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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根本没有摇滚一代

　　新闻周刊：你这么急着搞这场音乐节，是不是因为对中国摇滚音乐的现状感到不满意？想改变什么？

　　崔健：我必须强调的是，我做音乐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我自己，中国摇滚乐爱他妈怎样就怎样，跟我没什么大关系。但我还是愿意帮助年轻人走出来。

　　新闻周刊：你现在像是一个音乐活动家，或者说，是一个社会活动家？

　　崔健：是有人批评我搞一些活动是不务正业，但我觉得我乐意，我高兴，就这样干，这是我的私事。音乐节应该由商人或爱好音乐的人去组织，作为音乐家，我又搞创作和表演，又得参与这些乱七八糟的一堆烂摊子事，有点浪费时间。我是挖井者，只希望看到井底不断有水出来，让大家有水喝，修井框和管理、维持井的运营，井外的人是怎样喝到水的，那其实是别人的事。什么版权，演出市场的管理，通通都应当是别人来管。但是现在没有办法，还得适当管一管。

　　新闻周刊：有乐评人说，中国摇滚乐现在处在一个兴盛的年代？

　　崔健：那是炒作到走火了。中国摇滚乐养活了不少人，其中包括一堆乐评人，但摇滚乐本身没起来。你可以一口气念出好几个乐评人的名字，但你能一口气说出好几个摇滚俱乐部的名字吗？不可能！中国最大的摇滚乐城市北京，也才只有一家刚刚开的摇滚乐俱乐部。在上海、广州都很难有摇滚乐的现场。所以说现在的年轻人是摇滚一代，扯蛋！别说山区和农村，就连所有大城市里的多数年轻人，根本连一场摇滚音乐会的现场都没有经历过，单凭听几盒烂磁带，就能自称是摇滚一代？中国根本就没有摇滚一代！

　　新闻周刊：在你看来，中国摇滚乐离兴盛还有多远？

　　崔健：我去过很多国家的音乐节，那儿的年轻人真是享受啊。而咱们呢？没有地儿！我不能不为咱们的青少年感到悲哀！中国这么大国家，我觉得应当可以有100个音乐节，然后年轻人可以背起旅行包，一个音乐节接一个音乐节地去走，每个城市有10到15个俱乐部，每个星期都有数不清的唱片那样才叫兴盛，人们才叫有福！100个可能太理想化，那就10个吧，每个大城市3个摇滚俱乐部总该有吧！要让人们找到宣泄的地方。

　　我是个“愤中”

　　新闻周刊：听说不久前有关音乐节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你坚持不让公司按惯例向记者发红包？

　　崔健：我这是站在读者消费者的立场考虑问题。就像律师不能吃了原告吃被告，记者不能拿了稿费还到外面向人家要红包。我觉得这里面更多的不是钱的概念，是社会的公正制约的概念。现在可能不少新闻单位工资太低，大家觉得应有点额外收入，我觉得这不好，工资太低应当通过正常渠道才想法办改变，而不是靠红包。

　　新闻周刊：你刚才提到红包，作为一个纯粹的艺人，这些你好像都可以不管？

　　崔健：你错了，这些事人人都该管，我也是个普通人啊，如果这个世界连新闻都是假的，电视节目都是假的，还有什么指望？老百姓不是吃饱了穿暖和了就可以念政府好，社会好，媒体好，你不能把这些人都当植物人。这些人都是有想法的有灵魂的。你不能太实惠了。人间正道是沧桑。

　　新闻周刊：你还是个愤青？

　　崔健：不，应该是叫愤中。

　　新闻周刊：但你是个富裕的愤中？

　　崔健：富裕？什么叫富裕！富是相对而言的，有钱和有足够的钱是两个概念。我这些年来因为盗版损失至少上千万。如果这些钱真的归我，如果我有(足够)的钱，你想能干出多少事啊！

　　新闻周刊：你对现在乐坛的现状挺着急的样子？

　　崔健：是啊，你看这整个亚洲歌坛都成什么了，铺天盖地都是些酸歌蜜曲，而且还是假冒伪劣的。什么F4之流的小年轻，都是一些根本没有真正的音乐才能的人在制造喧天嚣地的视屏音乐，他们充其量是一群拿着话筒的表演家。但许多人们都以为他们是音乐家，不误人子弟才怪的。

