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2月13日电 今天是30多万中国人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中遇难65周年忌日。中国青年报今天发表长篇报道《苍天回眸———百位幸存者的证词》，祭奠遇难同胞。摘引如下：

　　百位老人的证词证实：日军实行的是军事恐怖主义

　　今夏，本报记者组织南京理工大学8名同学，自筹资金，走访南京栖霞区、江宁区的百位老人，对当年南京大屠杀进行又一次调查。

　　1937年12月上旬，侵华日军进攻南京，在外围遭到中国军队的抵抗。8日晚开始，中国军队被迫退守(复廓)核心阵地，南京东部外围的复兴桥、汤水等地陆续沦陷。凭借优势装备和空中支援的日军，在日后的攻势中，每侵占一地就开始烧、杀、抢、奸，实施了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

　　栖霞区的老人王利民还记得，当他躲避日本兵逃难到栖霞山上，回望村庄，已成一片火海。长林村王立永老人则向记者描述说，日本兵从仙鹤门到横山嘴，烧；到杨石桥，烧；到陡山，烧；到龟山，烧；日本兵走到哪里烧哪里。日本兵到韦山住了一夜，转回东长林，又烧了几十家。

　　西花村有一个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二三十间房子，全被烧了，一点没剩。西沟村的房子大部分被日本兵烧毁。正如今年本报发现的辛德贝格写于1938年2月的信中所记载的那样：“(从栖霞山到南京城)一路上，看到的是四处的废墟。所有的村庄都被烧毁了。”

　　“真是禽兽！”江宁区东流村82岁的孙奎庭在接受调查时说，“冬月十五，日本兵到村上连杀了五六个人。老人、小孩都杀。我亲眼看见一个日本兵(用)刺刀扎进一个小孩屁眼里，然后挑起来，那孩子疼得直叫，那个日本兵哈哈大笑。”在调查中，我们不止一次听到类似的日本兵残害未成年人的暴行。

　　侵华日军不止是一枪把人打死。

　　———孟北村的苏立芝老奶奶提供证言说，在同兴附近山上，有4个老头老太太被杀害。几个小伙子反抗，其中一个人的头被日军砍下，眼睛鼻子都被挖空了。

　　———东花村的杨洪兴还记得日本兵抓走马仁义等20几个人拉船，拉船到江边后，日本兵让他们挖坑跪下，然后在后面用刺刀捅，马仁义见势不好，撒腿就跑，未被日本兵枪弹击中，死里逃生。

　　———日本兵还强迫中国人活埋自己的同胞。家住仙鹤门附近的85岁的老人孙继华说，(1938年)正月十五，日本兵要我们到池塘中把老百姓浸在水中防止被烧的家具捞上来，供他们烤火。然后让当地人活埋我们。因埋得不实，日本兵走后，我捡了条命。

　　———摄山镇的徐继安老人提供证言说，日本兵抓住一个姓黄的人，在池塘掏了个洞，让他往里钻，最后把他冻死、淹死在那里。

　　———兴隆村的王德全老人说，日本兵让一个叫万正坤的人带路，万不肯，被活活烧死。

　　———东阳街的许广发证实说，驻在龙潭中国水泥厂内的日本兵，把他们认为是中国军队士兵的人“头套起来，放狗咬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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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林山村，90岁的郭世美被抓走的哥哥郭世荣至今未归；在西沟村，陈宗尧的父亲被日军残杀于东阳黄泥巷；在李家岗，当陈家宝来到日军屠杀他大哥等10多名乡亲的现场，难以压抑的苦痛涌上心来；郭村的周道凤的伯父和父亲被抓后至今杳无音信，失去家人的周道凤从都市女童沦为农村童养媳……接受调查的百位老人讲到当年的苦难，不少人干涸的眼窝又溢出老泪。

　　这一切让我们调查者心灵受到极大震撼，实在不愿让老人们再忆及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与记者一同调查的岳春晓说：每天的调查，都让我们内心充满矛盾。大屠杀中遇难同胞的亲人，没有得到过任何补偿，只能通过确凿的证词，申明那一段有人要刻意掩盖的史实。

　　在去年“9·11”事件中，数千无辜的人牺牲，全世界为之震惊。而在65年前的那场屠杀中，南京及其周围地区，有数十万无辜的人不幸遇难。

　　早在65年前的1937年12月27日，金陵大学应变委员会主席贝茨博士在致日本驻华使馆官员的信中就指出，侵华日军在南京实行的是军事恐怖主义。本着人道、公理、良知和正义，他曾直率地向日方抗议说：

　　“所有民众的生活充满痛苦与恐惧，全由(日军)士兵造成……两周军事恐怖主义之后的丑行依然如故。”

