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猜老百姓眼下最担心的问题是什么？

　　据国家统计局去年有关调查显示：医疗改革在民众关注问题中居于首位。国务院体改办在1999年下半年的调查中发现，老百姓第一次把看病住院放在了诸多担心问题的首位，超过了失业下岗、子女就业、住房改革和工资收入。

　　新千年3月，在北京举行的人大和政协会议上，代表、委员们对这个社会热点问题讨论激烈，浙江代表提出制定《医疗法》议案，江苏代表团提议尽快完成对实行多年的《医疗事故处理方法》的修订，针对改进医疗作风的提案也不少。

　　随便翻开报纸杂志，打开电视机，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新闻媒介，有关医疗纠纷、医患关系、医保关系的新闻惊人耳目。

　　来自患者方面的呐喊：眼球哪里去了？寻找五龄童的肾脏！白衣天使变成大白狼！一次输血终生艾滋病！普通感冒药费千元，医院处方无法无边！医生认钱不认病！抗美援朝老功臣重病无钱救治！

　　来自医生方面的忧怨：血癌研究生刀杀名医！大二学生重伤脑外科主任！病人家属暴打急救医生！病人长期欠费医院难以维持！青年医生流失严重，重要科室后继乏人！医生收入与承担风险比例失调！医院管理后滞令人担忧！

　　卫生主管部门也不轻松：体制问题迟迟没解决。中国人口占世界22%，国家卫生费用投入只占世界卫生总支出的2%，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医院多但浪费重。北京市有医疗机构5990家、其中医院460家、诊所4589个(摘自1999年中国卫生统计提要)。但就诊资源却集中在大医院里，一方“看病住院难于上青天”，另一方“门前冷落车马稀”。

　　听说我要了解医患关系，一位年长教授给我写了下面几句：自中华民族有文字记载历史以来，医患关系融洽，杏林佳话流传甚广。无论城门变换大王旗，医者、教员都是最受尊敬的。像目前这样紧张的医患关系，如此频繁诉诸法庭、披露于媒体，以及今年北京协和医院、成都华西医科大学医院、湖南中医学院附属医院3名知名医生被重伤、杀害，是我90年人生闻所未闻的。

　　“患者不愿当上帝愿意当亲戚”

　　北京市很多医院，特别是三级甲等医院的门诊大厅里通常都悬挂着《以病人为中心》的招牌，让人看起来心里很舒服。

　　北京西城一位80多岁退休教师说：我享受离休待遇，看病可以公费。医院是三级甲等医院(国内最高级别)。可我十分害怕去医院看病，因为我到干部门诊看一次内科病要等一个上午，牙科我都不能看，因为挂不上号。内科病人很多，只有两个医生。快12点才轮到我，她们很累，所以不耐烦。看病的通常程序是：量血压、翻看上次病历、照方开药，总共不超过10分钟。拿到处方，药房的人已去吃饭了，我要等到下午上班才能拿到药，我家住在十几公里以外。离休干部享受公费医疗尚且如此，普通门诊还不知怎样。

　　国防科工委一位病人家属说：我父亲在北京阜外大街附近一家全国有名的医院做一个普通手术，当天，我们全家在医院楼下等了4个小时，却对亲人手术情况毫无所知，医院根本不告知也没处问(日、英、美以及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手术情况随问随告)。这家医院规定：上午手术，晚上6点电话通知家属情况。当我们向医生打听病情时，就像孙子似的诚惶诚恐。当天晚上，我们每个人交了10元钱，睡在医院门诊的椅子上等通报，医院不让家属回去，因为还要让家属买病人需要的食物。

　　北京抗癌乐园的郎师傅是正在接受化疗的中年肝癌患者。他有一次不平常的验血经历。

　　郎的合同医院位于北京西直门外，也是一家三级甲等医院。他2000年12月28日去抽血，化验一项有关肝癌的指标(甲胎蛋白)。这个化验单很重要，反映郎师傅病情进展，决定采用什么方法治疗。一周后他去取化验单却找不到了，让他自己去化验室找化验师。他拖着病体进了一个又一个门，终于找到化验师，但是没有写他名字的化验单。两个星期后又去，还没有。找了化验室的领导也没用。只好重新抽血化验，时间已过去将近30天。

　　沈锦珠是退休会计师，因膝关节病变无法正常走路。在一家顶级骨科医院，教授级别的医生说置换关节后可以正常行走，沈就在这所医院做了置换人工关节的手术。没想到，一年后腿又肿了不能走路。一检查，说是人工关节里有一个穿钉脱扣了，医生检查时还问老沈怎么弄的。老沈十分气愤：难道我自己能把腿切开，拿拐杖弄的吗？这时她不仅架着拐而且两腿相差3厘米，完全失去了正常行走能力。老沈又去这所医院住院。结果呢？架拐进去架拐出来，出院后，老伴蹬小三轮带她又去看了5次，仍没任何改善。

