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1月13日电 在境外媒体记者的眼中，中共十六大的女代表是什么形象。新加坡联合早报对中国外交部的两位女代表，一位是亚洲司司长傅莹，一位是新闻发言人、新闻司副司长章启月进行了专访，文章对她们作出的评价是：傅莹温柔的刚毅；章启月亲切的冷峻，并将她们称为“中国外交女双杰”。现将两篇专访文章刊载如下：

　　中国外交女双杰－傅莹温柔的刚毅

　　傅莹对记者说话柔声细语，即使在阐明中国的外交政策时也丝毫不露锐气。但是如果你以为傅莹的温柔是一种软弱，那可是一种误解。她恳切温柔的说话中其实带着刚毅。

　　傅莹1953年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1999年就任驻菲律宾大使时，是中国第一位少数民族的女大使，也是最年轻的女大使。文革时期，她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傅莹在兵团广播站工作，并学会了电影放映技术，像小伙子一样爬杆架银幕，经常奔波往返于兵团各点，为她的战友们放映影片。

　　不同的时代造就不同的青年，记者让她比较自己在外交部所接触到的青年干部和自己那一代的青年人，她即谈到动荡的时代里自己在文革时到农村劳动，到兵团锻炼的经验。

　　傅莹说：“我觉得那三年真的很艰苦，而且当时年龄也比较小。这三年当中体验了什么是饥饿，什么是劳累，什么是身体的极限，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对自己的人生经历当中确实是最艰苦的一段，但也是很宝贵的一段。”

　　“正是有过这一段时间的艰苦经历，给了我能够吃苦，坚毅，而且做事情能够不计较得失，能够敢于奉献。”

　　而对于自己司里的青年干部，她既“喜欢他们，也羡慕他们”，因为他们现在有更好的条件，教育系统完整，不必中断学业，吸收的知识也比较广，但“因为年轻人的生活环境比较单一，比较优越，所以难免有一些脆弱”。

　　作为上司和长辈，她体谅现在的年轻人面对不同的压力和复杂的工作要求，“不能说因为他们没有我们那么艰苦奋斗的过程就不如我们了”，但她强调的，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坚强，能够克服一些自己的弱点，尽快成熟、成长起来”。

　　“我们或许还没有他们所拥有的优势。但从发展的角度来讲，他们要增加一些坚毅性。”

　　当过邓小平的翻译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长时间当翻译养成的习惯，她在受访时一坐下来就拿出纸和笔来，认真地仿佛就要做速记似的。傅莹在1982年至1991年担任过外交部翻译室英文高级翻译，当过邓小平、杨尚昆、江泽民、李鹏等中国国家领导人的翻译。

　　这段期间，她获选派赴英国肯特大学研读国际关系，考获硕士学位。在亚洲司工作后，1992年至1993年赴柬埔寨参加维和工作，1997年她调任驻印尼公使衔参赞。

　　作为外交官，接触的是外边的世界。问她对中国的未来有什么期望，她没有直接回答，反而语重心长地说：“我觉得在做外交的工作当中，首先我必须了解我自己的国家，必须把我的思想、思维方式、看问题的角度深深地植根于我自己的土地，自己这个国家，出发点必须是自己的国情，我永远不能脱离自己身份的这个特点，当然另一方面，我又必须了解外部世界，了解怎么去跟它打交道，怎么使外界了解我们。”

　　第一次到发达国家，就去了维也纳。傅莹说，开始去发达国家的时候，能看得出来跟中国差距很大，但是不知不觉地就发现差距缩小了。

　　她说：“我十几年前去过巴黎，但最近又去巴黎的时候，觉得不像十几年前那么一种惊讶。我觉得中国还确实发展变化比较大，现在不像80年代到西方国家时到超市觉得琳琅满目，反而觉得没什么可买的了。国内什么都有。就在一代人之内，想也没想到。”

　　最后一句说得很有重量。体验过中国发展停滞的时代，对中国目前的进步领会也更加深刻。傅莹在“作为一个中国人觉得自己确实很骄傲”的同时，她反倒提醒记者看中国不能光看大城市，大城市确实很繁华，但“一些边远的地方还是很穷苦的”。

