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绥新是一个被处以死缓的腐败分子。然而，他曾经是一个有政绩的市长，当初，他曾由衷地宣誓要做一个有作为而且清廉公正的好官……

　　他是一个“两面市长”。在一些人眼里，他是“政绩市长”；在行贿者眼里，他是“慕大哥”；在前妻贾桂娥眼里，他是“摇钱树”；在年轻的妻子眼里，他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在专案组眼里，他是被“两规”的对象，是一个需要被细心治疗的绝症患者；司法判决的结果，他是一个必须被严厉惩治的贪官。

　　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慕绥新变质的原因何在？他的悲剧根源何在？面对法律制裁而又身患绝症的慕绥新，在专案组的教育影响下也有过一番反省和自白。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一合最近发表在《中国作家》的《红与黑——一位“两面”市长的悲剧与自白》一文，披露了这位市长蜕变的心路历程……

　　慕绥新的悲剧与自白

　　1999年底，当20世纪即将结束，21世纪的曙光就要降临的时候，在沈阳市，一座雄伟壮丽的21世纪广场落成了。在广场中心的世纪钟下，埋藏着《本届市长给百年以后沈阳市长的一封信》。

　　这位本届市长叫慕绥新。

　　这已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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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面对老百姓

　　2001年初，慕绥新已被迫辞职；2001年3月，当他把所有问题都交待之后，很想找人好好探讨一下，他好好的一个人，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他开始回忆过去的事情。

　　他说：“那是1998年换届的时候，是我提议宣誓的。因为当时代表们的选举气氛很热烈，票数也很集中。我就产生了一个想法，我们能不能面对选举我们的人做一个承诺，这样也成为约束我们自己的一把尺子。我们一起喊了一些誓词，主要是这么几句话：‘依法从政，廉洁奉公，牢记宗旨，报效人民。’因为我知道，上任后会面临很多新的困难和问题，有些问题靠我们的智慧可以解决，但有一个问题是我们自己很难解决的，那就是腐败。只有把我们交给群众，在群众中亮相，把我们的诺言喊出去，我们才有可能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闯过这一关。代表们都站起来，为我们欢呼。”

　　从录像上我看到他的眼里闪着泪光。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也许为没解决好腐败的问题而遗憾吧。虽然宣了誓了，喊了，说了，讲了，做的却是另一套，没有“廉洁奉公”，而是收钱受贿，整天打壶不认锡，不知不觉地腐败了。

　　也许他在想，现在沈阳市人民会怎么看待他。

　　他沉痛地说：“我非常地内疚，非常地对不起我的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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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下头去，半晌没有再吭声。记者很尊重地给予他沉默的时间。

　　“面对自己的老百姓，我做了一些自己不应该做的事情。”

　　说完这句话没有再沉默，而是激动起来：“我没有办法以我的脸去面对这些老百姓，我怎么和他们去讲？我平时在会上讲的是什么，而下面做的是什么？我没有办法面对他们。所以我曾经要求中央，对我的罪行在审的时候能不能异地审，不要在沈阳审，因为我不想再伤害我非常热爱、并希望为他们做一些事情的人民了，他们太忠诚，太老实，他们在我身上寄予许多希望，我却欺骗了他们，我不希望他们再受到伤害。”

　　他以为，老百姓已经对他恨之入骨了。

　　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是他想象的那么严重。

　　他说对了，“他们太忠诚，太老实”。老百姓竟然没有特别恨他，也就是说，没有太大的民愤。认为他虽然犯了罪，却也为沈阳人民干了一些事情。

　　我到沈阳后接触了许多人，包括干部和一般市民，他们对“老慕”的印象还不算最坏，认为他是一个能干事的市长……善良的老百姓把对干部的要求已经放得很宽。他们对腐败有了很大的承受力，再不像以前那样，干部吃顿高档宴席也义愤填膺。他们有自己的一套逻辑，他们说，一点不贪很难做到，既然如此，那就在贪的时候，多为老百姓办些事情。最可怕的是，既贪又不给老百姓办事情。

　　“党内个体户”

　　事发之前，他的历史一直是一个成功者的历史。

　　他凭着一股闯劲干上来。那是改革开放初期，很需要他这种富有开拓创新精神的人。

　　他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他的着眼点全在事业上。别说家庭生活这些小事，许多做官从政的套数、规矩他也不讲。那种让请求办事的人头疼的“研究研究”，在他这里很少出现。行就行，不行就不行，当场给你答复。

　　他对会议好像没有多少兴趣，连那种非常严肃、重要的市委常委会，他也毫不在乎，说不参加就不参加，迟到更是家常便饭，常常出现“书记常委等市长”的场面。这如果放在别的地方，可能就是个政治事件，因为关系到谁是领导核心的问题。但在沈阳，大家公认慕绥新是“党内个体户”，司空见惯，奈何他不得。

　　对下级那就更厉害了，稍不如意便大声训斥：“你他妈的想不想干了？”“不想干我收拾你！”