　　沈锦珠说：医院别老说把我们病人当成是上帝，上帝不吃不喝什么都没有，别说这种空话，而亲戚得到的照顾是可以感受到的，请医院把病人当成亲戚一样就行了。

　　“患者怨声载道，医生也怨声载道”

　　病人有那么多感触，医生又是怎么说的呢？大多数医生是不是胃口大、拿红包、给多少都不满足呢？为什么这些年培养的青年医生流失到国外和其他行业的比例越来越大呢？

　　汪雨是北京市一所三级甲等医院的急诊科主治医生。汪雨上过20年学，成为医学硕士。在这家医院的急诊科已经干了5年。工作中没有出现过一起医疗纠纷，也没有一个病人反映他态度不好。他怀着十分复杂的心情代表他的同事说出了这些话：从我上医科大学的时候就懂得医生的本职就是要减轻病人痛苦、搞清病因、全力以赴治疗疾病。

　　急诊是抢救急病、挽救生命的科室，也是各种矛盾最激烈的地方。我们急诊科医生4天一次夜班，一年90个夜班，工作量大，像心肌梗塞、急性胰腺炎、工业中毒、煤气中毒、肝硬化大出血、服毒自杀等危重病人每个班都不少。一天夜里来了个急诊病人，当时检查的结果是肠道感染，病因待查。收住院治疗后又出现了外科情况，做了手术，等各种化验结果出来后发现这个病人同时患有晚期艾滋病。化验艾滋病需要较长时间，不像查白血球当时就出结果。这种病人治疗中，包括检查体征、抽血、化验血尿便、输液、最后手术治疗，有多少医生护士在毫无防护的条件下工作，而且也没有任何的保险和保障，局外人能想象吗？如果您的亲人从事这样的工作，您能不担心吗？

　　就这样的工作量和工作条件，我们内科医生月收入是1000～1700元之间，护士更少。病人急诊挂号费5元，处理完后给医生提成几角钱，夜班费10元，规模小些的医院才5元。我和我的同事一年365天，每一个白天和晚上，都在为病人解除痛苦甚至挽救生命。在医院外面的大街上，新建的公共厕所收费是每次5角，理发店剪寸头是每次10元，染一次头发用国产染料是200元。

　　近年来，因为医生承担的责任和收入相比过低，工作强度又大，社会舆论有偏差，医院没有把医生当做主体等原因，青年医生流失严重，据不完全的统计，有300多人出国或下海。仅我们一个科室10年就流失青年医生76名。5年前和我一同毕业分来的10个同学，现在只剩下一半，另外5个中有3个出国发展，两个去卖药。我们年轻医生这种失落感非常严重。

　　李东是北京一家三甲医院外科系统的大夫，他离开医学院在这里工作已经13年了，十几年中，工作就是看门诊、出急诊、做手术，接触的中外病人到底有多少他也记不清了。

　　李大夫认为：目前医疗领域，患者怨声载道、医生也怨声载道，可以肯定是体制问题造成的。他在自己工作中感觉到最尖锐的问题就是群众看病钱不够。李大夫说：我工作十几年了，还和父母住在一起。收入不高，生活不体面我倒觉得是小事，但是群众没钱看病是大事。今年4月1日北京正式取消了公费医疗制度，在3年时间内用医疗保险制度代替。医保的一个基本精神就是低水平、广覆盖。低水平是什么意思？指群众看病，是以自己承受能力或者国家医保机构的承受能力为基础的，而不是说治疗你的病需要多少钱，以病人的需要为基础。

　　李大夫说，我姐姐在美国工作，年薪是20万美元，得了大病靠自己也看不起。咱们中国老百姓，年薪也就一万两万的，让老百姓自己花钱看大病，确实太难了。在这样紧迫的情况下，医患关系能处得好才怪呢！

　　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些记者，美国的公立医院挂号费80美元，私立的更贵。如果把鱼刺卡在咽喉部较深处，仅仅取鱼刺一项就需要100美元以上。美国人为什么能扛这么贵的费用，因为他们的社会保障比较成熟。

　　在我们科，每个手术日都非常忙，颈椎、腰椎、胸椎手术一台接一台，还有各种突然发生的车祸、爆炸事故、煤窑砸伤，我经常晚上下班回到家里吃的是当天第一顿饭，因为手术是连台，下了手术已经过了食堂开饭时间，而且下午还有门诊病人在等着。

　　这样的工作量应该收入不错吧？恰恰相反，按照医院的管理方法计算，我们科床位全满，各项指标合格，手术忙不过来，居然都领不到奖金。全科医生护士的奖金平均也就几百元，还是和医院财务部门借的。这就是活生生的现实。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一年多了。

