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2月12日电 1994年4月1日，《焦点访谈》诞生了。梁建增从《观察与思考》转到《焦点访谈》，担任制片人工作，5年以后出任《焦点访谈》中心策划组制片人，那一年，《焦点访谈》收视率直线上升。

　　最近，《焦点访谈红皮书》出版，披露了《焦点访谈》的许多幕后故事。梁建增日前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专访。

　　能够播出的只有70%

　　南方周末(以下简称“南”)：当时的《焦点访谈》确定的风格和现在的风格有什么变化？

　　梁建增(以下简称“梁”)：从制作样式来说，我们注重了用调查的方式讲故事，也就是用事实来说话。我们做的第一批样片，是三个有关舆论监督的片子。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一个是《北京郊区有一座坟茔》，说的是北京顺义高丽营乡侵占良田乱建墓地的事情。还有一期叫《吹牛皮也要上税》，说的是上海一家化妆品企业做虚假广告宣传，最后被处罚的事。再一个是《游戏机游戏着什么》，是反映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一些不法电子游戏厅，对青少年身心造成不良影响的节目。这三期关于舆论监督的节目，已经基本包含了《焦点访谈》的重要元素，也形成了我们现在“用事实说话”的风格。

　　南：在进行舆论监督的过程中，你们的作用究竟有多大？

　　梁：一方面《焦点访谈》的记者在努力用他们的热情、勇气和智慧进行舆论监督，另外一方面由于媒介自身的功能，这档节目起着一种上通下达的作用，把很多我们工作、生活中间遇到的一些因为种种原因长期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通过中央电视台这个平台曝光，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促使相应的职能部门进行干预，使问题得到解决。

　　电视是一种强势媒介，看得见，摸得着，铁证如山，再加上中国人还是喜欢看电视，看电视的人群庞大，这些都决定了它的影响力。

　　南：以前为了保险起见，做完的节目先在《东方时空》的《焦点时刻》播出，时间是早晨，觉得没什么问题，再在晚上的《焦点访谈》里播放，这些节目里有没有早上播出晚上没有播出的？

　　梁：好像只有两个：一个是足球；当时的戚务生担任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教练的一篇报道，引起了中国足球协会的强烈反弹，后来没有在晚上的《焦点访谈》播。另外一个好像是卖什么灵芝孢子粉的，这个骗子专骗老同志，后来因为有位老同志干预，节目也没有在晚上的《焦点访谈》播。这样的例子是两个意外。后来我们发现，我们的社会承受力也是在不断上升的。上午的《焦点时刻》很快就告别了它的使命，晚上的《焦点访谈》正式独立开播。

　　南：《焦点访谈》在制作完成以后，正式播出的节目占多大比例？

　　梁：一般来说，我们有100个选题，最后能够播出的只有70%，其中有20%可能是由于事实和举报的内容有出入，或者因为我们的记者赶到事发地，由于时间的关系，事件的面貌无法查清，或者由于事发地政府或者有关单位的阻挠，使我们无法取得证据，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一般就停止工作，这个选题就半途而废了。我们宁愿经费损失，人力白费，决不能勉强做。

　　还有10%我们已经做完了，由于情况有变化，或者是政策原因，不合适公开或者不能播出的节目。我们从去年建立了一个渠道，把这样10%不适合公开不能播出的节目，做成《焦点访谈》节目内参，集中转交给中央领导，由他们直接处理。

　　南：现在，《焦点访谈》在老百姓那里已经成为一个神话了，仿佛你们无所不能。今天我在电视台门口还看见了一排队伍，都是要找《焦点访谈》反映问题的。这些人投诉的问题有多少能够被制作成为节目？

　　梁：在我们完成的节目当中，有50%的信息是社会各界用热线电话、信件、Email的方式向我们提供的，剩下50%是我们的记者、编辑从其他地方采集到的，我们分析、统计、集中研究之后，确定某个选题，再迅速派记者去事件现场调查取证、采访、编辑、制作合成，然后播出。

　　一年365天，《焦点访谈》舆论监督方面的节目只能占33%，所以我们只能找那些有典型性、普遍性的事件、问题和现象，进行论证、调查、采访，那些在门口排队的人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一般会转给相关部门处理。

　　监督的困难

　　南：现在，你们在舆论监督过程中面临的困难是什么呢？

　　梁：现在有关单位的应付能力也在增长，常常是我们的记者到了当地，当地已经得到消息，封锁事件现场，追查举报人，威胁证人，这样我们记者工作的难度也在增加。所以我们现在也在采访中运用一些科技手段，采购一些新的设备，增加暗访和卧底查访，为的是把事实调查得更加清楚。

　　南：作为《焦点访谈》的负责人，你是不是压力很大？

　　梁：两种压力，一种是社会责任感，这种责任感自然会成为一种压力。另外一种压力是来自各方面的说情，这是我们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当事人为了维护他们部门或自身的一些利益，利用关系找一些部门和领导个人说情，向我们施加压力，不让我们播出。

　　南：面对这样的说情，你怎么办？

　　梁：他们要么是来说情，要么是来反映不同情况，你总得听听他们的说法。这样的说情人要么是我们的熟人，要么是和我们打交道的部门，或者帮助过我们的单位。撇开工作不谈，这些来找我们的人，都还是些不错的朋友。我就对他们说了：我的原则是让事实说话，实事求是，这个节目我们会再看一看，你的理由和意见我们会充分吸取、考虑，我们会按照一个大的原则来妥善处理，但最终我们会按照我们的工作原则处理。