　　他不把开会当回事，同样他也不把学习当回事。为了遏制腐败，我们党制定了许多党纪党规，一条一条说得非常清楚，告诉你应该怎样去做，不应该怎样去做，违犯了应该受到怎样的处罚，白纸黑字在那儿印着呢。但他没有看，或者不屑于看。他认为，搞这些都是虚的，没用。要搞，就动干的，来实的，闯出一番事业让大家看！别玩那些花拳绣腿。

　　他多次宣称：“党校的门我从来没进过。”言外之意，我现在不也干得挺好吗？通知全体党员干部观看《生死抉择》电影，进行警示教育，慕绥新接到通知后说：“不管它，明天市政府照常开会，谁也不许请假！”

　　据慕绥新说：1998年沈阳做过一个测验，沈阳人民对政府的满意率达到94.7%。也许这个数字像其他许多数字一样不会十分准确，但说明慕绥新很在乎这个，很在乎自己的政绩。这就足够了。他以“政绩市长”自居，他把抱着联合国颁发的“人居奖”奖杯的神采飞扬的大照片挂在客厅里。他认为这是光荣的。光荣背后也许还有“政治野心”什么的。但当时，他确实没把捞钱作为一种目的而特别加以考虑并付诸实施，也是事实。

　　收钱“哲学”

　　那么他没有捞钱吗？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他主观上没有处心积虑地捞。

　　在某些地方，送红包已经成为一种风气。每到出国，住院，逢年过节，自会有大批红包送上来。顺着收了，显得很自然，很合群儿，团结友好，皆大欢喜。不收就要有些麻烦。所以一般都是收了。在某些地方，你没有看到当地闹出不收红包的风波，那就是不显山不露水地收了。

　　送的收的都感觉不到这是行贿受贿，只是想送点礼品，但不知道送什么好，拿着也不太方便，那就撂下点钱自己买吧。不收下就是一个不小的问题。你怀疑我，不信任我？没把我当成自己人？我怎么这么倒霉！看来今后还得对他敬而远之，或者干脆投他个反对票！自己再改换门庭，投靠别的领导。

　　所以收下还是不收下，这绝不简单是个廉洁不廉洁的问题，而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一般的人都为了减少麻烦而收下了。

　　他抗拒不了强大的客观条件，但他主观上又是一种怎样的表现呢？是积极主动有计划有目标地索取，还是既来之则收之，大大咧咧不当一回事？

　　他属于后者。他收了别人的钱了，但具体细节总是很马虎，比如谁送的，送多少，他向来不太在意，事后连看也不看，这比斤斤计较的贪官要“大度”得多。收受红包一般都在家里，1999年春节期间，他竟然坐在办公室里收钱。他很忙，他还有许多大事要办，他就把地点移到办公室，由秘书先约好时间，什么点可以给市长拜年。拜年的人进来没有几句话，放下红包就走。

　　无论如何他是收了别人的钱了，而且数额非常巨大。收钱的时候虽然不斤斤计较，但也嘎嘣脆，难怪有人说他，既能干事，也敢搂钱。

　　慕绥新不是什么人的钱都收，什么样的钱都收，他得掂量掂量。他平时还要杀伐决断，他还要指挥下面的人干事。他看上的信得过的人的钱他才敢收，他看不上的信不过的人的钱他不敢收。

　　他正想批评他，教育他，训斥他呢，正想免了他的职呢，怎么能收他的钱？那不是让自己被动吗？不是让自己当孙子吗？他是一个脾气很大，说一不二的人，他怎么能受得了这个！

　　慕绥新主要是充当收钱的角色，但他非常理解送钱人的心理。因为在他年轻的时候，曾经给省里的一位老领导送过烟，只一盒，这一盒烟却没有送出去，于是对他造成了巨大的心理伤害。那时候还很穷，那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买到的一盒很高级的香烟。但送的方法不对，领导没收。他过于殷勤了，打开包装，抽出一根，给领导点上了火。自以为很完美，领导却误以为只给一根尝尝，整包的不给。就说，我抽一根尝尝就行了，剩下的拿回去吧！这么一来他的压力可就大了，回去以后“我就三夜没睡好觉，想啊想，他不收我的烟为什么，是对我有什么看法，还是不信任我，还是觉得我是另外的人，不是能靠得住的人？”

　　官能买吗？

　　慕绥新的发妻贾桂娥十分贪，弄得老需要他做补救工作，有的实在补救不了，他也只得认了。

　　这无疑就增加了收钱的数额和出问题的可能性。

　　他不认识周伟，但一笔收了周伟20万元。

　　这是由贾桂娥这条线上来的。他最终也不知道收了多少钱，贾桂娥只告诉他收了人家钱了，你就给办了吧！

　　周伟本是鞍山烟草专卖局副局长，想调到沈阳烟草专卖局去发展。沈阳是副省级市，差着级别呢，应该是特别不好办的一件事。他知道慕绥新权力大，但自己这么一个小人物，是绝对高攀不上，很难直接对话的，即使有再多的钱，也送不上去。

　　于是想到了夫人路线。辗转通过一位朋友认识了贾桂娥的妹妹，请求帮忙。妹妹找姐姐贾桂娥商量后，对周伟说自己想买台车，能不能给凑点钱。周伟就给她“凑”了20万。刀快不怕脖子粗，多多益善。

