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北京9月2日消息：当人因脑外伤、脑肿瘤、脑血管疾病等呈现脑死亡就可认定此人死亡，这一标准完全不同于传统观念中的呼吸和血液循环功能的停止标准。有法学界专家认为：“生死问题”必然影响到社会道德、伦理观念及法律制度的变化，对待“脑死亡”要谨慎。

　　据北京晨报消息，在目前法律和临床上，人们一直以呼吸和血液循环功能的停止作为生命终止的标准，而这一观念已渗透影响到人的观念和社会的各项制度中。

　　中国政法大学法理学教授舒国滢认为，如果实行了“脑死亡”，势必对社会观念产生很大的冲击。首先，“脑死亡”必然在社会文化认识上产生冲击，出现传统意义上的死亡、法律层面的死亡和“脑死亡”产生认识冲突。其次，在社会制度方面，也影响到法律内涵的冲突。

　　舒国滢认为，在法律方面，影响最多的是对于伤害与死亡的界限问题，如果实行“脑死亡”，对于法律中的死亡要重新界定。比如“重伤”或者“杀人未遂”而出现的“脑死亡”就可能成为“伤害致死”“杀人既遂”等。

　　此外，在家庭关系中，如果一方已被宣布“脑死亡”，虽然他的心仍在跳动，仍在呼吸，但是他的亲属就可以开始继承他的财产，他的配偶就可以不必经过离婚手续而与他人结婚。

　　舒国滢教授认为，在医疗方面，如果患者处于“脑死亡”后医生就可以宣布患者死亡，以减少对医疗资源的浪费以及患者家属的精神痛苦，还可以将仍能使用的患者器官及时进行移植，以供给其他患者。这里同样存在风险，如果患者家属与医生有某种协议，就可以很容易地谋杀患者。

　　舒国滢教授说，现在主张“脑死亡”的主张基础不外乎以下几种，但主要是为了“减负”。一是减少医疗资源的浪费，减少患者家属与社会的治疗压力。二是降低患者本人的痛苦，让患者“死”得有尊严。三是更多地为社会谋利，在“脑死亡”后患者的身体器官可作为他有治疗的替代器官。

　　舒国滢认为，这些理由非常勉强，特别是为社会谋利就引出一些问题：“什么样的生命是应该得到保护的？”“能不能以结束一个价值低的生命以维持另一个生命？”等等。

　　舒国滢说，不能以价值来决定一个生命要不要存在。由于“死亡”对一个人来说特别重要，可能影响他对自己本身的认识；对社会而言死亡标准的变化也会产引起价值观念、法律制度的变化，所以，在当前情况下，“脑死亡”的立法应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