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媒体近日刊发了一篇文章论娱乐圈走入欣赏“男色时代”，并由此引出这“大概体现了社会上男女价值观日益平等的一种趋向——男色同女色一样可以被纯粹表面化地品评一番。男色时代的背后，是蓬勃生长着的女性文化日趋强悍”的观点。此论断即出，舆论哗然：复议者有之，痛心疾首者有之，其中最振振有辞的观点认为“‘男色’被观赏是人性的退化”。其实回顾历史就会发现，针对男性明星形象的审美观的争议，这20多年来从没有间断过，每当一个时期出现了新的变化，都会诱发上述讨论。上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开放以来，娱乐作为一个新兴产业迅速蓬勃发展，而明星群体——娱乐圈的重要环节自然也在这种发展过程中得以壮大。哪种类型的明星能够流行、走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集体审美观念的走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晓明更进一步认为，“男性形象的变化，确实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心理变化，它不只是审美趣味的变化，还是整个社会的文化价值取向以及社会的一种认同变化。”
20世纪80年代追捧硬汉高仓健
当日本明星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追捕》走上中国银幕后，那个不苟言笑、身手敏捷的刑警“渡边”立即征服了许多女性观众。在她们心目中，高仓健成为男性形象的典范，也就是那个所谓“被寻找的男子汉”。相较之下，以唐国强为代表的本土小生则被讥讽地加上了“奶油”二字的定语。此后，不少中国男演员开始收起笑容，在脸上写满刻意的沧桑。
陈晓明：上世纪80年代中国人欣赏高仓健型的男性明星，是和那个时代个性解放、张扬自我，中国人从一种很压抑的环境中突然解脱出来有关的。那个时候觉得男性要冷酷有力，因为女性需要寻找一个能依靠的、健壮的男性。这是延续过去的一种时代心理，男性要承担很强大的拯救历史的责任，要随时准备应付灾难，随时准备对付任何不安全性和不稳定性，女性本身的审美趣味不根据她自身的趣味来决定，而是根据社会外部的环境，根据男性和世界构成的关系来确定。
20世纪90年代丑星充斥大小屏幕
以葛优和梁天为代表的俗称丑星的男演员开始走红，这些长相绝不英俊，甚至称不上规范的男性，主演的一系列以王朔小说改编的电影电视充斥了大银幕和小荧屏。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大多是生活在城市的普通市民，或者做着小本买卖，或者整天游手好闲，既没有高大的形象，更谈不上英雄业绩，日子就在捉弄别人和调侃自己中打发。
陈晓明：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突然出现了像葛优、梁天这样的丑星是时代使然。那时的民众普遍有一种无奈的心态，像王朔那种反讽和调侃的东西就很盛行。在一个平庸、没有想象力也没有激情的年代里，能够拿别人开玩笑，能够看到别人比我们更惨，长得也更糟，就能得到最大的心理满足，这反映了一种小市民趣味。
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奶油小生大行其道
F4、周杰伦、陈冠希、谢霆锋、苏有朋、陆毅、陈坤、胡兵、周杰、耿乐……从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在我们周围的广告、电影和电视中经常能看见面庞俊秀的男孩子。这一季男性明星的标准脸谱是“柔和”，气质由内而外，他们对应的性格也当然应该是“柔”，以柔克刚的“柔”。
不管他们的名气大小，不管他们担当的性格角色是叛逆，是乖巧，是多情，还是聪慧，他们身上都有柔的特征。叛逆是温柔的叛逆，反抗也是沉默的反抗，不可能像愤怒的西方青年那样用暴力手段回击社会的不公和偏见(像法国电影《仇恨》)，不可能对独断专行的母亲和家族势力拿出什么杀手锏，最终还要靠女主角的坚毅和不屈来赢得自尊的胜利(像台湾偶像剧《流星花园》)。更别提那围在皇帝老爸和一群搬弄是非的后宫嫔妃间的贵族公子哥了，柔弱无骨兼唠叨可笑(像琼瑶剧《还珠格格》)。这一班偶像的表率行为中最有气概的也就是为爱情的忠贞让自己在受尽委屈和折磨后宁为爱人玉碎(如《永不瞑目》)。这些成名于青春，代言青春，用自己的面庞和身体注解青春的偶像们更被突出的是他们多情、痴情、纯情的一面。一个“纯”字乃关键中的关键，道破青春偶像的精神实质。“纯”也解释了他们气质上那么统一的“柔”。因为“纯”虽意味着年轻，也总和成长不足相连，幼小没有长成的东西总是比较娇柔的。
陈晓明：到了90年代后期特别是到了21世纪初期，中国社会变化非常大，在一些大城市中消费社会的特征越来越明显。消费社会是以女性作为消费诉求的对象，虽然掏钱买房和买车的是男性，但是男性开宝马、奔驰也是为了赢得青春靓丽女孩的青睐，成功身份的最后确定在美丽、年轻、妩媚、浪漫的女性。这种状况中男性形象将具有女性化的特点，或者说凝聚了一种女性化的趣味在里面，所以会出现像陆毅和F4这样的男性形象，他们与过去那种承担起整个社会历史重任的男性形象完全不一样，我倒觉得这是社会走向进步和平和的一种标志。在一个后工业化社会中，和平和交流变成了重要的主题，人们不希望发生剧烈的冲突，而气质柔和的男性自然要比孔武有力的男性更加不具有攻击性，也更容易接近。男性群体的女性化，是后工业化社会的主要特征，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社会开始走向消费、审美、趣味、平和的状态。
来源：羊城晚报 作者：余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