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主席江泽民将于10月22日—25日访问美国。近期他在会见美国人士时多次表示，我期待着同布什总统就中美关系和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以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进一步推进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

　　江主席访美前夕，本刊约请首都三位国际问题专家发表笔谈，展望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

　　塑造更具韧性的中美关系

　　江泽民主席即将访问美国，举行自今年2月布什总统访华后中美首脑的第二次会晤，这将进一步推动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

　　众所周知，受美国近年来保守主义外交哲学的驱动，布什这届政府上台初期，在中国问题上态度可谓相当强硬，加之发生“撞机事件”，中美关系一度受到猛烈的冲击。但两国领导人从战略高度出发，尽快处理“撞机事件”，才没有给中美关系造成巨大硬伤，并迅速重新启动了中美关系回归正常的进程。继美国务卿鲍威尔去年7月访华后，布什总统即使在发生“9·１1”恐怖袭击的情况下，仍于去年10月赴上海参加亚太经合组织(APEC)非正式首脑会晤，均表明美国对中国的高度重视，双方都在探索一种相对较长时间内能规范两国关系发展的框架。以目前而言，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成为中美双方高层的主流期望。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在对华政策问题上，美国内始终存在两种不同声音，以鹰派、右翼等力量为成员的一派敌对意识依然强烈，把中国看作是美国潜在的“竞争对手”，力主发展美台关系。国防部出笼的《中国军力评估报告》及国会委托美中关系委员会出笼的《美中经济关系对美国家安全的影响》两大报告，都反映了此一派在对华问题上的消极认识与强硬倾向。另一派则认为中国的发展具有“不确定性”，但中国仍是可以合作的伙伴，美要重视中国。“9·１1”事件后，由于需要争取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国反恐合作，布什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赖斯更多倾向于第二种声音。这一“砝码”作用确保了中美关系主体稳定的局面没有受到严重干扰，两国关系改善的轨迹也逐渐明显。自今年6月开始，布什总统多次敦促国防部恢复美中军事交流。陈水扁出笼“一边一国论”后，美政要多次重申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美国防部对华立场原本不甚客气的副部长沃尔福威茨甚至明确提出反对台独。8月下旬访华的美国务院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在北京宣布，美国已将在中国新疆活动的“东突伊斯兰组织”列入美国的恐怖组织名单，并将冻结这个恐怖组织成员的资产。美国的这一政策认定，进一步注解了中美双方在反击一切恐怖主义问题上的内涵，为反恐怖时代的中美合作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当然，坦率而言，建立一种主调积极的中美关系仍然任重道远，两国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并未因“9·１1”而烟消云散。这首先表现于：中美双方仍存在战略猜疑。美国作为超级大国(近来常被一些美国精英认为是现代的罗马)，谋求对世界的主导是其必然的思维取向，而从传统地缘战略思维而言，控制欧亚大陆、防范任何一个大国崛起挑战则是实现此一战略的关键。中国崛起的壮观景象，当然不为美国一些对华不友好的力量所乐见。因为任何大国的崛起，必然伴随国家利益的地理范围的逐步扩大，这也正是美国认为中国是“最不确定、最难掌控”的大国的原因。如果担心崛起的中国抑制美在东亚的影响，挑战美亚太利益，那么，这种所谓新兴大国与现存霸权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注定美对华战略猜忌是长期的，不会轻易改变的。

　　“9·１1”使布什政府改变了美国的安全环境。随着反恐怖成为压倒一切的议事日程而逐步展开，中国所面临的地缘政治、军事环境因之发生很大变化。美国的反恐主要在从东北亚到南亚和西亚这条动荡的“弧形地带”展开，集中在中国的周边；美国要打压的所谓“邪恶轴心”也在中国周边，这对念念不忘“大国挑战”的美国内强硬派而言，反恐怖正好可找到与谋霸的结合点，即兼顾反恐与消除传统大国挑战。在地缘战略态势上，一方面，中美在反恐问题上有共识、有合作；另一方面，美以反恐名义经营我周边与我稳定周边的外交努力目标不尽一致，从而难免出现猜疑而导致战略竞争。

　　其次，在台湾问题上，布什一度相当亲台，可谓美自中美建交以来最亲台的一届政府。他曾要明确美在台问题上的立场，把对台战略由“模糊”变为“清晰”，主张“不惜一切代价协防台湾”。在上述倾向的主导下，美对台军售、美台安全关系全面升级，美台政治接触层次也在提高。从国家主权和统一前途而言，台湾问题代表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正如本土防卫代表美核心国家安全利益一样，中国不可能在原则问题上做交易。中美在台湾问题上仍会有斗争，但台海并不存在迫在眉睫的军事冲突。中美之间在此一问题上仍有重大的共同利益，如反台独、维护台海稳定等。