　　妹妹给了姐姐10万，自己要了10万。贾桂娥真是胆子不小，这事能不能办根本没向老慕透过，就先收了人家的钱。她很有主意，只要慕绥新下了决心，没有办不成的事。

　　慕绥新一听就火了，周伟是谁？沈阳烟草局是随便就能进的吗？

　　但是没有办法，她说收了钱，而且收得还不少，反正是退不回去了，你看着办吧！

　　把周伟招到家里来，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一看印象非常一般。但他已经通知组织部了，已经开始起动了，着手去办了，停不下来了。

　　自然是一办就成功了。周伟当上了沈阳市烟草专卖局副局长。又赶上局长就要退休了，周伟到“贾姨”家跑得更勤，每次都不空手，美元、人民币穿插着送。断火不蒸馍，蒸馍不断火。于是当上了局长。从过去的副处级一跃而为副厅级，时间只用了几个月！

　　周伟哪儿有这么多的钱向外送？他说是借的。那么现在局长当上了，就赶快搂吧！果不其然，他开始收获了。借着给一个个体户批罚没烟，索贿9次，共得100万元，给贩卖走私烟的货主返还50万元，得回扣20万元。

　　后来当机智的记者问慕绥新，周伟这个官是不是买来的时候，他回答得清楚明白、滴水不漏。

　　他是这样说的：“可以这样讲，这个官不是一个人能定的事情，他给我钱就能把官得到，是因为我犯了错误，从中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情。实际上想向共产党买官是做不到的。官是共产党管的，你要官只能向共产党去买，这是做不到的。但是通过贪官帮你策划怎么做，这是可以做到的。这是不是说清楚了这件事情？”

　　“老板，你好！”

　　自从马向东的问题暴露后，慕绥新一直是不安宁的，他不知道中央到底对他是一个什么态度，其实中央纪委根据群众来信举报，结合调查马向东的问题，也对他的问题做了核实，他早已进入了中央纪委办案人员的视野。

　　慕绥新是他前妻贾桂娥的摇钱树。2000年1月20日，办案人员得知慕绥新让前妻贾桂娥买好了去美国的机票，便立即由领导出面找慕绥新谈话，让他动员贾交出机票。开始他说已经离婚了，不是夫妻了，她的事不好再干涉。后来答应去作动员，但做不通贾的工作。看来他是不可能做通的，贾到美国去本来就是他们二人的计划，因为女儿、女婿已经先期到了美国，贾再一跑，慕绥新就更没有后顾之忧了。跑不了和尚，但庙已经跑了。

　　领导们就到贾桂娥家亲自做她的工作，说马向东事件后，这是非常时期，不要出国。她不听，又哭，又闹。好说歹说，做了6个多小时工作，才把护照和机票交出来。

　　贾桂娥是2000年11月19日被“两规”的，当时她正在北京开会。她已于一年前从辽宁省国土资源厅正处级调研员的位子上退休，但又被聘为沈阳一家股份有限公司的监事长，所以还能开会。经过艰难开导，她终于承认了一些问题，移交检察机关立案，并对其住宅进行搜查。鹌鹑嗉里寻豌豆，肯定不会落空。果然搜出了一个惊人的数字：现金、存折、有价证券和贵重物品折款，共1000多万元人民币！

　　慕绥新反思说：“这是一笔债。简单说，对送钱人是一笔债，你收了人家的钱嘛，所以关系要进一层。另外，在情和理之间，在情理上，欠了人民一笔债，这个债在自己内心深处有压力，不管现在还是过去我都承认有压力，都是不正当的。”

　　记者问：“刚才你也讲了，在市长任期的4年中，你心里还是有个声音，始终在提醒自己：这可能是不对的。但你为什么没有注意到来自心里的这种声音，是它太微弱了吗？”

　　慕绥新回答：“是外面的力量太强大了，而我本身受到的监督太微弱了，再加上我本身接受党的教育这个过程中，要求自己又比较松。作为一个党员，他一定要在这个组织之中，如果不在组织当中，他就变成了‘党内个体户’，没有了监督和约束。不受监督的党员是没有力量的党员，没有战斗力。这是我的体会。”

　　是的，他每次都意识到收钱、受贿是不对的，但他每次又都收了、受了。这时候他特别需要一种外力来阻止他一下，让他收不成。

　　但是，没有一个力量来阻止他，他收得非常顺利，好像坐在一条轨道上，“嗖嗖”地往下滑，许多人推着往下滑。

　　这是一条愚蠢的欲望的轨道。

　　由推的人的欲望和他自己的欲望组成。

　　推的人的欲望比他自己的欲望更强大。

　　当时给不给周伟办调动，他只有20万元的动力或者说欲望——如果欲望可以用钱来衡量的话。但是，周伟的动力或者说欲望就要大得多了，到他被宣判罪行的时候，已经在新的岗位上索贿受贿190万元。

　　刘宝印是个个体户，出身很苦，当过兵，靠修车、倒卖走私汽车发了起来。许多周围的干部向老慕介绍，说刘宝印不错，就认识了。他其貌不扬，但老实厚道，对老慕忠心耿耿，老慕稍加关照，便感激涕零。

