办了一个名为《中国当代艺术家们的足球世界杯》的展览，这个展览的英文名是let's go。这是一个凑热闹大家一起来欢乐的展览。参展的艺术家大多是中国前卫病态术界的名家，这次他们集体“下海”为足球专业写作，真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看来中国的前卫艺术家，已经开始摆脱了“前卫”那苦难深重的阴影，走出了“前卫”的大泥潭。以轻松的心情面对现实，也是中国艺术家的一个进步；而以玩的心态对待创作，更是中国艺术家的一个大彻悟。走出哲学玄奥幽闭的义理，真进火热的生活火红的年代。

　　艺术界的“长证”系列活动轰轰隆隆的举行，这个以播撒艺术种子为宗旨的活动，7月由江西瑞金出发，沿红军长征沿途举办各种展览展示，成为中国前卫艺术史上空前浩大的一场人民战争。不管其效果如何，这个事还是可以大书一笔的。

　　几个艺术家在农展馆做了一个名为“丰收”的展览，为山东栖霞苹果节揭幕。当代艺术服务于商业活动正在中国悄悄兴起，这是个值得重视和赞赏的话题。在中国当代艺术远离商业远离人民长达20年之后，类似的举动让人重又看到了艺术干预生活的曙光。但愿“象牙塔艺术”和“冰窖艺术”越来越少，而明媚的“大地艺术”“阳光艺术”越来越多，人民和艺术家都需要温暖，艺术和商业也要比翼齐飞，只有这样，生活才会真的“五彩斑澜”。

　　摄影

　　伊门道夫在中华世纪坛办展，这是西方首位“活着的大师”在中国举办大规模个展，伊门道夫是德国新表现主义的代表画家之一，他的作品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轰动世界。他的作品坚强有力，排山倒海般将那个年代推倒我们面前。

　　平遥国际摄影节是一个典型的大而无当的“群展”，艺术性无从说起，小商小贩小农意识强烈。我一直认为中国的大展不负责任，无论是“三年展”还是“双年展”，都是展现策展从一统江湖野心的战场。而众多的日常性的小展，反而是推动艺术车轮向前进步的动力。

　　话剧

　　《淮家老婆进错房》、《涩女郎》、《为你化作流星雨》等几部带有明显喜剧成分的话剧上演，这暗示着一个方向——相声已日趋式微，话剧正在积极努力争取取代相声的地位——用笑声把观众留在剧院。我个人的意见是，只有有说有笑的话剧才能留住“最后的话剧观众”，其他的就让电影和电视去完成吧。这不是悲观，是我眼中的现实。

　　孟京辉的《关于爱情归宿的最新观念》与他以往的戏有了一些不同，这不同倒好像不是孟京辉的刻意而为，而是时代“强加”给他的。孟京辉是个有妄想狂的人，他最怕落后于人。孟京辉还是个善于博采众长的人，于是孟京辉也是我们时代最活跃的机会主义分子。数码影像、装置，丰江舟的音乐、断裂再修复的结构，这些孟京辉新戏中的新元素，都是当前中国艺术中的活火山，孟京辉信手点燃。孟京辉的拿来主义没问题，也达到了一些效果，问题是孟京辉的拿来主义过程尚未完备，很多地方存在接点不实或硬性插播的伤口。故事是一如既往的平凡中有些怪诞，不难懂。语言也一贯的诗歌加调侃，表演也不错，错只在过场的“后现代表现”，太过繁琐和冗长，是表现手法和内容的距离出了问题。另外，我觉得孟京辉戏中的集体和个人演唱可以不必要了，这种形式曾是一种“新的生产力”，而现在已成为“落后的生产关系”，可以休了。