　　百位老人的证词证实：国际友人提供了切实的庇护

　　“你们不要乱跑”，至今陈德发老大爷还记得会说中国话的京特这样叮嘱过大家，“这里很安全，出去就不安全了。”

　　时在江南水泥厂的丹麦人辛德贝格先生、德国人京特(Karl Guenther)博士等在该厂厂外南北两面设难民区。据本报最新查阅到的史料，两位外籍友人是1937年12月4日，分别以丹、德两家公司代表的名义赶到江南水泥厂的。京特等人一面组织红十字会，组织农民埋葬无人过问的尸身，一面从同年12月11日开始收容难民。

　　记者新发现的一份1938年4月的史料记载说：“(1937年)12月9日战事迫近栖霞，公路附近，竟成一片焦土，农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因此来(江南水泥)厂避难。”

　　桦墅村周忠丙等人回忆说，当时工厂难民区有人专门站岗、巡逻，日本兵一过来，就有人打电话或去(江南水泥厂办公)楼上叫“大鼻头”的外国人(指德国人、丹麦人)。

　　当时，江南水泥厂难民区是许多妇女免遭奸污的最后庇护所。栖霞山火车站有日本兵，到难民区拖妇女。“日本鬼子来的时候，‘洋先生’旗子一招，鬼子就不敢来了”。郭世美、陈光琪两位老人还记得当时的情景，“有日本兵来糟蹋妇女，报告厂里外国人，丹麦人就扛着旗子出来，说几句(外国话)，日本兵就走了”。东流村79岁的张翼才回忆时带出一份感叹：“日本兵一来，德国人就拿着猎枪把着门口，日本兵就不敢进来。那位德国人是个好人啊，他救了多少条人命！”

　　栖霞区老人王利民在寄给记者的一份书面证词中说：当年该村的竺洪氏，“住在村头的房子被日本侵略者烧掉，回来想看一下。听说有日本兵在村上找‘花姑娘’，她见势不好，调头就向江南水泥厂方向跑。因为只要跑到江南水泥厂的难民辖区，日本鬼子就不敢胡作非为。因心慌力竭，在过一处田坎时无力跃过，被日本鬼子一枪打死，死时才33岁左右。”

　　虽然日本兵不敢在江南水泥厂难民区胡来，但是据老人们回忆，那时难民区妇女要到山上割柴，日本兵用望远镜看见了，抓住妇女就强奸。桦墅村秦乾道老人还记得，有一天，一名30岁的妇女在栖霞山边割柴禾，并牵着毛驴去驮，一个日本兵看到欲行不轨，被德国人(京特博士)出面制止，并要求那个日本兵想要毛驴就把枪留下，结果那个日本兵只好作罢。

　　京特不仅救下割柴的妇女，还救下江南水泥厂留厂的员工和附近的农民。那是1938年1月中旬，江南水泥厂夏毓华和同事王长顺在该厂北面的摄山镇附近，被日军抓夫。

　　那时，日本兵“在役使了一批民夫后，就把他们杀掉，然后再去抓另一批”(红梅村李桂英的证词)。在栖霞，日本兵曾把抓去拉船的20几个人杀了(东花村杨洪兴的证词)；在江宁区“有好几个被日本兵抓去挑被单的人都被他们杀害了”(孟北村戴信芳证词)。

　　王长顺等人知道被日本兵抓夫是九死一生，便在押解途中逃脱。躲过日军的追捕，跑回江南水泥厂。

　　京特得到王长顺的报告，马上问其他被抓的人的下落：“往什么方向去了？”当得知往龙潭方向去后，京特随即从工厂驱车，一直追到九乡河附近的四段圩，才追上抓人的日本兵。

　　“他是我们工厂的员工。”京特指着夏毓华对日本兵说，随即他又指着其他3个人说：“他们也是。”

　　其实，其他3人并非江南水泥厂的职工，而是附近的农民。日本兵看看京特戴的有德国标记的袖章，只得放人。

　　夏毓华的儿子夏筱年、女儿夏艾芳的口述，与记者查找的一份1938年4月的油印史料吻合：夏毓华“(民国)廿七年一月中旬被(日本兵)拉至龙潭力役，经驻厂德人(京特)营救回栖(霞)……”

　　难民们的生活状况十分悲惨。外面下雨下雪，难民草棚里面就漏，到外面烧饭还得打着雨伞。难民们冒险回家取烧剩或藏起来的粮食，常遭日本兵枪击。辛德贝格曾做过这样的记载：“他们失去了一切，几乎是一些赤贫的人……住在自己用稻草搭建的小窝棚里。丹麦国旗保护着他们，但问题是没有足够的食品。只有上帝才知道这些可怜的人是如何苦熬度日的。”1938年3月上旬的一份丹麦报纸，报道南京情况时，用了“饥馑威胁着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的标题。