　　刘宝印已经进去了。他没有说慕绥新跟自己的事，他知道拘留他是冲着慕叔来的。早在他进去之前，他就感到了风声不对。后来看到慕市长还在电视里露面，就以为没有问题了，就回来了。回来就被弄到专案组里去了。电视真是个骗人的东西！

　　但电视也帮他过足了自我表现的瘾。电视新闻里经常播放本市的领导人物，他一个个体户是上不了电视的，但是他可以借着电视上的慕绥新来表现自己。慕绥新的穿戴全是他给买的，慕市长的镜头一出现，他就开始从头到脚报价。都是价格不菲的名牌，几千几万地从嘴里往外蹦，好像电视上的慕市长是他花钱买的，是他的模特和化身。这么一白话，感受着人们羡慕的眼光，他的自尊心便得到巨大满足。

　　他现在虽然也是个民营企业高明集团的董事长了，也可以跟某些官员搭上个关系了，但总觉得人家是看上了他手中的钱，感情上总是有些别扭。而慕叔是真心看得起他，不把他当外人，交的是人，而不是钱。当然他也送钱了，但送多送少，慕叔全不在乎，看得出来，他给你办事是出于一种人情。所以算总账他给老慕的钱并不多，共计才24万元，但慕市长给他办的事可是太多了，太重大了。

　　他倒卖走私汽车被扣了，老慕一出面，放车。刘宝印的走私车销不出去，老慕让市政府接待办买了6辆奔驰和2辆丰田。他承揽工程，老慕批示，减免税费400万元。

　　更使他感动的是，有一次他在歌厅打架，老慕看到他脸上的伤痕，说打个报告上来。刘宝印是省政协委员，这个报告就由政协打了上来。慕市长批道：“沈阳市公安局：为了保证投资环境安定，建设好一支保卫环境的队伍，要认真查处这件事。”歌厅老板吓跑了，回来后被拘留。

　　慕绥新很像个黑社会老大，虽然有时候思想很超前，很现代，但有时候很老旧，很义气。所以像刘宝印这样的一些大款特别服他。

　　但刘宝印最后还是说了。

　　专案组抓住了刘宝印偷税的问题，然后亮明政策，让他争取从宽处理。

　　他打电话跟妻子商量说，反正咱也救不了他啦，专案组也知道咱们干的事了，我看还是说了吧。

　　大连一民营企业老板杨某也交待了向慕绥新送钱85万元的问题。

　　他一开始卖服装，又搞长途贩运，但赔光了。贷款1000万搞房地产，成了青年企业家，成了“十佳”什么的，名气就很大，派头也就来了。参加一个什么会议，哥儿们开着一队小轿车为他送行，他下了车，不是道别和感谢，而是全部骂跑。轮船上的会议代表们把这一幕看得清清楚楚，以为他上了船还不知会摆什么派头。但是他上了船，立刻脱下名牌大衣，卷巴卷巴当拖把，为全体代表擦起地板来。

　　慕绥新欣赏这样的人。

　　当时他正当副省长，吃饭坐在一起，欢迎他到沈阳来投资。

　　1997年慕绥新当了沈阳市长后，杨某果然就来了，说要建设一家高尔夫俱乐部。支持，建吧。建成后，又要建一个森林动物园。这很符合老慕的思路，列为重点工程支持，资金不足时批了3000万元的贷款。点了灯自有油钱进门。作为回报或感谢，杨某为慕绥新的母亲在大连装修房子买家具，之后又为慕出国送费用，为上中央党校送零花钱，为住院送保养费。

　　跟他来往的个体企业老板人数不是很多，但少而精。他不是任何一个大款的钱都收，他选那些能干事的。主观上收钱不是目的，他更看重自己的政绩。民营企业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要发展经济，必须支持他们。支持他们跟创造政绩不矛盾。想打咚咚鼓，总得二三人。而支持他们的另一个结果就是，收到大量的钱。还用去主动地吃拿卡要，不给钱不办事，门难进脸难看吗？那就太低档了。

　　他对能干事的老板从来都是热情支持，不讲代价的，但客观上恰好形成了一种欲取之必先予之的事态，形成了一种非常有效的“良性循环”。正是这些能干事的老板也才最能赚钱，给慕绥新的回报也便十分丰厚。专案组做过一项统计，在向他行贿的人员名单中，老板人数不足20%，金额却高达60%。收了这么多的钱，却又毫不生硬，水到渠成，温情脉脉，绝无尴尬，真是一个大手笔。难怪他没有一点犯罪感了。难怪他家的那只八哥最爱叫：“老板，你好！”

　　“两面性”