　　坦率地讲，既然说情，就离不开诱惑，离不开金钱与物质，离不开人情世故，而面对诱惑如何把握实在是考验一个人的重要依据，我不敢糊涂。

　　我有三个原则：对事实负责，对自己的良知负责，对当事人负责。在这三条原则面前，一视同仁。我们采访了当事人，人家接受了采访，特别是一些受到冤屈的普通百姓，从目前中国国情来说，节目播出后，往往能够解决他的问题。但是如果节目没有播出，当事人可能就会遭到打击报复，他的境遇可能会比我们采访前还要悲惨。

　　前天下午，我就接到一个朋友电话，他曾经给我们的工作很多帮助，也是我们的同行，我们之间关系也不错。最近我们做了一期节目，这个事发地的政府把压力全部给了我这个朋友，对他说，“你不是认识《焦点访谈》的人吗？你必须把这个事情给摆平！”当地政府把压力全部给了他，办好了有好处，办不好就会影响他的前途。这样的压力下，朋友找到我，我也只能按照原则办事。节目还是播出了。这就意味着你薄了人家的面子，意味着不够朋友，以后也就不会再打交道了。这三个负责，让我得罪了不少人，但是没有办法，因为工作，该得罪也就得罪了。

　　南：在制作完成的节目中，会不会有一些节目因为种种原因不能播出？

　　梁：也发生过，一些节目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播出。对这样的状况我们应该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南：也有人说《焦点访谈》是雷声大，雨点小，杀鸡给猴看，尽是一些只涉及低级别官员的监督报道。

　　梁：第一，坏鸡是必须打的，不然它还是在产生危害；第二，毕竟老百姓天天接触的就是县级以下官员，他们打交道的就是这些人，有什么事情，他们就报到我们这里来了，然后我们就去关注，问题解决了。这当然是题外话。

　　我觉得一定要把握好舆论监督自己的角色定位，我们只是媒介，不是执法机关，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大案要案是中纪委去办的，我们所做的是抓住一些侵犯、危害老百姓利益的事件进行曝光与批评。

　　经过这么多年，《焦点访谈》的监督力量实际上在加大。以前的节目，我们关注的可能是一个村长占了几亩国有土地，但去年我们就曝光了武汉某开发商在防洪区域内的河道上开发一个高级商品房小区的事件，开发商拿到的是省、市有关行政部门的批文，这是一个花了2个亿已经完成的高级公寓小区。最后在朱总理的过问下才炸掉了，相关责任人也进行了处理。后来朱总理去武汉考察工作时还专门去现场视察过。

　　南：当你自己做的节目不能播出的时候，你怎么安慰自己？

　　梁：开始你肯定会为此而痛苦，但是痛苦多了，你就会把这些东西想通了，通则不痛了，心情就愉快了。有些节目不能播，自然就有它不能播的理由。

　　南：居安思危，你觉得《焦点访谈》存在什么不足？

　　梁：调查报道是新闻的极品。最早出现在西方，是新闻媒介最常用的一种手法。我看过西方最有名的电视新闻调查节目《60分钟》，在制作技巧、节奏编排、叙述安排、调查手法上，在主持人的专业素质和提问的质量上，我们与人家比还有不小的距离。

　　还有，给我们提供新闻线索的人，我们把他们叫作线人，有时因为参与了我们的调查，受到当地相关部门的打击报复。对此我们是爱莫能助的。我们毕竟是媒介，只能给予言语上的安慰。能不能做得更好一些，使他们既能够揭发问题，又不遭到报复？我们正在想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把它当作一个课题研究。

　　崔永元累坏了

　　南：一个王牌节目的风格形成，主持人的影响是最大的，这个人的个性、人品、魅力在深深影响着节目，这是优势所在；但是危险也正在这里，主持人的单一也会阻碍节目多元化风格的形成，你们现在同样一个节目，主持人基本都是两位到三位，是不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梁：也不一定，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比如《焦点访谈》是日刊，每天播出，它的内容往往大于形式，不管换谁主持都不会有太大的起伏。周刊则不同，比如《实话实说》，它的形式有时候就大于内容，崔永元的风格、魅力已经成为节目风格的一部分，他的幽默、轻松是别人无法替代的，所以在创办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有意识强化了他身上的这种风格，这一点现在看来也没错，否则就不会成就《实话实说》，也不会成就崔永元了。由于崔永元体力透支，我们也开始做一些主持人的后备计划。一个人的体力是有限的，而节目是不能中断的，所以我们现在的周刊都是两个主持人。

　　南：《实话实说》的新主持人和晶接手这个节目以后引来了非常多的争议，观众对崔永元的离开非常有意见，这方面的谣言也是满天飞。

　　梁：崔永元并没有离开《实话实说》，外面所有的说法都是不准确的，他真的是因为身体的原因而暂时离开《实话实说》，在家调养。他既是制片人，又是主持人，对节目力求完美，真的就像那句老话：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很多观众只看见了崔永元在屏幕上幽默轻松机智的一面，而不了解他在现实生活中的另外一面。他在策划每一期节目的前几天，就吃不好睡不好，想把节目做得更好。由于长期的工作，身体透支，导致他身体和心理非常疲惫，尤其是前一段时间，他的失眠越来越严重，一天只能睡一个小时。所以我就安排他彻底休息调养一段时间，与节目拉开一定距离。

　　一个公众熟悉的节目主持人的更换在短时间内会有负面影响，对《实话实说》的新主持人和晶来说，压力就非常大。在这个节目被崔永元带到一定的高度的同时，崔永元个人的风格也强烈影响着节目的面貌，新人来主持《实话实说》这样的节目，是费力不讨好的，但是和晶非常有勇气，尽管她现在的个人风格和节目还有些不协调，但我们看好她身上的潜力、素质。我觉得观众接受和晶还需要一段时间。在中国电视谈话类节目的女性主持人当中，她应该是最优秀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