　　再次，在反扩散问题上，对美而言，反扩散与反恐怖一样居于重要地位，因为一旦恐怖分子掌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将对美造成生死攸关的威胁。武器扩散问题被认为是检验美中关系的试金石。美在此问题上动辄对我采取制裁。美在今年7月宣布对9家中国公司实施经济制裁。这是美方在19个月内对中方实施的第5次制裁行动。美还无视中方的一再要求，继续维持禁止美方公司利用中国火箭发射卫星的制裁令。但是，美在寻求中方在反扩散问题上合作的同时，却继续扩大对台军售。从眼前和长远利益而言，不扩散对于中国同样具有重大意义。在世界大国中，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像中国一样拥有如此多的掌握核生化武器(能力)的邻国或地区，这对中国的国家安全而言不是福音。中国公布新的导弹出口管制条例不是要寻求一种交易，完全是基于自己的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的举措。可以说，反扩散问题上中美有着不言而喻的共同利益，双方的努力与协商均需考虑两国核心的国家安全利益。

　　当然，中美关系面临的问题还有一些，其对中美关系会产生何种影响，取决于维系这种关系的客观基础和决定这种关系重要性的因素。苏联解体后，中美关系定位处于模糊不清状态，美国内对华“敌友论”(竞争对手、战略伙伴)也时起时伏。但客观地说，双边关系并非缺乏依托，恰恰相反，中美关系发展到今天，其内含更为复杂，构件更为丰富，对双方的战略利害更大，已完成了新基础的重塑过程。某一具体方面虽不足以支撑整个中美关系，如反恐，但这种关系已深入到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各个层面，使得中美关系基础更具复合性特征：中美在反恐怖问题上正展开合作，在全球包括美国经济不景气之际，中美经贸活力毕现。今天的中美贸易是建交时的32倍，两国人员交往规模扩大，在政治及地区问题上磋商增多。这种“复合性基础”正是“中美关系太复杂，不能用一个词或一个词组描述”的具体表现，在中美关系发生问题时其承重能力已得到检验。

　　但应看到，这种内涵丰富的构件不一定始终自动发挥合力来稳定双边关系，塑造双方关系的基础仍需努力辨别其构件的性质，以强化其积极面，控制其消极因素。一般认定这种基础构件大体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天然性的基础。如贸易与投资合作，对双方有重大战略利益，是双边关系“稳定的基石”；二是经过努力可以成为基础性的因素。如反恐、亚太安全合作及有关战略意图方面的认知，包括军事关系在内，这其中各自都有非不能也，是不为也的因素，双方政策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国内不同部门和地区利益的影响，因而成为增信释疑的最主要方面。三是惟一可能成为破坏性的因素，主要表现在台湾问题上，斯考克罗夫特甚至认其为中美关系中“惟一真正的矛盾所在”。不过，尽管布什这届政府最为亲台，但并不希望台独势力自主发展而冲击中美关系，对陈水扁误解美方立场已有警惕。中国可以强调双方在维稳(台海)和“反独”方面的共同利益，同智相谋，夯实中美关系高于美台关系的战略共识。

　　中国悄然崛起实质上已将自己置于一种战略主动，但不意味着以挑战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一国的国家利益为己任。随着中国崛起，中美关系将成为世界上“最重要双边关系”，对此两国政要和精英人士都会有与日俱增的清醒的战略认知。即使在人权和宗教自由这些敏感问题上，阿米蒂奇也表示期望“将这些刺激因素转化为美中关系的一种更为积极的力量”。这表明双方将在坦率面对分歧的同时，力图找到办法解决问题。中美双方“内在价值”终将把中美关系推向成熟。中美两国国力同向增长表明，中国崛起不必然导致美国衰落，中美两国国家利益不仅不必然具有对抗性，而且有巨大的通融性，这是两国面临的战略现实。中美两国在广泛的领域合作被美方认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江主席此次访美将有助于为未来几年中美关系的稳步积极发展定下基调，以促进中美关系相对稳定发展。(作者：傅梦孜)

　　中美关系步入良性互动新阶段

　　中美两国元首在同一年内进行有来有往的高层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堪称佳话，表明中美关系正步入一个良性互动的新阶段。

　　回顾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中美关系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政府执行什么样的对华政策。这是因为：从理论上讲，在中美关系这一对矛盾中，美强中弱，美攻中守，美国始终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美国的对华政策因之也成为决定中美关系改善状况的主要因素。美国的对华政策受国内政权更迭及党派斗争的制约，经常呈现两面性和摇摆性的特点，不时对中美关系造成冲击。

　　上述分析同样适用于布什政府。在布什政府执政21个月的不长时间内，中美关系又一次经历了大起大落、跌宕起伏的曲折过程，而这种“马鞍形”的出现主要是布什政府对华政策“前紧后松”的结果。随着布什政府对华政策由强硬向务实方向调整变化，中美关系也由僵冷向“建设性合作”方向发展。