　　送钱的人中也有大手笔。

　　他叫夏任凡。不高的个儿，胖胖的，特别健谈。他很看好慕市长，认为这是个能干事的市长，是个人才。他自己就能干事，而且是人才。

　　他是沈阳客运集团公司总经理，辽宁大学毕业，80年代初期，当电车公司经理，大搞改革，名噪一时，被评为“全国十大青年改革家”，到北京大学做报告，上下交流，全场轰动。

　　他的外号叫“夏大胆”。特别敢干。

　　这应该很符合慕绥新的性格，但是不知什么原因，一开始老慕愣是不喜欢他，开会时看到他在下面松松垮垮地一坐，不像个干事的样子。

　　弄得夏任凡隔着玻璃亲不上嘴，很是着急。

　　他决定给“慕大哥”来点新鲜的，开个国际玩笑。得知老慕要出访某国，便派人先期到那国去，重金聘用一女电影明星，届时到机场给慕市长献花。这事办成了。老慕的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过后一想，有点不对劲，问谁搞的名堂？夏任凡。

　　于是对他有了好感。慕市长到客运公司视察，夏总铺上红地毯迎接，手板心煎鱼给他吃。

　　下一步就可以送钱了。

　　你能说他不是个大手笔吗？

　　他并没有因为上边调查慕绥新的问题，而不敢说出他跟“慕大哥”的关系和他对老慕的评价。他情绪激昂地说：“我与慕市长，关系是不错。他是一个想干一番事业的人。这一点与我是不谋而合。他来沈阳这几年，沈阳市大变样。你们可不知道，过去的沈阳，到处黑乎乎的，没有一点现代都市的样子。老慕来了没几年，整个变了个样。我们在改革方面的一些想法是一致的，他欣赏我。这可能就是他为什么举荐我当交通局局长的原因吧。”

　　但进一步问他向慕绥新行贿的事，他就不说了。

　　贾桂娥全线崩溃了，她说了很多事。她除了帮着老慕收钱受贿，还利用老慕的努力求人办事，打着市长夫人的旗号替人办事，从而大肆敛财。慕绥新不敢收的钱，她敢收，慕绥新不便出面办的事，她敢办。她帮慕绥新收钱32次，共75万余元；帮某公司办事，得了价值126万元的股票；为人承揽工程，推销石料，收钱230余万元；打了两次电话帮人办事，得款30万元。

　　记者问老慕：“我真的很难理解，在你担任市长的这4年里，有很多媒体对你进行过采访，你给众人留下的印象，的确是一个政绩市长，一个有魄力，敢想敢干的市长。可是为什么当你转过身去时候，你却做出来刚才我们说的那些事情呢？”

　　慕绥新回答说：“我有两面性。人不是完全一面的，有阳光灿烂的一面，也有非常阴暗的一面。人在自己的生存发展中，应该用阳光灿烂的一面，不断地把自己照亮，把所有阴暗的地方都照亮起来，让他透明和纯粹。如果不是这样，阴暗的东西越来越多，就变成了一个阴暗的人，污浊的人。我认为，我有两面性。一方面，愿意为老百姓多做一些事情，而且愿意为此牺牲自己的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另一方面，就是私心和贪欲没有得到根治，不断发展。我们应该使光明的一面迅速成长，使阴暗的一面尽快消灭。”

　　我们是否能够把慕绥新所说的光明的一面和阴暗的一面，比较成红与黑呢？

　　慕绥新是一个在红与黑中行走的人。

　　慕绥新也承认说：“自己变成了‘一手红，一手黑’。”

　　这就把“两面性”更加具体化了：一手干事，一手捞钱；装金是人，刮金也是人。

　　他很自觉地在两种颜色中行走，他没有力量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去壮大一方，而消灭另一方。他在红黑两方中都如鱼得水，左右逢源，非常惬意。

　　得了癌症之后

　　2000年5月31日这一天，慕绥新在老同学的陪同下，来到了北京某医院，用非常先进的进口仪器做了检查：肺癌。

　　慕绥新挺住了，什么也没说，让秘书通知，今天不回去了，明天回去，今晚去听一场交响乐。思路非常清晰。他要镇静一下，理理思绪，确定自己该怎么做。长时间以来，对于不祥的政治命运，虽然还抱有幻想，但潜意识里早已感到难以逃脱。他以被处以极刑的高级干部作参照，觉得自己很难是个例外。他非常害怕。没想到现在又得了癌症，在政治上的死刑没有宣判之前，先宣判了一个生理上的死刑。这样就相对地把两个死刑的分量都减轻了，反正总得一死，那就随便吧！

　　人到这个时候才更知道生命的价值。他决定不做手术，明天就回沈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走进光明之中，走进红色之中，演奏自己的《命运交响曲》，嘣、嘣、嘣、嘣——

　　没过几天，慕绥新就到日本访问去了。

　　6月中旬慕绥新又去了美国。他是去跟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谈判引进雪佛莱汽车生产线的问题，作为老工业基地的沈阳太需要现代化新兴产业的支柱了，他拼上性命也要把这个项目谈成。别人去他不放心的，他去了才能给对方以极大的诚意，而且他不仅有诚意，还有热情，还有智慧，还有威严和气魄。这都可以使中国人占便宜。

　　最重要的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要做成一件事，跟美国人做成一件事，一件漂亮的事。光会在家门口干事不算能耐，出国跟白种人过过招才算本事。谈判是很艰难的。他们果然要把项目转到别的地方去，条件提得很苛刻。但老慕是好对付的吗？中国的一个计划单列市的市长，公关辩论谋划运作、软的硬的明的暗的，什么没见过？再说老慕那风度，那得理不让人的劲头，把洋人震住了。终于达成协议，雪佛莱生产线安家沈阳。

