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北京7月5日消息：最近有关山东“哈佛博士”陈琳的报道五花八门，各家媒体报道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极其相左。

　　本网注意到，经过一段来的所谓“争论”，这一“事件”本身正在引发一场媒体间的“争吵”。

　　今天，北京的两家媒体就分别发表重头的评论，现全文转载如下，仅供网友鉴赏。

　　北京青年报：“百万年薪”的戏法可以休矣

　　7月3日，本报发表了记者郑直的长篇报道《证明哈佛博士》，由此澄清了“百万身价校长”陈琳的身份迷雾。我们注意到，不少读者发出了这样的惊呼：“哈佛博士竟然是真的！”

　　陈琳的确是哈佛博士这个结论让不少人感到尴尬。首先，质疑陈琳学术身份的那些报纸也许会有些不好意思。过去，媒体一旦质问某件事，最后往往会证明媒体起到了捍卫公众知情权的作用，但这一次，不少报纸的确是冤枉了陈琳，那些不做深入采访的记者也的确把陈琳推到了几乎无法自我证明的荒谬境地。虽然媒体对社会现象发问并没有什么过错，但是在“大胆假设”之后，必须做“小心求证”的工作，否则，只会把公众的视线搞得更浑浊，把一些事弄得难以理解。

　　最应该感到难堪的应该是高薪聘请陈琳的山东外事翻译学院。这家学院仅仅与陈琳博士通过几封电子邮件、见过一次面，就以百万高薪聘请他担任常务院长，并通过新闻媒介大肆炒作。一个月后，又仅仅因为一家报纸发表了质疑陈琳学术身份的文章，在未做调查工作的情况下，就一致通过了对陈琳的解聘决定。如此轻率的“请神”和“送神”，不能不让人心生疑窦：这家学院到底是要延请优秀人才，还是只不过要制造新闻轰动？这样的炒作真的能够正面提升该学院的形象吗？

　　一段时间以来，“百万年薪”的招聘故事充斥了人们的视听。但凡某家单位发出“百万年薪”的招聘信息，立即就成为新闻媒体追逐的热点。正是看准了这种广告效应，一些人把“百万年薪”当成了戏法来玩。等到新闻效应做足之后，招聘的单位马上就以“感觉不好”、“很难沟通”为由，将高价人才扫地出门。这样的做法多了之后，让人感觉这些单位并不像他们标榜的那样“求贤若渴”，而是根本不懂得什么是人才、应该怎样使用人才。整个人才市场也因“百万年薪”的吆喝而变得浮躁和急功近利。

　　那些质疑陈琳学术身份的报纸先是落入了人家的“新闻陷阱”，既而又充当了解聘的导火索。看起来，以后听到类似“百万年薪”的故事，还是不要太热心为好。至于那些老拿“百万年薪”说事的人和单位，还是另外想点别的广告招数吧。(本报评论员蔡方华)

　　检察日报：谁造就了“哈佛博士风波”

　　从上周开始，一篇篇关于哈佛博士真伪的报道牢牢吊住了读者的胃口。

　　先是6月26日《中国青年报》以《凭什么相信他是“哈佛博士”》的醒目标题，质疑民办的山东外事翻译学院以百万年薪聘请的常务副院长陈琳的哈佛博士身份；继而是山东外事翻译学院于报道发表的当日宣布解聘陈琳；再是包括中新社（编者注：是中新网）在内的多家境内外媒体开始进行多角度的追踪报道；最后是7月3日的《北京青年报》以《证明哈佛博士》的标题刊登报道，证实哈佛教授确认陈琳的哈佛博士身份。短短一周内，由一方质疑，到百家猜疑，再到峰回路转，简直就是一篇充满悬念、跌宕起伏的惊险小说。而原本一无所知的读者，在各种报道中驻足穿行后，相信对媒体权力的“魅力”无穷有了切身的感受。

　　对两家青年媒体同行的勇气，我不由得不佩服。

　　《中国青年报》记者在众媒体大炒“百万年薪聘哈佛博士”的背景下，对已成为公众人物的陈琳的哈佛博士身份大胆质疑，并通过有目的的采访，掌握种种证据，逐渐证实自己的猜测，进而在媒体上公开进行报道，使“百万年薪聘哈佛博士”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不管报道有无漏洞，但记者独特的观察和不懈的意志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北京青年报》记者在舆论倾向倒向一边的情况下，反其道而行之，对《中国青年报》的质疑再次提出质疑，通过迂回曲折的采访，找出了前一报道的不完善处，补充了独家采访而来的证据，最终作出“哈佛博士货真价实”的结论，其视野、其胆量非常人所有，真乃有“世人皆浊，惟我独清”的气度。

　　不过，让我们困惑的是，同一个事件，同样的报道，我们看到的内容则是完全相反的——《中国青年报》给我们描述的陈琳，似乎是个只会狡辩的骗子，而《北京青年报》给我们描述的陈琳，又似乎是一个不谙世故的书生。很显然，记者和编辑立场、方法的不同是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所在。

　　关于陈琳的身份，现在似乎可以作一个定论了。但是，因为媒体对他身份的大肆报道而受到的影响恐怕一时半会儿还平息不下去。也许，在官司满天飞的今天，陈琳也会拿起法律武器来讨个公道，这，不在我们这篇文章的讨论范围之内。

　　我们要说的是，“哈佛博士风波”，自始至终都是新闻媒体炒作的产物。那么，在这场风波似乎要告一段落的时候，我们新闻媒体应该从中获取什么启示呢？

　　在新闻法或者舆论监督法尚未出台的今天，媒体的采访权、报道权有时候会受到无理由的限制，有时候又会被毫无节制地滥用。因此，我们一方面要为谋求正当的媒体权力而呼吁，同时，更要注意防止媒体权力的无端扩张和滥用。我以为，那种带着倾向，带着感情，甚至带着偏见去行使采访权和报道权的做法，最终只会伤害媒体自己。新闻只有真实才是新闻，新闻工作者需要激情，更需要理智。在行使媒体权力的同时，更多地想一想自己身上背负的“社会良心的守望者”的责任，这就是“哈佛博士风波”留给新闻媒体的启示。(吴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