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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性，过去中国人是只做不说。今天，人们则是又做又说，性问题已经登堂入室成为一项重要的公众话题。对于众多和性有关的性权利、性别平等、性倾向等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李银河博士有多年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本刊专访了李银河博士，请她就目前社会中纷繁复杂的现象进行剖析和评价。

　　个人至上的新道德

　　华声视点：目前社会转型时期有传统性道德和现代性道德的冲突，这两种道德的根本区别是什么？

　　李银河：传统的性道德忽视个人的快乐，认为个人的快乐不重要，而新的性道德强调个人的快乐。传统认为性的目的是传宗接代，对爱情也不强调，这是买卖婚姻存在的原因。传统的看法是家庭的价值至上，现代的看法是个人的价值在家庭的稳定和繁衍之上。

　　华声视点：西方社会强调个人价值是基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而中国社会历来是靠宗族、家庭稳定社会的，人们把家庭的幸福、宗族的兴旺看作是自己的幸福，这是不是两种性道德的差别的根源？

　　李银河：这是两种文化的不同。

　　华声视点：有人认为，在中国这片传统文化积淀很深的土地上张扬个人的幸福，会引起社会的混乱。

　　李银河：我不认为会有混乱。总的来说，中国是属于秩序偏强的国家。在西方，人们遵从的主要是法律秩序，现在中国各方面的法律法规已经建立，我们的家庭制度也很完备，而且在某些方面我们更先进，比如说中国的《婚姻法》允许无过失离婚。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开始承认同性婚姻，在这方面我们的法律有些落伍。

　　华声视点：现在社会上有许多情杀和与婚恋有关的暴力案件曝光，这些和中国当前的性道德的冲突有关吗？

　　李银河：全世界所有的谋杀案中凶手是亲属的占大多数，强奸案75%是熟人所为，这是全世界的普遍现象，情杀以及和婚恋有关的伤害事件不是中国特有的。媒体对这些事件进行炒做是不好的。在美国，曾有一段时间女同性恋者提出抗议，因为当时很多电影中出现的女同性恋者不是杀人就是被杀，她们是个很平和的群体，而电影歪曲了她们的形象。这是一种对性少数群体的歧视。毛宁受伤的事件，媒体应该就事论事，不应该放大到整个同性恋群体。

　　华声视点：目前婚外性增多的原因是什么？

　　李银河：有一部分人认为，婚姻已经不是性的许可证了，他们就可能选择婚外性。在北欧，人们结成的对子中，有一半是结婚的，另一半则是不结婚同居的。

　　华声视点：过去认为婚姻家庭的稳定是社会稳定的要素，婚姻不稳定是否影响社会的稳定？

　　李银河：婚姻的稳定与社会的稳定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美国的离婚率是50%，而美国的社会是很稳定的。

　　50%以上的人都在犯法？

　　华声视点：和性权利相对应的义务是什么？与性有关的法律的权限应该如何界定？

　　李银河：中国目前《刑法》中涉及性的罪名有六类，包括强奸、猥亵、侮辱妇女、卖淫、淫秽品、聚众淫乱。流氓罪被取消了，但是把它的内容分散到侵害人身自由等其他章节去了。我把这六类犯罪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有受害人的，比如强奸、猥亵、侮辱妇女；另一类是没有受害人，双方是自愿的，这方面问题比较大，比如卖淫、淫秽品和聚众淫乱。聚众淫乱是指两人以上的性活动，但是人们的实践早就远远超出了这些。我听说，在中国一些大城市，都有换偶活动。按照现行法律这些是严重的犯罪。有一个典型案例是，20世纪80年代初，有四对中年夫妇玩换偶游戏，结果为首的那个人被枪毙，那是个中年的工程师，他是组织者，他的妻子被判15年徒刑，另一个提供地点的男性被判无期徒刑。法律和现在人们的实践已经相去甚远了。

　　关于卖淫，我认为我们的法律法规是有问题的。今年，杭州和北京有两起组织卖淫的案子，其中一个“老鸨”式的人物被枪毙，这在全世界都少见，有点儿骇人听闻。用严刑峻法来解决卖淫问题是错误的。这样的话，全中国应该有多少人被枪毙？现在这个产业中已经有上百万人了，如果淫媒、“鸡头”都应该被枪毙，漏网的有多少？法律必须公平，一万个人有罪，如果只有两个人被法办，那么这个法律的漏洞太大，并且太脱离现实情况了。

