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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虽然不能确切定义“性解放”、“性革命”，但肯定其中应该包含着性平等(行为和观念的平等)，而不是性随意、性滥交；不是一夜情、情欲、情妇、性交易等。虽然其中有些行为对打破女性禁忌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总的来说，这些所谓的“性解放”、“性革命”，不过是性随意，是对男人已经拥有的性权利的进一步肯定和张扬，难说其中有多少成分是性观念、性行为的进步。

　　笔者以在网上看到的“性存在”研讨会(北京，人民大学，2002.10.16-18)的信息为例展开上述观点的论述。人大性社会学研究所“中国人性生活调查”(1999.8-2000.8)，把性与生殖的分离看作是性革命的重要表现之一，其中又以人工流产作为指标，认为“避孕和人流合理合法并受到官方大力推进，减少了女性对于怀孕的恐惧。在40岁以下的城市女性中，已有49.1%的人至少做过一次人流，在农村则是29.1%”。看到标榜同情女性的男性性学家居然能够如此轻松地谈论对女性带来身体与精神巨大伤害的人工流产，不能不怀疑如此论说的性别立场。女性人工流产的数字越多，越说明男人对女人缺乏少关爱，离男女性权力的平等越远。技术进步带来人工流产的便利，固然可以使女性掌握生育的自主权，但女性并不能免除人工流产的痛苦，对此，主动权在男人。否则，国际社会就不会以“计划生育、男性参与”作为奋斗目标了。可见，人工流产的便利，更大的受益者是男人。问一问做过人工流产的女性，她们的内心感受和实际遭遇是怎样的？问一问给女性做人工流产的医护人员，她们天天看到、感受到的又是什么？再问一问男人，她们对妻子的人工流产做何感想？然后再来谈论什么性解放、性革命，就不会是抽象空洞的了。

　　追问“性福”的另一面

　　在当前性权利的张扬过程中缺失了什么？笔者认为最大的缺失是对性平等的强调。有论者把“性权利”受到重视视为社会进步。我们应该继续问：谁的性权利？如果男女两性及所有人的性权利都受到同等重视，那的确是社会的进步。在阶级、性别、性倾向、年龄、职业等权力关系中的平等没有真正实现时，一些看似“平等”的性现象，实际加剧了不平等。对此，上述人大性社会学研究所“中国人性生活调查”所得出的“中国人的性观念悄然发生了巨变”结论，无论是不经意的还是有意忽视性别之间的差异，都是缺陷。

　　1，“婚前性行为增加”，而且，有过婚前性行为的夫妻“比那些先登记后上床的夫妻，性生活和性爱都要好许多”。这里，调查者忽略了传统性道德的双重标准、女性“贞操”观是否有了改变。换言之，如果婚前性行为的对象不是结婚对象，那么，对夫妻生活的影响是怎样的？特别是男方对女方的婚前性行为抱怎样的态度？回避了这个问题，谈论婚前性行为能增进“性福”，无论对男人还是女人，都是讽刺。

　　2，“性关系趋向多伴侣”。据该调查，40岁以上的男、女有过多个性伴侣者所占比例分别是20.8%、5.5%；30～34岁的男、女这一比例分别是45.8%和17.7%；处在婚姻状态之中的30～34岁男女中有婚外性伴侣者男、女比例分别是36%和19.4%。从数据看，在任何层次上，都是男性比女性拥有更多的性伴侣，那么，这是为什么？公众对男人和女人“性关系趋向多伴侣”的看法一致吗？调查没有告诉我们。但现实生活、影视作品、大众媒体总是不断提醒人们：在这个问题上，舆论对男女的评价是不同的。如果专家不能指出女性在现有性道德框架下的不利地位，而盲目说什么“多伴侣”、“性开放”的进步性，无异于故意陷女性于危难之中。

　　3，“性交易占据相当比例”。据该调查，40岁以上男人中嫖过娼者占6.4%，40岁以下的占11.3%，其中25～29岁的男子有此经历者占16.7%，男人曾以钱或重礼换性的比例比上述数字略高几个百分点。调查数据不是问题，有问题的是对这些数据的解读。男人嫖娼自古就有，怎就成了性观念的变化、性革命的标志？只能说现实为男人嫖娼提供了条件，男人的性观念依然如旧。

　　新“女人祸水论”

　　在“性存在”研讨会上，某学者发表了《卖淫女的人格分析》专题调查报告。研究本身未可厚非，但研究的前提值得讨论：分明是把把卖淫的罪恶放在嫖娼之首——没有卖，哪来得买。正如该调查报告引言所云：“当前，社会上的卖淫活动越来越猖獗，这类卖性活动的盛行严重地污染了社会风气，威胁到了人们的健康，直接导致了淋病、梅毒的复苏，艾滋病的传播，给全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因此，卖淫已成为了一个十分严峻的社会问题。为了综合治理卖淫嫖娼现象，有效地对卖淫女性进行身心矫治，对这一特殊人群展开调查研究逐渐引起了人们的重视”。这不外是女人祸水和男人嫖娼合法的老酒新瓶。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在性交易的买卖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人是在社会地位、政治经济资源上也同样占主导地位的人，就是有权有势有钱的嫖客！笔者较同意方刚先生的观点：“当前社会上卖淫女被污名化的同时，嫖娼的男人们正成为被同情或羡慕的对象”。其中，没有革命、没有进步。

　　性教育老调重弹？

　　很多学者担心重婚、纳妾、拐卖妇女、破坏军婚、未婚先孕、少女母亲、性病与艾滋病等现象对社会的消极影响，因而提倡性教育。认为从“性”着手来消解伴生的社会问题，一个最重要的途径是性教育。有论者指出：“中国历史上缺乏的并不是性教育本身，而是教育中缺乏以现代科学成果为基础的性的全面知识，缺乏适应于转型社会的性道德知识，更缺乏对个人选择能力和发展能力的终生培养”。问题是：第一，什么是科学的性知识、性道德？谁掌握着性知识、实践着性道德？如果对此不问一问、想一想，那么，我们的性教育很难说是“先进文化的代表”，即有可能重弹“女性贞操”、双重标准的老调。这决非笔者的耸人听闻，而是真实存在于大中学生的性教育课堂中。第二，如何保障性科学在普通人的生活中能够得以应用？例如，安全性行为是防治性病、艾滋病的保障，但处于弱势的妇女、性工作者能否有足够的资源和勇气进行自我保护？换言之，科学知识的掌握和使用与权力关系不可分割，性教育不能取代争取性别及一切人平等权利的努力。

　　一句话结论：真正的性革命在中国并未形成气候，充其量是刚刚开始。

　　文章来源：中国《华声视点》

　　原标题：性解放还是性随意？

　　作者:荣维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