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香港4月18日消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昨天出席立法会，介绍第二届特区政府实施主要官员问责制的方案。

　　以下是董建华介绍高官问责制方案的致辞全文：

　　主席女士、各位议员：

　　我在二○○○年《施政报告》里面，提出要研究和引入一套新的主要官员问责制度。我在二零零一年的《施政报告》，比较具体地讲述了构思中“问责制”的基本框架。过去两年，我们听取了不少社会意见，包括多次来立法会，听取各位议员的意见。我们推行“问责制”的理念和构想，普遍得到社会大众认同，对此我们深感鼓舞。我今日亲自来立法会，向各位议员介绍特区政府计划今年七月一日开始实施的“问责制”方案，寻求各位议员支持方案中所涉及的开支拨款、以及修改法例，把法定的职权和能力转移给问责制局长行使，使到“问责制”能够按时推行。

　　我在过往两份《施政报告》里面都特别讲到，我们所以要推行“问责制”，是要使到特区政府的主要官员，能够为他们的施政承担起责任；使到特区政府的领导层理念一致，方向明确；民情在心，民意在握，同广大市民、立法会、社会各界团体有密切的联系和沟通；使到施政的优先次序更明确，政策更加全面协调，为市民和社会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

　　现在，我向各位介绍“问责制”的主要内容：

　　第一，将现在政府最高层的官员，包括政务司司长、财政司司长和律政司司长，以及所有政策局局长，全部列入“问责制”范围。这些官员将不会是公务员，而是以合约方式聘用的问责主要官员，年期为五年，但不超逾提名他们的行政长官的任期。在任期之内，他们各自负责由行政长官指定的政策范畴，统领所辖部门的工作，制定政策、解释政策，为政策作推介，争取立法会和市民大众的支持，并且为其政策的成败直接向行政长官负责，并通过行政长官的领导，履行对市民的责任。行政长官有需要时可以终止他们的合约。

　　第二，所有列入“问责制”的主要官员都进入行政会议，以强化行政会议的工作。他们直接参与制定政府的整体政策，决定政策推行的优先次序，协调跨部门的工作事项，使到施政能够更快捷、更全面响应社会的诉求和切合市民的需要。根据《基本法》的规定，行政会议也包括其它社会人士和立法会议员。

　　第三，实行“问责制”的主要官员，其待遇和现在的主要官员大致上是相同。

　　第四，政策局会进行合并，使到资源分配更加合理，政策内容更加协调。经过合并之后，原来十六个政策局合并为十一个政策局，加上三位司长，涉及实行“问责制”主要官员的职位一共有十四个，分别是政务司司长、财政司司长、律政司司长、民政事务局局长、政制事务局局长、房屋及规划地政局局长、教育局局长、环境及卫生福利局局长、运输及工务局局长、经济发展局局长、工商及人力资源局局长、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保安局局长及公务员事务局局长。

　　第五，现时公务员体制中，由局长担任的公务员职级和薪酬福利待遇保持不变，职称改为常任秘书长，扮演问责制局长与公务员系统之间的重要枢纽角色。他们在问责制局长统领下，向问责制局长负责，协助制定和执行政策，听取公众和立法会的意见，向他们解释有关政策，回答质询，争取各界对政策的支持。

　　我们在研究“问责制”方案过程中，了解到一些社会人士的疑虑：认为“问责制”会使到行政长官大权独揽，认为“问责制”中，既有主要官员，又有常任秘书长，是架构重叠；而且，“问责制”会对公务员的稳定性、以及常任性，他们的专业、中立和廉洁等等造成冲击。现在，我想借这个机会，先讲讲这几个问题。

　　首先，实行“问责制”，有没有使到行政长官大权独揽？我们知道，行政长官的权力，在《基本法》有清晰明确的规定。根据《基本法》的规定，行政长官是特区政府的首长，领导特区政府全体官员包括公务员。按照《基本法》，特区政府所有官员的权力，源于行政长官。行政长官如何调配权力，完全视乎他施政方面的需要。行政长官的权力，既由《基本法》全部赋与，根本不存在、也没有必要通过新的制度来加强其权力。而事实上，在即将推行的“问责制”下，行政长官除了向三位司长之外，更进一步向十一位局长下放权力，令到问责制的局长在承担责任的同时，有充分的权力去制定、统筹和执行政策。

　　实行新制度，我们需要改变的，是每个问责官员要为自己的政策范畴承担责任。根据“问责制”的设计，局长最后向行政长官负责。但是，行政长官对于日常事务的管理，将继续倚重政务司司长、财政司司长协调和统筹，继续倚重两位司长统筹跨越多个政策局的工作。对于行政长官和行政会议所定下的重大议程和重点工作，亦将交由两位司长统领。例如：过去大半年，政务司司长负责统领香港与广东省大型基建协调的工作；财政司司长负责统领与内地开展更加密切经贸关系的谈判。这样的工作关系和模式，没有因为实行“问责制”出现改变。再者，对于加强了功能以后的行政会议工作，政务司司长将以主席身分主持一系列的行政会议小组委员会会议。这些小组委员会将取代目前政务司司长辖下的政策小组。财政司司长亦会主持相关的行政会议小组会议。