　　看了太多标榜“实验”“先锋”的话剧，别再硬着头皮叫好了，想轻松一下就去看赖声川的《他没有两个老婆》，编导演都不错，不沉重，让人憋着不乐都难。这出戏没有运用太多的时髦的声光彩效果，基本上就是以语言和表演两个语剧“最基本”的要素感染和打动你，它类似音乐中的“不插电”——回到话剧本来的出发之地。有时候原地踏步就是比长距离奔跑更有效——这也将从养生角度才说得通，但就是这样。

　　电视

　　号称“没有任何业界参与、完全民间立场”的“中国电视节目榜”评选如火如荼地进行。现在“民间”一词正越来越多地被使用被借用或者被误用，说明的确有一种新的力量在迅速地凝聚和成长。这种力量不是来自一个方面，而是多角度多层面的，是一种指向性很强的集体无意识。过不了两年，中国的文化界一定会发生一场“惊爆”的文化运动，它的性质和命名大概都会与“民间”有关。

　　闻听《围城》要拍续集，拿什么拍？那还是《围城》吗？

　　十多年前曾被热炒的“才女石评梅”，又一次在电视剧《生死之恋》中亮相。十年前，中国的物质生活还远不如今天丰盛，人们只要抓到一根“精神的稻草”，就会迅速将其变为粮食，庆大成“理想的天堂”。所以，石评梅在十年前成了一个传奇。“今天的石评梅”更多地以“爱情对象”示人，这很好，也很无奈，今天的精神世界，爱情挂头牌，相信爱情已很不易，这是物质生活对精神空间的侵略。

　　全世界都在直播的埃及胡夫金字塔探密，是一个大的玩笑。一个洞套一个洞，然后不了了之，这让人不得不怀疑这是一个商业行为，是电视台赚取广告的一个阴谋。商业时代一切以商为主，于是文化和科技都成了商业的同谋。所以，我们千万别太在乎结果，这种结果，生定是虚幻或魔幻的。

　　文学

　　钟敬文逝世。钟敬文是中国民俗学、民间文艺学和神话学的领路人，是将学术平民化的倡导者，是我最尊崇的当代大儒之一。他的“百姓创造中国文化”的思想令人景仰。钟敬文先生对于中国文化社会各阶层的分析，包括起因、发展、融合、传承、影响的理论，让我们这些热爱流行文化的后进，找到了踏实且扎实的“文献出口”。为钟敬文先生的去世起立默哀。

　　《大家》杂志搞评奖，选了金庸和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的主持人李潘做评委，一时沸沸扬扬。其实评奖这事儿别太认真，连诺贝尔奖也屡屡被人说东道西。评奖当然要炒作，炒作了才有影响，有了影响就权威了。世界上所有权威的奖都有名，什么诺贝尔、格莱美、奥斯卡、嘎纳、威尼斯，没名的奖算什么奖呀！没名的奖谁理你呀！即使是纯文学奖也得先出名，出了名才有“严肃”的资本。

　　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病相报告》一脱稿就引来出版社的争相围剿，显然贾平凹已经由一个“经典作家”步入了“畅销书作者”的行列。这也是一种历史。我曾经很喜欢贾平凹的小说，遍寻文学杂志去读，但自《废都》起，我的这种热情没有了，可见到他的书我还是买，买回家“随便乱翻书”。这不是流行的错，是我们头脑中对“流行”和“娱乐”的误解造成的。其实到今天为止，我敢说，中国人还没有体味出“流行”和“娱乐”的真正含义。

　　《收获》杂志要为华语作家开出“百万大奖”的消息，怎么听怎么看都不是很对头，因为中国作家根本“不需要”这一百万，这一百万的提法明显脱离了中国的国情。年轻的、尚未出道的作家，给他一百万让他“升天”一定不是好主意，功成名就的中青年骄子，必定早已同商业联姻，一百万对他们来说已成过客，老作家有国家养，给他一百万他也不会花。一百万对于中国的文坛又是一个“大跃进”，你奖个10万8万是个鼓励，奖一百万就绝对有摇奖的嫌疑了。在中国文坛尚未成熟之时，重奖未必是福。