　　“难民没粮食了，”夏毓华向京特博士反映。“但是又不敢回家拿，怎么办？”

　　京特说，你拿上德国旗，把各家粮食收来，厂里用银元买下，再发给难民渡过难关。

　　辛德贝格想尽一切办法把难民的情况告知外界。1938年2月3日，他驾车从栖霞一路颠簸到南京，将“亲自处理”、“经过多次核实”，记录日军从1937年12月14日至1938年1月27日的暴行共26个案例，送交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秘书刘易斯·斯迈思(Lewis S.C.Smythe)博士，后由这位博士签发送交日本使馆。当天，辛德贝格又将春节前栖霞寺和尚执笔所写的《以人类的名义致所有与此有关的人》的和尚与难民的抗议信，送交给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拉贝(John H.D.Rabe)。

　　由于道路被坦克压毁，手榴弹、炸弹和地雷也将路面炸的百孔千疮，不少路段还横贯着一条条战壕，辛德贝格驾驶的“道奇”坏在了南京。他只得另借了一辆车，冒着一场猛烈的暴风雪回到江南水泥厂。2月5日，他再次来到南京，向德国使馆南京办事处罗森博士报告了觊觎江南水泥厂的日商派员来厂的情况，还把一封纪录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及中国难民苦难的信，寄给他在家乡的一位朋友。1938年3月6日，丹麦报纸披露了辛德贝格这封信的部分内容。

　　二战结束后，中方遣返德侨。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粮食委员会主任韩湘琳为京特在战时的行为作证。江南水泥公司常务董事会也指示经理们打报告留下京特，京特被特许留在中国南京。于1938年春从上海回国的辛德贝格，在当时中国驻日内瓦总领馆接受了“中国民族英雄”的荣誉，他的护照还被当时的领事官员标注有“中国之友”的字样。

　　辛德贝格和京特已分别于1983年、1987年在美国和德国作古，但是至今南京栖霞、江宁的老人们还在感念“德国老昆(“京特”曾被译为“昆特”)”和“丹国人”人道主义的恩德。

　　百位老人的证词，不少都忆及这两位国际友人，提到江南水泥厂难民区都说那儿“保险”。这在调查者脑海中构成了一幅对比鲜明的图画：1937年冬至1938年春，人道、公理、正义与兽道、残忍、邪恶，曾经在南京栖霞山下尖锐地对峙过。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已经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国际友人珍视生命、维护南京难民生存权和妇女尊严的事迹，以及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见义勇为和国际主义的精神，至今仍闪烁着耀眼的光辉。

　　百位老人的证词证实：“罗森档案”记载的是铁的事实

　　江宁区桦墅村86岁的笪英芳和79岁的秦乾道等老人，至今还记得：日本兵是1938年冬月初五下午来的，先在庙山和中国军队打了一仗。老百姓听见枪炮声，大多开始跑反。村民严兴道，入赘外村，回家探亲，日本兵来时没能走掉，被他们杀害。

　　该村目击者曹成英等老人说，当时，村路边理发店的“张剃头”(张广玉，理发师，扬州仪征人)正在锁门，日本兵一看他手上没有老茧，腿上有疤，就认为他是军人，端起刺刀，捅进他的胸口。当时“张剃头”胸口淌了很多血，倒地时人还没有死，日本兵上去又是一刀。张广玉、严兴道的尸体被埋在村子西南角。

　　桦墅村村民们回忆，在日军大屠杀中，该村被日本兵杀死的无辜村民，还有秦乾高、秦乾友(八九岁的孩子)、秦汉英、于家杏、林小兔子、戎哑巴(戎国×）、小三毛(毛××)、陈德兴；被打伤装死逃过一劫的有苏宝生。跑反时，小孩啼哭，怕引来日军连累乡亲，忍痛溺毙的还有几个孩子。大规模屠杀结束后，被日军开枪打伤，缺医少药而死的有周扣宝。