　　本来计划7月中旬回国，但既然谈完了，就赶快回来吧，不要考察了。这事如果放在过去，是必须考察的，考察就是变相旅游，还要跟着几个大款给提供资金保障。这回全免了。老慕要洗心革面，做一回人民的公仆。再说他的病也顶不住了，身体支持不了啦，他没有多少时间了。

　　所以7月3日就回来了。回来向省委做了一个汇报，就直接往北京医院送。老慕把医院的专家、大夫、领导气坏了，他是一个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副省级干部，堂堂的一个计划单列市的市长，怎么能够已经查出了癌症，并且开好了住院单，却还把人给弄跑了呢？

　　不想谢幕

　　2001年3月21日，由中央纪委副书记刘丽英赴沈阳向慕绥新宣布了对其立案调查和实行“两规”的决定。

　　这时慕绥新的心情复杂极了。作为一个副省级干部被“两规”了，后果会是怎样的呢？胡长清、成克杰的形象不断在他脑子里闪现，自己会步他们的后尘吗？不！他从小就想做好人，不想做坏人，他努力地干事情，而且干成了事情，他只是不自觉地走到了这一步。他看着刘丽英，刘丽英的表情很沉重。他想知道上级对他的看法。他认为这是决定他命运的关键。

　　我们的官员在紧要的关口，总是想到上级，岂不知群众对他们的生死存亡也多少起着一些作用。他的问题最终能暴露起来，就是群众的举报信引发的。不过如何查处，那就由上级说了算了。中央反腐败的决心很大，像慕绥新这样的人不会被放过。他想知道中央对他有个什么看法，有个什么结论，这显然是太早了。这得通过调查，才能最后下结论。他太着急了。

　　他从来没有被“两规”过，大闺女上轿——头一遭。不知是什么“待遇”，是否很严厉？自己的病肯定是保证不了治疗了。但是令他非常感动，刘丽英发了话来：“边办案，边治疗，办案服从治疗。”

　　还是住在很高级的病房里，对他的病却比过去还当真了。那些办案人员对他的病情非常了解，过去是怎么治的，经过几个阶段，都用过什么药，知道得清清楚楚，甚至能说出过去治疗的某些重要的细节，很流利地说出那些非常绕口的进口西药的名称。那些很知名的大夫本来是有些派头的，但在这些高水平的“陪护”人员面前也不敢摆了，恐怕稍一不慎被挑了眼。

　　专案组又为他抽调来更知名的医生，连护理人员也换最高级的。他非常感动，他有点躺不住了，病不下去了。

　　他也知道了大家这么做的目的，并不是奉了谁的关照，在保护他的政治生命——怎么说更好呢？与其说放过他就是保护他的政治生命，倒不如说查处他才是保护他的政治生命，党的政策一贯是“治病救人”。不管怎么说吧，现在绝不是要放过他，而是要抓住他。要抓住他，就必须先保护好他的生理生命。

　　但也用不着这么精心和重视啊！用得着。这是在让他受到感动，这是在打感情牌。他虽然把这一切都看透了，他还是感动了。也许他觉得大家伙都很不容易，这么多人围着你转，组织医生会诊，研究治疗方案，一套不行，又换一套，高标准，严要求，精益求精，他明知道这不是大家的最终目的，更不是大家的专业，大家不会特别感兴趣，大家感兴趣的是赶快拿到他收钱的数字，但是不行，大家得强制着自己干这个，干医生这行的事，还得像背外语单词一样，把洋药名背个烂熟，你说这有多么不容易吧，所以他就从这个角度上感动了。

　　他感动了，他一点抵触情绪也没有了，他做好了谈话的思想准备。他精神饱满地等着了。但办案人员说不行，他们还得请教专家，请示医生，并征求护理人员的意见。芝麻粒上刻字——抠得太细了！他们征求完意见，又跟医护人员反复推敲，设计好谈话中出现各种问题怎么应对。他们特别地有耐心。连他自己都没有耐心了。

　　离婚之谜

　　对于大多数沈阳人来说，慕绥新与贾桂娥的离婚和与梅花的结婚，是一个谜。人们闹不明白，贾桂娥那么厉害，怎么会同意跟老慕离婚，连法院都没去就协议离了，其中必定有诈。有什么诈呢？又实在想不明白。

　　至于跟梅花结婚，大家也都很理解，现在不都这样嘛，老慕就算不错的了，没有在外面包着几个。在这次的“慕马”案中，法院院长、副院长、财政局长、国资局长等不都是在外面包养情妇吗？有的还不只一个，而是好几个。老慕只跟梅花相好，互相还真有感情，比那些人强多了。

　　只是这个谜解不开。

　　其中必定有诈。说对了。这个诈是慕绥新搞的。他支持女儿经商是一种心情，支持贾桂娥经商是另一种心情。前者是对女儿的关爱，是“爱”令智昏；后者却是出于一种利益的考虑，他和贾桂娥的共同利益，是利令智昏。“爱”令智昏更为严重，他始终在支持女儿，利令智昏到后来却使他有些清醒了，他不再支持妻子，最后离婚了断。