　　布什政府去年初接管政权后，一度采取强硬的对华政策，从各个方面加大对华压力，从而导致中美关系出现新的曲折和反复。布什政府的高级官员曾公开声称，上届克林顿政府关于致力于与中国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主张是错误的，中美之间是一种“战略竞争关系”；宣扬“中国威胁论”，强调美国应采取切实措施“遏制中国的崛起”；在“人权”、“武器扩散”等问题上向中国施压，并支持“法轮功”邪教分子的反华活动；在台湾问题上，公开放弃“模糊政策”，扬言一旦台湾“受到攻击”，美将根据《与台湾关系法》“协防台湾”，并在对台军售上采取数质全面升级的行动。

　　“9·１1”事件后，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逐步向务实和积极方向转变，对中国领导人维护中美关系大局的种种努力作出了良好反应，从而使中美关系再次走出低谷，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大事，当属布什总统在短短5个月内的两次“创记录”的访华之行。第一次是去年10月布什总统不顾“9·１1”事件发生不久急待处理的反恐要务，如期出席上海“亚太经合组织”非正式首脑会议，与江主席举行会晤，就中美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达成重要共识，成为中美改善关系的新转折点。第二次是今年2月布什总统于中美《上海公报》签署30周年的历史性日子再度访华，与江泽民主席就发展中美关系达成一系列共识。中美首脑会晤为中美关系的“转阴为晴”打下基础。布什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变化有着深刻的背景，是“9·１1”事件引发的美全球战略大调整的一种必然结果和反应。从“9·１1”事件以来布什政府发表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核态势审议报告》、《国防报告》、《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等文件及其所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看，此次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最深刻的一次战略大调整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是：一，突出反恐作战和美国的国土安全，以恐怖组织及其庇护国为主要对手和打击对象，以恐怖袭击作为对美国最现实的威胁；二，对付这种隐藏在暗处的对手和“不对称威胁”，美国过去长期奉行的“遏制”和“威慑”战略难以发挥作用，必须依靠美国的军事优势，改行“先发制人”战略，主动出击，四处寻敌，将恐怖威胁消灭于萌芽之中；三，适应反恐作战的现实需要，美国必须努力与俄罗斯、中国等大国改善关系，寻求它们的支持与合作。美国深知，无论美国有多么强大，也无力两线作战，全面出击；若不能稳定与其他大国的关系，美国的反恐作战就难以顺利推进和获胜。“9·１1”事件后，美以反恐作战为牵引，寻求与中国新的战略利益汇合点，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就是美全球战略大调整的一项重要内容。

　　布什总统多次声称，美国领导的“全球反恐战争”刚刚开始，“这场战争将如同冷战一样艰巨而持久”。因此，可以预言布什政府的上述战略大调整及与之相伴随的对华政策调整也不会是转瞬即逝的。尽管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和摇摆性依然存在，美国对华政策总体趋向务实和灵活的调整，将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创造较为有利的条件。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发展，不仅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必将有利于亚太安全和世界和平。(作者：萨本望)

　　经贸是稳定中美关系的“压载舱”

　　自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两国经贸关系一直稳步而快速地发展，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经贸关系并未受两国政治关系波动的影响。在全球化进程加速推进的21世纪，经贸已经成为中美关系的重要基础，拥有越来越重要的战略意义。

　　回顾中美关系2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两国经贸关系一直稳步而快速地增长。就拿贸易来讲，除了个别年份略有回落外，双边贸易总额始终保持着稳步增长的势头。从1979年到2000年，中美贸易总额平均年增长，按中国官方统计为17.7%。到2000年，中美双边贸易额按中美双方统计分别比1979年增长了30倍和49倍。这期间，中美政治关系经历了多次的大起大落，但并未对两国经贸关系造成多大影响，有时只不过引起短暂的小回落。

　　中美经贸关系发展不仅稳步，而且还快速。1990年以来，美国对华出口额，双方统计都是年均增长16%以上，大大高于同期美国出口平均增长速度，居美国对各国出口增长速度的前列。中国是美国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同样，美国也是中国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目前，美国已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出口市场和第三大进口来源地。中国已取代日本成为美最大的贸易逆差国。

　　中美经贸关系的另一重要内容就是投资，主要是美国对华投资，其总态势也是稳步而快速地增长。截至2002年3月底，美国在华投资项目共计34492个，实际投入金额为358亿美元，协议金额为704亿美元。除香港、台湾地区之外，美国居各国对华投资的第一位。美国最大的500家公司，已有一半以上在华投资。