　　至于各个政策局之间的关系，我们主要从资源分配更加合理和政策内容更加协调的角度，将一些政策局进行合并。例如，将房屋、规划地政进行合并，将运输和工务进行合并。在进行这方面的合并时，我们反复考虑过怎样才是最合理的组合。我们没有，也不应该有既定的数目，方案完全是根据实际需要和过往累积下来的行政经验决定。我们现在提出的方案，是目前为止最适当的组合方案。

　　为配合落实“问责制”，需要在行政会议决策过程中加强协调。因此，行政会议秘书处将隶属行政长官办公室。新闻统筹专员的职衔会改为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行政会议秘书处和新闻统筹工作由他负责。

　　中央政策组将通过加强民意调查功能，加强长远政策研究功能，确保特区政府的政策制定，有充分的研究基础和民意基础。

　　我上面所讲到的这些调整，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使到各级问责官员之间更明确自己的责任，更加紧密团结，工作更协调和更加顺畅。因而，更有利他们制定、统筹和执行政策，发挥更好的施政效能，以符合社会大众的要求和我们的期望，适应香港正面对的严峻挑战的环境。另外，我想强调一点，就是整个特区政制的制衡安排，包括对行政长官、对行政机关的制衡，完全没有因为实行“问责制”而有所减少。立法会仍然扮演制衡政府的独特和重要角色。

　　我们实行“问责制”，根本上要解决的，是在确保公务员架构稳定、延续的大前提下，特区政府的主要官员可以响应社会诉求，为自己的施政成败负起责任，甚至在需要时辞职下台。但是，现行的公务员制度下的终身制、常任制和任免制度，与这样的社会诉求并不符合。另一方面，随着香港回归祖国，行政长官通过选举产生，立法会全部议席亦由选举产生，新闻界变得更加进取和尖锐，导致政府运作和政策制定，不但受到更大的公众监察和压力，而且，还要求主要官员除了履行法定的职责之外，从事或兼顾更多的社会政治工作。但是，现在的公务员制度所要求公务员担当的传统角色，与时势的要求产生很大的矛盾。

　　如果我们直接在公务员体制当中实施“问责制”，也可以达到问责的目的，但代价是一个常任、专业、中立，运作多年，累积了丰富行政经验的体制和架构可能会因此消失。因此，我们在现行公务员制度上面，加设一个新的主要官员“问责制”及相应的聘任制度，是合适的做法。

　　在新的制度下，实行“问责制”的主要官员不是公务员，他们不再受到原来公务员制度的约束，而是分享共同理念，共同施政目标和使命。“问责制”提供的条件，使到他们在施政过程中，必定会紧密同市民沟通和联系，更加加强与立法会、传媒的工作关系。因而，他们的工作会得到社会各界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我刚才讲到，我们一定要在确保现行公务员架构稳定、延续的大前提下，推行“问责制”。我们不但要做到这一点，而且，还要通过实行“问责制”，确保公务员体制的优点，包括常任、专业、中立和廉洁等，都得到保留和发挥得更加好。这些优点是我和日后的问责官员极希望能够保留的，我亦相信是社会希望能够保留的。因为这关乎到特区的有效管治。有了主要官员“问责制”，尽管政府面对不断增加的社会、政治压力，需要做更多政治工作，公务员仍然能够专注地充当政策执行者、意见提供者的重要角色。我们特别强调在公务员体制里面，仍然要保留D8常任秘书长的重要职级。这也是为了要保持公务员体制的完整性，保证公务员体制能够继续吸引最优秀人才，使到社会最优秀的人才愿意投身公务员行列。为了突出我们对公务员的重视，我们决定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必须从资深公务员中调任，保证这个问责官员对公务员体制和队伍有充分的认识和了解。由于他是行政会议成员，他不但能够将公务员的诉求和利益带入决策层，同时，也能将决策的过程及考虑向有关的公务员同事介绍，确保政策推动的过程是全面和顺利的。

　　大家都关心到落实“问责制”对政府财政开支的影响。由于实行“问责制”造成的额外开支，特区政府将会在未来一年之内，通过内部架构的调整等方式还原。此外，第二任行政长官在未来五年的薪酬基本上维持现时水平，除跟现有机制作出必须的调整之外，不会因“问责制”而有所增加。至于第三任行政长官的薪酬及其它待遇，我建议由一个独立委员会负责进行研究。

　　各位，我们相信，特区政府为响应市民诉求而实行的“问责制”，将会为施政带来一个全新的面貌，出现两个明显的变化：一个是由于问责官员要承担责任，他们就要重视民意，更要体察民情和勇于面对市民大众，以政绩表现赢取市民大众的信任和支持。这样，特区政府将变得更加开放，更直接听到市民的声音，更能够及时响应市民的诉求，建立更有民意基础的政府。另一个是通过“问责制”组成的特区政府决策团队，必定能够目标更明确，方向更一致，在推动政策时更加善用资源，更顾及优先次序，行政和立法的关系会得到加强，因而，也更有效率和更负责任地为市民大众服务。

　　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