　　新闻周刊：这些年来中国的音乐新人出得特别少，特别慢？

　　崔健：中国有才华的音乐人大有人在，只不过关注这些人的人太少。这些人太傻冒，我是指多数听众都比较傻，特别是那些小年轻。他们只会成天泡在那些垃圾音乐里，泡在电视机前，泡在遍地的音乐泡沫里，跟着瞎起哄。我们需要呐喊一下，让他们多多少少醒悟过来，发现真正的音乐。

　　新闻周刊：现在假唱泛滥到什么程度？

　　崔健：制假的罪魁祸首先是电视媒体，他们不允许真唱。我们曾在电视台搞反盗版的演唱会，他们居然不给我们音响，不给我们鼓的位置，让我们的鼓手在后台打鼓，即使这样，我们还是坚持作为惟一一个真唱的乐队。他们这么做等于扼杀了一个行业，录音系和录音专业。他们让所有的才华没有机会。他们为了省钱和赚钱，随便捣鼓捣鼓，腰包里就赚钱了。他们不是没钱雇音响师、音乐家，就是懒惰。

　　新闻周刊：但很多观众并不了解内情。

　　崔健：是的，根本的问题是，他们这样会使得老百姓对音乐没有品味了。这将是一件多么糟糕的事情啊。这是人类的灾难，不仅是一个民族的灾难。人类五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没有品味的文化里，对音乐失去听觉和鉴赏能力，长着耳朵干什么啊？偶像。都一样。整个亚洲都一样。

　　新闻周刊：面对这么严峻的现实，单凭你的努力会有效果吗？

　　崔健：哪怕只有我一个人签字，我认为都是有效的。最差的结果莫过于此了。不可能比最差还会差的嘛，而我已经做好准备了，还有什么可悲观的。事实上，已经有很多圈内的和新闻界的人士向我表示声援。

　　新闻周刊：有评论说你从来不向商业妥协。

　　崔健：我是不向“伪商业”妥协。商业是需要的，羊毛出在羊身上，才属于正常的商业机制；羊毛出在牛身上，属于赞助机制；羊毛出在兔子身上，就是剥削了，肯定是不正常的。

　　新闻周刊：对你来说，假唱好像比盗版更可恨？

　　崔健：盗版可能是一个我没有足够能力去主导和应付的事，但作为音乐家，我惟一可以自己主导的就是真唱，通过真唱展示自已的实力，把那些没有能力选择真唱的家伙轰下台去。就像拳击比赛，你不能打不过人家就在拳套里放块砖头啊？必须把这些骗子们轰下去，把它周围的人都换掉，这样才能让人们听到真正的音乐。

　　我只想改变我自己

　　新闻周刊：从最初的《一无所有》到1999年的《无能的力量》，这是否反应出你对于生活的一种无奈感？

　　崔健：无能本身不能理解为无奈。这是人性的阶段性的一种状况。可以理解为对主旋律的一种反抗。文化大革命时候要求大家都要唱“我们生活比蜜甜”、“走在希望的道路上”。今天不一样了，我们可以发出一些自己内心的感受。

　　新闻周刊：在你的内心会不会时常感到自己的想法和目标与现实世界的差距？

　　崔健：我觉得你要是有这样的想法，就表明你们的功利心都比我要大。你们向往的成功法码都比较重。但奢望越高的人，失望越重。我其实没有太多的奢望与想法，我这辈子只想改变一个人，那就是我自己，如果再能改变另一个人，那就是锦上添花了。

　　新闻周刊：你不是很坚持原则吗？

　　崔健：受欢迎和坚持原则是成功的一个基本标准。坚持原则本身在某种程度上是个成功。如果坚持的过程很愉快，更是一个成功。

　　新闻周刊：你觉得自己现在走在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上？

　　崔健：希望的道路，我觉得生活中充满希望，我相信自己充满着创造力，有创造力就有希望。

　　原来总以为有些事可以等着别人来帮助我，现在明白了，有些事必须自己干，才会有希望。比如我下决心要搞个音乐节，有人就说我不务正业。我要反假唱甚至反假新闻，有人会笑话我，说你有能力吗？你觉得我有这种能力吗？这种能力其实很简单，只要你觉得有你就有，我的能力就是创造力。活人不会被尿憋死！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原标题：崔健：我乐意做个音乐活动家

　　作者:胡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