　　巴西作家保罗·科埃略来华虽然没有引起轰动，但却似乎也是一个好的现象的延续——这两年又陆续有一些大牌作家来华访问了，阿兰·罗布一格里耶，大江佳三郎，特朗斯特罗姆，不管他们是出于什么目的来华，都应该是个好现象——中国的文学与世隔绝太久了，这与中国的文字语气有关，但又不仅仅与此有关。中国文人因清高而清贫，因独立而孤立，因自信而自负，因自负而自绝于世界。

　　孙犁，一个与时下似乎没有太大关系的人、作家，他走了。孙犁这个名字好像早就与眼前这个“新时代”无关了。谁还知道《荷花淀》，关键在于知道又有何用？孙犁没有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符号”，因为他在“符号学领域”不受重视，因为他固执地追求和热爱传统，他从不是“愤青”，从不反文化。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在文化上不“反”是没有地位的，不“反”的人是被“时代先锋”所不齿的。这是一个正话必须反说的时代，这是一个宁死也不能苟同的时代。所以，这个时代的文化是非常小气的，容不得“执不同政见者”，也容不是站在多数人一方的“冥顽不化者”。孙犁是个长者，有老先生的风范，我小时候受过他的教育，到今天我依然尊敬他，因为历史只能是延续，而无法跨越，所以，我为他默哀，愿他走好。

　　学术

　　北京大学的博导王铭铭因抄袭美国人类学家哈维兰的著作《当代人类学》而成为新闻人物。我没读过王教授的《想象的异邦》，也不知道他老人家抄成个什么样，但天下文章一大抄是个公理，只要抄得巧妙，抄得还有自己的观点。你看现在唱片业的企宣稿，哪一篇不是抄来抄去的？

　　考古

　　中国的考古有令人兴奋的发现，首先是湘西龙山县里耶古城出土了两万枚秦筒，上有20余万文字，这使得原本只有只言片语记载的秦王朝忽如一夜春风来，正面直对饕餮盛宴。原本我们对秦王朝的印象，大多是由想象虚构“天方夜谭”出来的，现在我们多了生些干货，骨头上长肉了，秦王朝丰满了。其次是安徽的唛家滩原始部落遗址被确定为中国最早的城市，它始建于5500年前，真够早的！与之相对的是我们应该好好研究一下，我们今天的城市何时才能追上世界发达城市。

　　曲艺

　　鼓曲大师骆玉笙辞世。中国民间曲艺的代表性人物“小彩舞”骆玉笙，是因为在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中演唱《重整河山诗后生》而重新焕发艺术青春并广为人知的。因此，可以说是一部《四世同堂》的电视剧，延长了一个曲种的生命。现在，骆玉笙西归，她会不会“把一切又都带走”？我们还有什么办法留住她所代表的艺术？让过去的东西留在博物馆变成古董并不难，难的是让旧东西再鲜活起来，在新时代再流传。民间曲艺毕竟是我们的珍贵遗产，是我们区别于其他种姓民族的光辉标本。

　　节日

　　纪念李白诞辰1300周年系列活动大规模的展开，这是我印象当中对中国历史文化名人最隆重也是最通俗的一次纪念。娱乐介入“严肃活动”，说不上是历史的进步，但却清晰地表述了历史前进的轨迹。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象征，这是一个娱乐时代，这个时代不会再有李白了，于是李白蜕化成为符号，或者说是浓缩成偶像，成为了一个背景。但是李白又是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他像一座永远只可仰视的纪念碑，停驻在我们心中。纪念李白与振兴诗歌无关，当代诗歌早已与李白风马牛了。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博导李柱在湖北省政协8届5次会议上，再次提议将孔子的诞辰(农历八月二十七日)定为我国的“教师节”。这个提议李教授已经提过3次，也是个不错的想法，问题是我们将9月10日定为“教师节”已历17载，变更节日如同迁都，不是一个小事情。再说孔子的名衔很多，是不是“教育家孔子”就最有代表性呢？孔子还是音乐家呢！而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思想家和硕儒存在的。