　　事后他对记者说：“我和前妻离婚，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她参事参政参权太多，影响很坏，我已经挡不住了。她参与很多事情，比如包工程的石料，人家都说，为什么老慕要修马路，因为马路上的石头都让姓慕的一家包了。我这个市长还能当吗？不能当了。所以没有办法，我采取了很多措施，包括最终与我的前妻解除了婚姻关系。”

　　当然离婚的目的不只为这个，摆脱贾桂娥这个麻烦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那就是名正言顺地跟梅花结合在一起，开始一种新的生活。老慕认为这对自己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

　　但是怎么达到这个目的呢？老慕是有智慧的。

　　按照老慕的计划和谋略，他自己是不能主动提出离婚的，离婚得让贾桂娥提出来，而且还要提得特别迫切，老慕想不同意都不行。只有这样，才能成功。关系切身利益的事，这女人只听她自己的，而不会听别人的。于是老慕的方法就有了。

　　现在反腐败的风声这么紧，贾桂娥有时也很害怕，但老慕显得很自信，她也就不往心里去了。忽然老慕也紧张起来，她就觉得糟了。老慕是故意紧张的，因为现在需要紧张。他的计划开始实施了。

　　这一天一个熟人来串门，带着一位从北京来的易经大师。贾桂娥立刻很高兴，没有怎么过渡，马上就跟大师特别谈得来了，反把熟人晾在一边。但熟人却偷偷地笑，显出很得意的样子。

　　三说两说，她就觉得这位大师有水平，再加上熟人在一旁添油加醋，说大师在北京的名气，给大人物都算过什么的，她就更加崇拜。老慕就抓住她的这个特点，略施小计，就让她上钩了。这一切都是老慕安排和导演的。

　　贾桂娥坐直了身子，深吸了几口气，郑重其事地对大师说：“给我和老慕算一算。”

　　大师不慌不忙地问：“算什么？”

　　她慌忙回答：“算算我们今后是不是很平安，没什么事。”

　　大师说：“还是让我先说说你们的过去吧，看看准不准。”

　　“对对对，说说！说说！”贾桂娥更加来了兴致。

　　大师一项一项说起来，说一项，贾桂娥点一次头，说对对。那还能不对吗？“托儿”就在旁边。说完了过去，又说现在，都是特别的对。该说未来了。说未来的时候，又做了许多铺垫，说了许多现象，马上就要水到渠成了，才说最关键的话。

　　贾桂娥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

　　大师说：“怕要有血光之灾，有一方性命不保。”

　　贾桂娥愣在那里。她已经预料到了，她想从大师这里得到否定的回答，但明察秋毫的大师还是给她指出来了，而大师的话是绝对不会错的。

　　“有破法没有？”她问。一般都是有破法的，她准备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甚至牺牲自己，只要能保住老慕，她就虔诚地去做。

　　大师说：“有。那就是离婚。”

　　她又愣在那里了。离婚，这比牺牲自己还不容易做到。当年她追老慕，一见老慕要变心，她就不准备活着了，当时她觉得死是非常容易做到的，特别是死给老慕看，那简直是一种幸福。可是老慕没给她这种幸福，而是给了另一种幸福，跟她结了婚。所以她还欠着老慕的账，这回老慕有难，如果需要她去死，她会毫不犹豫地去做。可是大师没有表示出这种需要来，而是需要她跟老慕离婚，这就有点难度了。她咬了咬牙，离，只要能保住老慕，离婚就离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她没有向大师讨价还价，她知道这种事情是说一不二的，斤斤计较就不准了。

　　她说：“离吧，我离婚。”

　　大师说：“灾过去后还可以复婚。”

　　刚刚打进地狱，马上又见光明。大师的神通太广大了，她匍匐在活神仙脚前，流下了虔诚的眼泪。

　　大师接着说：“100天之后就可复婚。”

　　她欣喜非常，前途太光明了！

　　那天老慕回家后，贾桂娥便迫不及待地拉着他商量这件事。老慕好像还很忙的样子，急着看文件。她说都放下吧，这可是个大事。她就说起了今天请大师来测算的情景。最后坚决地说，我必须跟你马上离婚，早一天办早安全，晚一天办晚安生。老慕心不在焉地说，信那个呢，不离。贾桂娥说，你必须离！

　　她认准的事，没有办不成的，三下五除二，离了，秘密的，对外他们还是夫妻，老慕还回家里来住，她单等着100天以后再顺利复婚。

　　但是她等不到这一天了。老慕在离婚后的第28天，即1999年5月8日，在大连与梅花举行了婚礼。是让那位姓杨的大款朋友给操办的，只请了几个特别要好的人，连省委、市委的领导都没汇报，外界根本就不知道市长又结婚了。只有大连某街道办事处的那位老大妈知道，因为办结婚证时必须有本人到场。老大妈非常坚持原则，杨先生怎么通融也不行，只得把慕绥新请来让老大妈过目。老大妈特别爱看电视新闻，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不是沈阳市的慕市长吗！