　　她不讳言自己回老家看一些亲戚、农民时，知道他们也还是“有一些想法”。她没有只说中国好的一面，也不掩饰“中国的问题还是很多”。

　　傅莹说：“我希望外国世界能够实实在在地、准确地去了解中国，把握中国的现实，在这个基础上跟中国打交道，在这个基础上去制定对中国的政策。因为中国的现实，决定了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主要的精力要放在国内的建设，国内的发展上。”（李慧玲）

　　中国外交女双杰－章启月亲切的冷峻

　　站在台上的章启月总给人一种神态端正、不苟言笑的感觉，但常驻北京的记者圈子里头，她的亲切和善是公认的。

　　“我这个长相啊，只要我不笑就显得很严肃，但这种长相是爹妈给的，没办法改变。”章启月谈到她的公众形象和真实性格上的落差时笑着说。

　　章启月50年代末出生于外交官家庭，父亲章曙担任过中国驻比利时和日本的大使。她念小学的时候，正好是文革教育事业受到严重破坏的时期。但相对而言，她还是比其他同辈人幸运许多。

　　少年时负笈美国

　　1972年，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国对美政策出现重大调整后，毛泽东同意让外交部派遣4个少年到美国学英文，其中一人就是章启月。

　　1977年，她离开生活了两年半的美国回到北京，又赶上了文革后高等学校恢复招生考试，顺利考上了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以后，章启月在纽约、日内瓦担任了5年的同声传译，之后在北京加入外交部。

　　1995年，章启月受委为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政务参赞。在纽约的3年任期结束后，她回国担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同时当上了中国外交部的第18位发言人。

　　简历以外的章启月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当她以十六大代表的身份接受媒体访问，听到要谈个人的一些事情时，章启月脸上闪过了一丝平时不常见的腼腆，却又马上恢复了笑容：“我尽量回答，但有的不能说，我不愿意说得太多。”

　　最终确实没有说得太多，她只谈到了对人生的态度，不过言语中还是流露了真诚，“我觉得生活嘛，就是甜酸苦辣都有，我觉得生活不会都是一帆风顺的，也会有很多的磨练。”

　　她回忆起前几年父亲和家翁健康都不好，她得同时照料两个老人和年纪尚小的儿子，又要兼顾工作的经历。“当时就感觉到这是一种磨练，但我还是能够用比较好的心情来对待。”

　　“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有很多的角色要扮演，不可能都做得完美，我当时只是尽量地去做，包括做好自己的工作，做一个好的妻子、好母亲、好女儿、好儿媳妇。”

　　对自己新闻发言人的角色，章启月是用一种平常心对待，“发言人在外人来看是一个挺大的官，其实我自己就觉得跟平常人没有什么差别。”

　　“外交的工作是一件很严肃的工作，但严肃的工作不是让你整天绷着脸。”在办公室中，她喜欢弄一些装饰来点缀工作环境，“其实我们很多的外交官都是很有生活情趣的。”

　　但一谈到政治的问题，章启月马上又恢复了外交官善于回避问题的本性。记者问她，长时期在外国生活的经历，是否改变了她对中国前景的期望？“虽然我在美国学习过也工作过，但我的期望和其他人是没有分别的，也就是希望国家能够实现现代化，逐渐强大富裕。”章启月小心翼翼地回答。

　　经济建设是外交目标

　　她谈到了总书记江泽民上周五所作的政治报告：“外界很多人把这个报告看成是江主席‘三个代表’的思想，但实际上多数党员都认为‘三个代表’是在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基础上和经验上所做的总结，实际上也可以说是全党的一种结晶。”

　　和其他的十六大代表一样，章启月面对媒体，也总能把自己的工作和“三个代表”串联起来：“中国的外交政策目标就是为国内的经济建设服务，实际上我们过去的这些年所做的这些事情，在重大问题上所做的一些反应和举措，都是从这样的基本考虑出发的。符合国内的经济建设的需要，也就是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记者还不死心，仍想知道，除了政治报告提到的内容，她个人没有其他对国家怀抱的期望？

　　“我作为一个个人，实际上也是一个党员，党的目标也是符合我的期望的。”章启月的语气毫不动摇。

　　身旁的同行在访问结束后说：“这就是她，私底下一个非常亲切随和，但在认真的时候又非常严肃谨慎的人。”(孙传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