　　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的前景非常广阔。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经济的互补性极强。有的专家认为，自1978年以后，中美经济的相互依赖性逐渐增大，现在已经出现“同喜同忧”的现象。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会更加密切。据美国一项预测显示，中国加入世贸后，吸纳外资将会大幅度增长，由近年平均每年吸纳400亿美元增加到每年吸纳1000亿美元左右，增加部分中有相当多的将会来自美国。同时，中美贸易也将有大幅度增长。新经济已经兴起，预计新经济在21世纪对各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重要，而美国则是新经济的龙头，它目前所面临的经济衰退并不会动摇它的这种地位。

　　这些年来，中美经贸关系几乎成了维系中美关系的最重要的纽带，并且是双边关系中发展最稳定、最迅速、最顺利的部分。现在，中美经贸关系的意义已经超出了纯经济层面，越来越有安全战略和外交战略层面的意义。双方通过经贸交往，不仅获取各自所需的经济利益，而且还得到了战略上的利益。经贸关系的发展正在对总体上的中美关系产生越来越深远的影响。

　　发展中美经贸关系有利于中国增强国力。弱国无外交，同奉行强权政治的国家发展关系更是如此。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缓和对华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识时务的政治家看到了中国的国家实力正日益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是一个可以借重的战略力量。如果中国仍然是贫弱、落后、分裂的状况，美国是不会积极与中国接近的。

　　所以，不断地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是保持中美关系继续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要增强国力，就必须紧紧抓住发展这个主题；要发展经济，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就离不开同别国特别是经济发达国家的经贸关系。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经济快速发展，是与积极发展对外经贸关系分不开的。就拿外贸来说，2000年，中国GDP达到1万亿美元，同时进出口总额达到4500亿美元，其中出口2450亿美元。如果没有这样规模的外贸，特别是出口，上述GDP规模是不可能实现的。据有关部门测算，1997年外贸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达到31%；同年中国的出口拉动了GDP增长近2.74个百分点。如果考虑到中国进出口产品的结构特点及其对国内生产扩张产生的“乘数效应”，外贸的重要地位还应加高一档。所以，在21世纪，中国要实现经济发展战略，大幅度增强国力，就必须大力发展对外经贸关系。美国是当今头号发达国家，其经济总量占世界近1／3，并且科技水平高，所以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经贸往来对象。经贸是美国发展对华关系的重要动力。美国是个靠经济和贸易立国的国家，追求经济利益一直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最主要目标之一。冷战结束后，美国一直将扩展经济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目标之一，为此它不可能放弃中国这个新兴大市场。经贸关系是互利双赢的，就是从国外进口产品，也并不只是能换取出口的条件。据专家测算，目前美国从中国进口，可使消费者每年节省100亿美元，通货膨胀率下降3%。从这个角度讲，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也不是别的国家可替代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布什政府上台初期在声称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的同时，却一再表白中国是美国贸易上的伙伴。“9·１1”后，布什在四个月内两度来华，所谈的重要议题之一就是促进中美经济合作。在目前世界经济普遍不振，中国被看好将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发动机的情况下，加强同中国的经贸合作对美国来说更加紧迫。除了获取经济利益外，美国发展对华经贸关系还有另一个意图，就是促进中国向“民主化”方向发展。

　　经贸是稳定中美关系的“压载舱”。冷战结束，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然而，中美关系并未因此而止步不前或完全倒退。究其原因，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经贸逐渐成为维系两国关系的重要纽带。越来越密切的经贸关系构成了两国政治关系发展的强大动力。从克林顿政府决定让最惠国待遇问题与中国人权问题脱钩、与中国达成加入世贸问题协议，到布什政府批准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伙伴国待遇，都体现出经贸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在稳定中美关系上的作用。美国亚洲协会主席卜励德先生称经贸是中美关系的“压载舱”，这是很有道理的。正是有了这个“压载舱”，中美关系这艘大船才能稳步前进，而不致于被突然袭来的狂风巨浪掀翻。

　　经贸关系除了满足双边的直接经济利益并由此构成发展双边关系的直接动力外，客观上还间接地为发展中美关系构筑基础。就拿美国来说，政府决策是受到利益集团和公众舆论的制约的，影响这两种力量是发展中美关系的基础工程。首先，密切的经贸关系促使美国的企业界重视并支持政府发展中美关系，现在企业界已经成为美对华实行接触政策的最主要支持力量；其次，经贸关系会带动人员的交往以及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的交流，这有利于促进美国公众对中国的了解，进而破除反华势力对中国的“妖魔化”宣传，同时也有助于减轻政府在发展对华关系时所受到的国内压力。对中国来说，也存在着类似的效应。总之，中美经贸关系越密切，中美关系的基础就越坚实，总体的中美关系就越稳定。(作者：刘建飞)

　　(稿件来源：瞭望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