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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华语电影式微的今天，金马奖一向在华语电影颁奖典礼中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何况今年又是它步入不惑的特别日子，更何况评委会又提出了“台湾新电影20年”这个很怀旧的创意。但是，四十岁的金马奖却真正遭遇了中年危机，这个危机来源于入围影片的狭窄，候选人、颁奖者更仿佛是商量好的一致缺席，而危机背后更深层的原因却是政治对文化的干预。

　　明星的集体缺席

　　正像颁奖礼上主持人蔡康永所说的，1982年，四个年轻人拍的一部《光阴的故事》掀开了台湾新电影的第一幕。《小毕的故事》、《风柜来的人》、《悲情城市》、《海上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爸爸的大玩偶》……这些忧郁而泛着岁月沉渣的片名凝成了金马奖二十年的金色日志。新当选的评委会主席侯孝贤是那个年月的发言人之一，他也雄心万丈地期望在本届金马奖一挽台湾电影的颓势。

　　但在11月16日的颁奖礼上，我们看到了星光大道上难堪的一幕：去年的影帝影后刘烨、秦海璐找了一些什么与导演见面、剧组不放人之类的无厘头的理由躲避颁奖；被提名的大热门周迅、赵薇本来很兴奋，却也在临行前放弃；已经被提名的内地影片《那时花开》又被拿了下来。是金马奖已经完全臭大街了吗？好像也不至于此，那问题出在哪儿了呢？

　　台湾《自由时报》解开了这个谜团：台湾当局对金马奖的“重视”和“介入”直接导致了它的门庭冷落与水准下降。去年，内地演员在金马奖大放异彩，最佳男女主角由中央戏剧学院的师兄妹一手包揽，最大的赢家《榴莲飘飘》和《蓝宇》的故事都发生在大陆，这比1996年《阳光灿烂的日子》称雄金马更令人震惊。台湾当地有评论说：“这一年的金马奖对促进两岸的文化沟通、增进彼此的了解有不可忽略的功劳。”随之引发的电影引进制度的松动是明显的，台湾人甚至可以在电影院里看到反映大陆试爆原子弹的电影《横空出世》。

　　可惜这种局面并未持续下去，正当电影人庆贺金马奖的视野日渐开阔之时，掌握金马奖资金来源的“台湾民意代表”却提出：如果台湾拍摄的华语片不能在金马奖上有所斩获，它是否还有举办的必要。他们认为，大陆电影正在对台湾发出“统战威胁”。在去年的颁奖礼结束之后，一度冻结了金马委员会的资金，使得员工发不下来工资。

　　更令人瞩目的是今年颁奖前的两天，提供本届一部分资金的台湾“新闻局”和高雄“新闻处”(他们各提供了1500万元台币的赞助)受到了来自台联“立院党团”的压力。他们在14日表达严正抗议，并扬言将提案删除“新闻局”补助金马奖的1500万元预算。何以愤慨至此呢？原来是“总统”吃了闭门羹。陈水扁和“行政院长”游锡、“高雄市长”谢长廷和“新闻局长”叶国兴一门心思地想出席金马奖，在星光闪耀中重温1995年李登辉“大驾光临”时的风光与混乱。

　　金马奖执行委员会主席王晓祥马上翻出了“尚方宝剑”——《金马奖颁奖典礼政治人物不上台致词或颁奖传统之释义》文件，并且理直气壮地说：如果官员们到场，内地演员还怎么来呢？观众是想看陈水扁还是想看赵薇呢？买了转播权的华娱电视还怎么向内地直播呢？如果真想支持台湾电影，平时做工作就好了，不急于一时表现嘛！

　　这一下把已经一只脚踏进门口的阿扁硬生生轰了出去，“新闻局长”叶国兴当天就高八度地表示：他对金马奖执委会所谓“三不政策”，即政治人物不上台、不颁奖、不演讲，没有意见。如果他们这么计较，不想跟当局发生关系，他可以再送给他们“两不”：不出席，当局资金不资助。

　　负责金马奖的电影基金会董事长王应祥反应也很快，他说，“要砍就砍”。以目前台湾电影微薄的产量，金马奖可以停办，那可能是台湾的损失，因为金马奖颁奖典礼透过电视转播48个地区，是很好的对外宣传机会。

　　面对骨头很硬的金马奖执行委员会，“高雄市长”谢长廷只有悻悻地说：“假如主办单位对陈水扁不敬，即使邀请他也不会出席。”在政治障碍被扫除了之后，我们却没有看到应有的场面。周迅说她还要拍《射雕》，赵薇要参加公益活动，刚得知提名时兴冲冲的高晓松不知受到来自何方的压力，本来获得邀请的田壮壮也没有成行。两岸三地一年中罕有的一次文化交流又流产了，庸俗的港产片懒洋洋地占据着绝大多数位置。

　　两岸交流的倒退

　　目前，两岸三地的电影奖项有数个。台湾最著名的是金马奖，香港则有金像奖和金紫荆奖、电影评论协会奖，大陆的是金鸡奖、百花奖和政府味道浓厚的华表奖。这些奖项要么根本就得不到民众的认可，要么评选出一些卖出一两个拷贝的烂片，要么衰退如金马奖，本来是民办而公正的，如今也受到了政治的打压。王晓祥曾经提出三地影展合为一个的构想，集中两岸三地的精英人物，财力资源，在中国文化的共同基础上创造一个大市场。但以现阶段的时局来看，想以这个大中华电影节抵抗好莱坞的梦想实现起来还异常艰难。

　　每一次两岸关系的改善，都是由文化开始的。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以邓丽君、《来自台湾的潮》为代表的流行音乐和以琼瑶、三毛为代表的畅销文学，深刻地影响了60年代末至70年代的出生的人，而他们如今已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台湾则利用资金上的优势，成为大陆严肃文艺的重要海外市场，许多学术著作和艺术创作获得了不断表达对中国问题见解的机会。

　　具体到金马奖，本届评审团主席侯孝贤，是台湾新电影的教父级人物，除了著名的《悲情城市》之外，他在1993年的《好男好女》里讲述了一个台湾青年回大陆参加抗战的故事，更借主人公之口说出“二.二八事件不是本省人和外省人的冲突，而是剥削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冲突”，其化解省籍情绪、重建中国概念的企图非常明显。而当时也正是台湾岛内统独之争达到高峰的重要历史时期。

　　去年和今年的得奖热门《榴莲飘飘》和《香港有个好莱坞》，虽然是香港导演陈果的作品，但反映的却都是大陆社会最底层的妓女题材，陈果避免了肤浅的批判，而是冷静而温情地讲述了风尘女子难以一言蔽之的生活。这两部电影和《蓝宇》一样，揭开了实际存在，但有些人不愿去正视的社会问题。

　　但在今年的政治干预下，金马奖虽然尽力保持着独立的选片标准，但有了大力推介台湾本土电影的前提，于是仅有的一部台湾片《美丽时光》的导演张作骥就木无表情地和一堆鬼片角逐，因为港片是商业的，商业就代表着安全。

　　来源：新闻周刊 作者：孟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