　　公共图书馆不再有假日是一个好消息，图书馆本来就该像商店一样，它也是个被索取的地方。图书馆甚至应该开成24小时，像“7-11”连锁店，这样它可以收容很多夜不归宿的人，会有很多人深夜在这里成长。当然，图书馆不休息了，还得培养人们进图书馆的习惯，就像进博物馆，中国人对日常进入这些地方还心存疑虑，这又有些像买碟回家还是进电影院。

　　湖南永州为柳宗元诞辰1229年做了生个大型的祭扫活动，永州市长刘爱才亲自焚烧祭文。用传统的方式祭奠先民，在近些年重又蔚然成风，而似永州由市长亲历亲为的可能尚属罕见的。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政府应担负起更多的责任，对民族优秀文化的彰显，是一个国家文化现代的标志之一。“复古”与“现代化”一纸之隔，有时候复古就是现代化，就像那句话说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世界需要你，是因为你与众不同。

　　电影

　　北京电影学院78级的同学聚会被媒体炒得比钢花还热，中国的“第五代”羡煞旁人。其实树碑立传不是坏事，何况这帮人也有这个资格，只是时间是不是早了点儿？过早的盖棺论定对谁有好处？

　　国家允许私人开电影院，这个进步可以用“飞跃”来形容。这些年来，中国电影的发展不可谓不快，但是速度够了，可每年真正能与观众见面的影片却并不多——因为“档期排不上”，这里面的原因主要是中国的电影发行商对中国本土电影的商业价值缺乏信心。也许私营电影院可以填补这个“空缺”。当然，私营电影院更大的意义，也许在于它为电影业真正的百花齐放提供了物质上的可能性。

　　宫崎峻的动画片获得了本年度柏林电影节的金熊奖。对“真人”表演的期待与崇尚，是中国观众仍停留在抒情的牧歌时代的证明，也是我国电影工作者落后于时代的表现。对现实生活“极度地”“过分地”关注，使得中国电影单调而陈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减了电影的力量，或者说也忽略了电影本身更丰富的内涵和外延。对高科技和想象力的忽视，使中国电影在走向世界的同时，也走进了另一个“闭关锁国”的圈套。所以，开发多样化的电影类型，是我们现在急需要做的事情。

　　周星驰虽然是以一部烂电影《少林足球》获得香港电影金项奖的，但仍然可喜可贺，我觉得应该把最大的奖全都颁给他，权当“终身成就奖”，因为周星驰的名字，已经成为了这个时代一个有多重语义的词汇，它表述了这个时代的某种特征。周星驰已经无需再表演下去了，他做得已足够，他缺的就是这样一个隆重的对他表示敬意的仪式。

　　侯孝贤要拍武侠片，够新鲜的，这个一贯的“精神文明”的建设者，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体育活动”可是需要良好的体能的。更新鲜的是他老人家居然还要接拍《流星花园》的续集，这种老来俏的样子和做法，很招一些人的反感。有人说侯孝贤老糊涂了，从《千禧曼波》就能看出他的堕落。有人说他的这种急功近利，会毁了他的一世英名。我倒是想替老侯说两句。人老了尚求新，活到老学到老有什么错？向处女地进军，是人类拓荒的本能。张艺谋也拍了贺岁片，王家卫一直用偶像，好或者不好都只是行为而非最终的结果。再说英名是可立而不可摧的，只要立起来，立住了，大地上就永远有它傲然的身影。应该说“英雄出老年”是20世纪以来世界艺坛的一股灼热洪流，很多作家、艺术家浓缩人生精华珠圆玉润的作品，都来自他们生命的晚期。

　　中影公司翻出一本陈年老账——1998年花大价钱买的《落跑新娘》，时隔4年，当这部电影的盗版光碟早已满天飞舞时，这部本来应时的电影拷贝也就变成了一堆废品。我们的文化产业本就短缺资金，这种随意的浪费简直令人切齿。

