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外形势都在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中国正尝试用新的思维模式来判断和应付各种事态，尤其在原则和策略之间保持适度的模糊。作者认为，这些迹象表明，北京正在抛弃不必要的包袱，从而在外交上适度松绑。随着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程度会日益深入，这一松绑过程很有可能导致外交战略的大胆调整。

　　自九一一事件以来，包括在上海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中国的一些外交举动令人耳目一新，尤其是它与华盛顿之间的互动关系给人以思路清新之感。由于对美关系是北京全盘外交战略的主线，因此，这些最新动态是否预示着这一战略的逐步调整，确实值得观察。

　　中国近来对美国采取的新姿态，基本上都与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直接相关。在美国遭到恐怖袭击之后，北京不仅在言词和行动上予以关怀和同情，而且还以非常合作的态度来支持和参与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这种姿态可谓是前所未有。

　　一般普遍认为，中国对美国采取这种高姿态，主要是出于三个原因。其一，由于打击恐怖主义是大是大非问题，北京必须顺应大势，不能有任何含糊；其二，北京希望谋取利益交换，通过全力支持打击恐怖主义，来换取华盛顿对北京反“疆独”、反“台独”的理解和认可；其三，北京希望借此释放善意，以达到全面改善双边关系的目的。

　　顺应形势的重要尝试

　　上述看法是合乎逻辑的推断，也符合当前国际政治的现实。毫无疑问，对所有国家来说，任何外交姿态和外交行动都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甚至进而争取到更多的利益。这对中国来说，当然毫不例外。

　　然而，种种迹象显示，中国对美国采取空前合作的态度，并非仅仅是出于对现实利益的考虑。为了适应国内外形势迅速和深刻的变化，北京外交战略的基本思路很有可能会经历一番大胆的调整。而中国目前对美国以及有关国际事务所采取的新姿态，似乎就是朝着这个方向而进行的一次战略性尝试。

　　从最近以来的众多事实看，中国外交所出现的调整虽然看起来比较微妙，但实际上却显得相当明显，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中国外交从过去常见的消极被动，变得异常的积极主动。

　　在纽约和华盛顿遭到恐怖袭击之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迅速向布什总统发去慰问电，并在随后至少两次与布什通话，商讨打击恐怖主义问题。

　　除布什之外，江泽民还分别与联合国安理会其他三个常任理事国的首脑通了电话，并且与埃及、巴基斯坦以及斯里兰卡等国领导人进行了电话交谈。所有通话的目的，都是为了协调打击恐怖主义的立场。

　　与此同时，总理朱镕基和外长唐家璇分别与多国总理和外长进行电话协商。唐家璇还迅速赶赴华盛顿，承诺立即派遣中国专家前往华盛顿，向美方提供有关国际恐怖主义的情报。

　　第二，中国外交从过去固执于既定立场，变得不过分拘泥于条条框框，灵活性增加，进退空间扩大。

　　北京历来反对诉诸武力解决国际争端和纠纷，但这次不再反对美英空袭阿富汗，不再坚持任何武力行动都必须得到联合国授权，也不再强调政治方案是解决问题的最有效手段。与北约空袭南斯拉夫时相比，中国前后所表明的立场有微妙的不同。当然，南斯拉夫与阿富汗塔利班问题情况不同，但这一点正好说明，北京在根据具体情况而不是墨守陈规地制定对策。

　　目的明确与原则模糊

　　第三，中国外交过去对原则问题不敢越雷池一步，但现在却善于采取有原则的模糊立场，以避免在外交运作中处境被动。

　　北京一贯谨守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历来主张“让各国人民决定自己的事情”，尽量避免对他国的内部事务公开发表带有倾向性的言论。

　　但是，在美英空袭阿富汗不久，中国即对喀布尔的未来政局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和主张。北京十分明确地指出，阿富汗将来必须组成具有广泛代表性的联合政府，这个政府必须懂得与邻国和睦相处，友好合作。

　　为了避免给人以偏离某些既定原则的印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阿富汗的重要邻国，中国有责任对阿富汗未来政府的组成提出自己的主张，因为这样符合亚洲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就目前来看，中国外交最近以来出现的上述动态，还不足以使人作出这样的结论，即：北京正在对自己的外交战略进行重大调整。但是，对于过去一直显得拘谨、保守和不够泼辣的中国外交来说，这些事态也许会有朝一日被证明是一个重要的开端。不过，其影响究竟若何，还要看时势的演变。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还是有足够的理由可以论定，在九一一事件之后，中国的外交思维正在自我松绑，正在甩掉不符合形势要求的陈旧包袱。正因如此，我们才得以看到北京在处理有关国际事务时屡有建树，给人以充满活力、轻松灵活、积极主动和大胆进取的印象。

　　中国在外交上的自我松绑，可以说是北京正在进行的思想再解放运动的一个重要表现。它是国内政治日益开明和国际融合日益深入的必然结果。

　　时势催生新的战略

　　北京以新的视角和新的姿态去理解和参与国际事务，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和外部世界在价值取向上出现了求同趋势。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功之后，中国社会对自身和对世界的认识已经有所改变。尤其是在由西方主导的文明世界里获得更大的平等和尊重之后，中国对外部世界的看法变得更加理性和宽容，甚至还有一定程度的价值认同。

　　正是由于中国的地位和作用受到充分认可，北京对国际事务的责任感和义务感也变得更加积极和强烈。中国已经获得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刚刚在上海闭幕，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是指日可待。在中国历史上，这些重要的角色分享和国际参与从未有过，所以对处在历史变革时期的中国社会来说，具有极大的鼓舞力量。这就使得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更加积极，参与意识和合作意识也更加明显。

　　除此之外，人们还可以明显地感到，由于国力的增强和大国之间实力均衡的此消彼长，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时显得比以往更具自信。这种自信首先表现在对周边地区安全形势的冷静判断，使得北京在处理邻国阿富汗事态时，显得比较从容。

　　然而，这种自信更明显地表现在攻、守态势的灵活运用上。长期以来，中国外交一直显得比较内向，更多时候都只是消极反应和确保自身利益不受侵犯。但是，最近以来，中国外交的外向性格有所增强，甚至还有比较明确的企图心和更强的进取意识。在打击恐怖主义和对付塔利班行动中，北京一改过去那种消极观望或者空喊口号的无所作为的行为模式，而是在主动和积极的参与中获得了至关重要的发言权。

　　由于参与国际事务的程度越来越深，中国外交战略的逐步调整已经是大势所趋。这是应付各种国际事态的需要，更是维护和追求国家利益的需要。因此，无论国内外形势如何演变，中国在外交上进行顺应时势的自我松绑，都是非常必要的。(杜平)

　　摘自: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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