　　梅花的信

　　慕绥新现在最惦记的一个人就是梅花。

　　他说：“我现在的爱人，与我结婚两三年就跟着我受罪，精神上、身体上受到很大的刺激，我实在是对不起她。”

　　那么你不想解除她的痛苦，满足她的愿望吗？

　　当然想。可是到了这个时候，都自身难保了，还能为自己的女人做些什么呢？不能做什么了。

　　可以做。

　　真的吗？那就做，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只要能让梅花幸福。

　　他冲动起来，他很想再为女人扮演一次英雄的角色，尽管是一个极不适宜扮演英雄的时刻。

　　梅花早已被办案人员带走了。最初，她装疯卖傻——也许是半真半假地疯，有一次，居然对着办案人员脱裤子撒尿；后来，她又割脉自杀，却被救了过来。最后，专案组对她说，你不交待问题，贾桂娥早交待了。所以，梅花只得说了。

　　梅花自交待问题后，她和办案人员的关系就处得非常好了，说话也很随便，甚至可以互相开几句玩笑。她一直偷偷地给老慕叠千纸鹤，叠了一口袋。跟办案人员不再对立后，也给他们叠千纸鹤。他们都是好人。他们也会笑。过年的时候还给他们发贺卡。她不想达到什么目的，反正都已经说了，她本来就不太在乎自己，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她最担心的是老慕。

　　专案组问她想不想给老慕写封信。通过长时间的接触和观察，大家都看出来了，梅花跟老慕是有感情的，有真情的。一张老慕的照片她一直带在身上，时常拿出来看。有时还把照片给照管她生活的女同志看，说你们看，老慕多潇洒！多有男人气！然后就盯着人家脸上的表情，看被老慕这个美男子震住没有，感动没有，对自己羡慕没有。陪她生活的女同志能说什么呢？确实是够气派的，可是现在……

　　于是，慕绥新读到了妻子的信：“现在好了，交给组织后，我的心里轻松多了。……你是真正的男子汉，我相信我没有选错人。”

　　他的心里也平静多了。交给组织吧！把一切都交给组织。“把一切献给党”这种英雄说的话他是没有资格说了，那就把一切交给党吧！把所收的人民币、美元、港币、澳门元，存折、股票、卡，名画、名表、金寿桃，西服、领带和皮鞋，全交出去吧！

　　这样他就干净了。

　　干净了吗？真的干净了吗？

　　已经是一个贪官了，还怎么再干净？只要都交出去，那就是上千万元的财产，他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大贪官了，还能再干净吗？！

　　可是在梅花的眼里他还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在他心爱的女人心中，他还在站立着，他还没有倒下。世界很大，但也很小。有时候可以小到只有两个人，形成一个两个人的世界。“一对一”是两个人的世界，他们有着别人无法知道的秘密，有着法律无法判断的是非。同样，夫妻也是两个人的世界，他们拥有更多的秘密。不幸福的夫妻，这两个人的世界对他们是一个灾难。幸福的夫妻，在他们遭遇不幸的时候，这两个人的世界就会成为掩护身体的避风港，守护灵魂的温柔乡。

　　“我相信我没有选错人。”写得多么含蓄啊！没有人捉刀代笔吗？这是在动员他交待问题呢，交待了，就是没有选错人，不交待，就是选错了人。而她是相信前者的。

　　“现在虽然你不做市长，身患癌症，而且又犯了错误，但是我相信你能够正确地来对待这一切，组织上会对你的问题和你的一切有一个结论的，我们一定要相信组织。我们是夫妻，现在虽然我们一无所有，但是老公你不要担心，我还年轻，我还有自己的专业，我会用自己全部的爱，用自己的力量来支撑起这个家。你什么都不用想，你就配合好组织的调查，我等你回家的那一天……”

　　2001年3月31日的下午和晚上，慕绥新将爱妻的信读了18遍。为什么偏偏读18遍？因为他从信纸上看到有18滴眼泪，梅花的18滴眼泪，所以他就配合她的眼泪读了18遍。

　　尾声

　　然后他就竹筒倒豆子，把自己的问题都交待了。

　　时间是2001年3月31日，距3月21日进来，仅仅用了10天。而马向东用了17个月。

　　他不是个拖泥带水的人，喜欢嘎嘣脆，快刀斩乱麻。

　　对自己的罪行也如此。

　　这就是性格。

　　2001年10月10日，大连、南京等地中级人民法院对“慕马”案的第一批案件作出一审判决。法庭认为，慕绥新受贿财物共计人民币661万元，并有269万元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马向东以受贿、贪污、挪用公款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刑(现已执行)。

　　此后的日子是梅花陪他在病房里度过的。只是监管他的已不再是办案人员，而换成了狱警。

　　慕绥新在告别这个世界之前这样说：“如果我再做市长的话，我会把钱退回去，并且希望以后不要再送了。从此把这个事情了断掉！”

　　他还说：“祝愿亲爱的党永远朝气蓬勃，人民的伟大事业如日中天！”

　　然后，他就走了。

　《新民周刊》作者:一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