　　其中，1938年正月，日军就连杀了该村6人。秦乾高被日本兵抓去送豆腐后遇难。戎国×被认为是装哑被杀。还有人胳膊上有牛痘疤，被认为是子弹擦伤而被杀。这印证了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约翰·马吉(John G.Magee)牧师，关于桦墅村曾种过牛痘的村民，被日本兵认为是弹伤的疤痕而被杀死和伤害的记载。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德国驻华使馆南京办事处政务秘书乔治·罗森博士(Dr.Georg Rosen)向德国发回不少记录日军暴行的外交报告。1991年，德国档案馆波茨坦分馆公布了这些报道，被史学界称为“罗森档案”或“罗森报告”。其中1938年2月26日第21号报告附了南京江宁县难民代表给在江南水泥厂的德籍卡尔·京特博士(Dr.karl Guenter)、丹麦籍辛德贝格先生和美籍马吉牧师的求助信，记载了部分遇难者的名单。由于汉译德、再德译汉，所以“罗森报告”中的地名、人名很难译得准确，这成了困扰中外史学界的一个难题。

　　今夏，本报记者率南京理工大学8名同学，首次从茫茫人海中核实了“罗森档案”中所附遇难者的准确姓名和村名。核实“罗森档案”中的“桦树村”即“桦墅村”(日本大月书店出版的，石田勇治编辑、翻译的《资料ドイツ外交官の见た南京事件》中译成“华苏村”)，“戚汉林”即“秦汉英”、“于家山”即“于家杏”、“戚强浩”即“秦乾高”、“程石原”即“陈德兴”，“林小驼子”即“林小兔子”。

　　调查证实，当年村民们的报告十分真实，但未将遇难的儿童和在本村遇难的外地人、外村人统计在内；同时查明，“梅牡(墓)村”、“下发新村”、“回下村”的准确村名及这些村遇难者的准确姓名，并取得了遇难者的乡亲和后代的证词，得知了他们遇难的详情及墓址。目前，“罗森档案”中经我们核实清楚的已有20多例，希望这些遇难者的真实姓名有一天能铭刻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哭墙”上。

　　然而，当年写求助信的难民代表，10多年来被译成“皮德侯”的人，他的家庭又在何处？

　　在南京东郊几十公里的范围内，本报记者挪动双腿，逢老人便问。经过好几个村多位老人的回忆，最后辗转在梅墓村找到“皮德侯”的孙子，他在南京一家公司当驾驶员。他告诉记者，他的姑夫比较了解情况。于是，记者又找到“皮德侯”的女婿———王利民老先生。

　　王先生告诉记者，他岳父“皮德侯”准确的汉文名字毕德和，当过私塾先生。至此，8位写求助信的难民代表的准确姓名，已有5位被查实。

　　王利民在接受本报记者调查时，还回忆说，梅墓村遭日本兵屠杀的有刘正祥、纪扬奎和竺朝山的妻子竺洪氏。

　　王利民的回忆再次印证了“罗森档案”附件，该附件记载“梅木(墓)村”有3位遇难者，后被译成：“刘成新、戚阳奎(又译‘齐阳贵’)、楚常山(女，又译‘宋长山’)”，其遇害时的年龄也与王利民的回忆相符。王利民还为记者提供了书面证词。

　　这次调查以新的资料向世人证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在1937年12月13日以前已经开始，屠杀也不仅局限于南京城区。调查内容除对日军在郊区屠杀个案的回忆外，各村的老人们还分别回忆了日军在观音洞等近20处地点，集体屠杀无辜农民和被俘军人的暴行。老人们的回忆在史料中有几处已有记载，也有不少新的证言为以往调查所未见。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孙宅巍评价说，这项工作填补了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在栖霞、江宁等地的空白。核查遇难者名单，是对历史负责任的一种表现，也是反击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最有力措施之一，谎言终会被事实击破。这项工作和这一事例，同时也向社会表明、向世人宣告，中国人对于历史史实的准确性是非常重视的。

　　与记者一同调查的大学生则将中国幸存者与日本右翼作了对照。南理工周新国同学在调查日记中说：“老人们实实在在的精神也让我很受感动，尽管他们对侵华日军充满了仇恨，但当我们问及一些他们不清楚的问题时，他们不会顺口随便说。”随后，这位大学生严正发问：“这种实在的对历史负责的精神，不知会不会引起那些叫嚣‘南京大屠杀虚构论’的、肆意歪曲历史的人的羞愧？饱受残害、有着惨痛回忆的一方以实事求是、负责的态度对待历史，而曾凶残施暴的一方，现在却信口雌黄、篡改历史。”

　　在日本，著名和平人士松冈环和他的同道，调查了当年曾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官兵，这些老兵口述的实录已编撰成《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侵华日军原士兵一百○二人的证言》，该书中译本将于南京屠城忌日65周年在上海出版；我们的调查也汇编成一本册子———《苍天回眸》。

　　在不同时空，中日两国有志维护和平的人们，都在从事着以史为鉴，把真实的历史告诉青年的工作。

　　回顾历史，是为了让人们共同认识侵略战争的罪恶。尊重历史，是为了维护和平。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戴袁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