　　卖淫，是人类一个最古老的职业。它不是新东西，是一种沉渣泛起。卖淫是性的商品化，应该消灭，但是问题很复杂，不是简单的“扫黄”或杀掉“鸡头”就能解决的。即使在性控制最严的年代，比如说文革中，也有暗娼存在。关于卖淫，即使是从女权主义和保护妇女的立场出发，也存在很大争议。在中国，有些地方已经出现多名卖淫女被抢、被杀的事件。卖淫不合法，她们的权益就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假如这些死去的女性是大学的副教授，在社会上会引起多大的波澜？难道因为她们是妓女，她们的生命就不值钱了吗？

　　华声视点：年中湖北有位大学教授的死与嫖娼、抓嫖有关。

　　李银河：抓嫖已经成了某些地方创收的项目，因为从嫖客和妓女身上是能罚出钱来的。“扫黄”根本扫不干净，因为有人不想让它干净。警察、妓女和嫖客形成了一条食物链。现在对妓女实行劳教，这也不对，她利用身体来换钱，她有自己的难处。一个卖淫的妓女和一个嫁给大款做专职太太的女性没有绝对的界限。这些都是性的商品化。如果抓妓女是对的，按照逻辑推理就应该把所有“二奶”和嫁给大款而脱离劳动市场的女性都抓起来。

　　华声视点：卖淫问题最终应该如何解决？

　　李银河：应该提高女性的地位，让她们不必通过出售性服务来谋生。

　　华声视点：对淫秽品你怎么看？

　　李银河：中国关于淫秽品的法律太过时、太脱离实际了。我问过我所有的朋友，他们都看过“毛片”，按照法律他们都违法了。如果公民中有50%以上的人都在犯法，那么这个法律是有问题的。说淫秽品导致社会上性犯罪的增多是一种误导。“丹麦实验”很有名，丹麦自1967年开始所有淫秽品合法化，人们可以在街上随便买到《花花公子》等刊物、书籍。一开始有个购买的高潮，然后一下子就跌落了，后来购买者以外国游客为主。另一个很重要的后果是多种性犯罪比率大幅下降。

　　女性有支配身体的权利

　　华声视点：名人的生活是社会的橱窗，他们的性隐私是否应该受到保护？

　　李银河：公众人物也有隐私权，否则是不公平的。在美国，很多人批评在“克林顿事件”中人们对总统的苛求，公众人物难道就必须是好父亲、好丈夫吗？

　　华声视点：政客影响政治决策，而歌星提供的是纯粹的商品，他们是否应该接受不同标准的道德监督？有“丑闻”的明星、歌星是否就不应在公众视野中出现？

　　李银河：在一个文明程度高的社会里，应该人人平等。如果一个老百姓嫖娼罚5000元，总统嫖娼也应该罚5000元。在过去，中国社会是倒过来的。在婚外性方面，官越大，自由度越大，地位低的人自由度小。但给名人更少的权利和用更高的道德标准衡量也是不对的。

　　华声视点：有人感叹现在“笑贫不笑娼”，有些女性在社会上利用性来获取利益、机会，你怎么看这种处于灰色地带的性的商品化？

　　李银河：只要不侵犯别人的利益，女性有支配自己的身体的权利。这些现象的存在只能说明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还很低。社会上绝大多数人不利用性来牟利，他们觉得自己的性是平等的、互惠的，是好的、高级的，而那些用性来换钱的不好。这种道德的优越感无可厚非。对于不平等的性关系，用道德来谴责就可以了，没有必要用法律的手段来惩罚他们。

　　华声视点：这两年关于“性权利”的讨论很多，比如大学生结婚的权利、死刑犯的生育权、服刑犯人的同居权、婚姻中男女的生育权问题，等等。

　　李银河：这是一个权利意识高涨的时代。过去中国人没有权利的概念。封建社会中，只有帝王有权利，如果他是1，其他所有人都是0。老百姓没有任何人权，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封建专制时代过去以后，整个社会开始诉求各种权利，除了性权利，还有人身自由权、肖像权、隐私权，等等。这是非常有进步意义的。中国人有了权利意识，中国就快进入现代社会了。

　　文章来源：中国《华声视点》

　　原标题：一个权利意识高涨的时代——访社会学家李银河博士

　　作者:张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