　　徐静蕾集制片人、导演、编剧、主演于一身的电影《我和爸爸》，3月20日成为首部由电影局批准立项的、无需再与电影制片厂合作的“独立出品”的国产电影。从表面上看，这只是电影界内部的一次“机构改革”，但如果联想从若干年前开始的媒体革命的路程，你就会对电影界的这项举措，抱很大的信心。当然，在抱有信心的同时，还应连耐心也一块儿抱了。中国电影是到了全民皆兵全民参战的时候了，对民间资金的吸引和接纳，将直接影响中国电影的未来之路。艺术不是靠保护生存的，艺术需要一个安全而富庶的地方寄生。

　　A-G艺术院线在经历了半年风雨后，终于风停雨住地谢幕了。A-G院线当初在中国的草率上马，很有些像中国流行歌坛的“94昌进”，灭亡或者叫暂歇是注定的。我们对理想主义结果的期待，远远大过了我们用现实主义眼光的度量，这造成了我们必须接受的壮烈的英雄主义下场。

　　张元拍《江姐》引来媒体纷纷质疑，大致是说他越来越通俗、越来越商业了，之类。这挺奇怪，其实这个问题应该在张元拍《我爱你》的时候问。他拍《江姐》在我看来是他的“回归”，不是吗？翻拍革命现代京剧很时髦吗？张元重又站回他的老位置，用“边缘目光”审视生活了。如果追索张元拍《江姐》的动机，我想大概是他受了前卫美术和实验戏剧的影响。

　　《寻枪》挺好看的。在《寻枪》公映前，很多媒体都纷纷发表各路评介文章，盛赞其“新鲜独到”。可惜它的票房并没有预想的那么好。不能说这部影片不好，也不能说这部影片的炒作不到位，也不能说影评人和记者都是瞎子，关键在于观众，观众不买账。这不再是一个精英的年代，这是一个百姓的时代，百姓是所有艺术和商业的真正上帝——这是一个人民真正当家做主的时代！

　　昆汀·塔沦蒂诺来北京拍电影，让电影专业的学生和发烧碟友欣喜。昆汀的电影与西方的前卫艺术是同步的，那种拼贴式的黑色幽默，很得一些知识分子或干脆直接称“小资”的喜欢。如今，这种知识分子或说“小资”在中国特别多。这好吗？

　　刘晓庆被捕了，这事儿不知该怎么说。

　　本届威尼斯电影节因为没有中国电影角逐“金狮”，因此媒体对它的关注还不如去年，其实它是一个错误。我们所炒的应该是一个商业的艺术，威尼斯电影节是一个还算大还算重要的事儿，别被“本位主义”的条条框框捆住了手脚，别以为那是别人的事儿，现在别人的事也是自己的事儿，是大家的事儿，你不把它当事儿，那可能美国就把它当大事要插大手了。

　　参加威尼斯电影节的华语电影受到了普遍的冷落，在全世界电影都为观众考虑走向大众的时候，华语电影偏偏要注小众的小巷里面走，真不知是为什么。似乎华语电影只有贴着“非商业”、“纯艺术”之类的标签才光荣才动人。

　　孟京辉的电影处女作《像鸡毛一样飞》令人大失所望，我认为它简直就不能算是一部电影，最多是个半成品，它不具备一部电影起码的“工艺水准”。说什么“先锋”、“前卫”、“实验”都没用，那玩意儿需要一个最基本的“技术”支持，丧失了这种支持，一切都变得毫无意义。“先锋”应该具有一种“向前钟”的姿态，而孟京辉的这部电影却是未飞先折翼。孟京辉更像是一个电影发烧友，在按自己的意愿欣赏并解构一些“残片”。

　　《英雄》、《天地英雄》、《周瑜的火车》快上演了吧。

　　来源：华声视点 作者：黄燎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