　　北京友谊医院一位专家清楚地记着一个10年前的危重病人。专家说：老人当时突发十分凶险的胰腺炎，已经耽误了治疗的好时机。这个病人曾是国民党抗日高级将领。我告诉他的亲属将尽全力抢救，但成功可能性只有十分之一。家属理解后，采取综合治疗方法挽救了老人生命。如果是现在，我就不敢接受这样的病人。只要治疗结果不满意，就有可能将我告上法庭索取巨额赔偿，或者拿大砍刀来砍我，我的同事已经有被扎伤胸部九死一生的。

　　我工资不高，国有医院没有给医生设立任何工作保险。在这种条件下，谁敢甩开顾虑抢救危重病人啊！

　　顾晋先生是一家全国著名肿瘤医院的教授，他每周有4天是手术日，其余时间还要出门诊、查房、做行政管理工作。顾大夫认为国有医院的管理者现在很难，病人的要求是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提出的，但是医院的管理体制中很大部分仍然延续过去的模式。

　　举例来说：目前全世界对治疗癌症没有100%成功把握，同样一种癌症在不同阶段、不同个体的发展和结局也不同。不是流传这样一个说法吗？要想富，做手术，做了手术告大夫。这种情况不解决，医生无法正常工作，医生在给病人治疗疾病上会采取非常谨慎的方式来保护自己，这对病人、对医生、对医学事业发展都不利。

　　“你们知道医院里最重要的是谁？”

　　一位医学博士在采访中对我说：医院要以临床为重点、医生为核心，医生才能一切以病人为中心。

　　北京南城一家著名医院的院长前不久对全院干部说：“你们知道医院里最重要的是谁？”干部们茫然。“病人到医院奔谁来了？不是找院长和书记来了，也不是找行政科室来了，是找医生！病人到医院是来找值得信任的医生。”

　　在一些医院里，宽敞的房间是医院党政工团领导行政办公用的，各种车辆也是医院干部办公用的，分配住房同样是党政干部比医务人员优先，后勤部门比医疗第一线优先。工作与临床抢救、治疗第一线有直接关系的医生护士，大多数居住在医院宿舍区外，散落在大城市的四边。

　　我采访了3位做临床工作的中年教授。他们分别是血液病科、脑外科和妇产科的骨干，都住得远。如果白血病人出现了颅内出血等紧急情况，负责经治的留美博士黄教授从家里赶到医院指挥抢救，乘出租车也要50分钟，夜里他住的远郊区没出租车。

　　脑外科的李教授和妇产科的赵教授也是同样。工作20年后，刚从自家的小平房搬进医院最后一次福利分房的新居。不仅按国家规定交纳购房款，还给医院交纳5万元集资费。赵教授说：20年前，我大学毕业来到这所医院，第一年的工资是46元，20年工资全加在一起不到10万元。好容易分房了，又要交纳集资款，购房款还不能申请贷款，要一次交清现金十几万。孩子都上高中了，全家再也不能挤在父母的一间小平房里，我是咬牙借钱交的房款。据赵教授介绍，医院行政领导干部，虽然早已住进条件好位置近的房子，却没有交纳集资款。

　　拿急诊室来说，北京许多大医院在房屋翻新前急诊室不够用，新建大楼后急诊病人仍然在楼道里打点滴治疗。行政后勤党政工团办公用房面积扩大了多少？如果行政办公用房改为外企公司那种敞开式共同办公又将省出多少医疗用房。这样做很难吗？

　　在北京市属一家三甲医院，医院职工2800人，其中医疗第一线800人，其余都是党政后勤辅助科室人员，这个数字发人深思。

　　如果医院不爱医生、不关怀医生、不理解医生，医生会全心热爱病人吗？

　　问题出在哪里

　　蔡仁华先生是中国卫生经济研究所所长，曾任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又在医学院校搞过多年教学科研工作。

　　蔡教授认为：现在病人到医院看病，所花费的钱里医疗技术费用占的比重不高，就是说医生诊断、治疗的费用不高。这是体制造成的，自全国解放以来，政府把医院当成福利单位，实行低收费标准。医院成本不够怎么办？国家从体制上给的政策是以药补医，让药品销售中有一个批零差价，拿这个差价补医生技术劳动收费太低。以药补医就意味着医生的复杂劳动和药价挂钩了。这个差价在15～20%。

　　比如做一台普通阑尾手术(手术费不过几百元)，需要麻醉医生、器械护士、流动护士、主刀医生、助手医生很多人，手术中需要各种设备、手术前要消毒器械、房间，手术后要观察护理。而且这种单纯手术还因为病人个体差异而难易不等，世界各国医学统计中都清楚阐明：阑尾手术会发生一定比例出血、感染、肠粘连等。

　　医生的诊断、治疗是一种高技术高风险的劳动，这种劳动的价值应比5元挂号费高。

　　蔡教授的话勾起了我的记忆。那是我亲眼目睹的。酷夏，北京人民医院行医19年的吴大夫，面对后半夜来的4位全说腹疼难忍的重病人，检查分析后初步诊断：中学生是肠道疾病———中毒性痢疾，立即输液抗感染治疗；民工是急性铅中毒，要特殊治疗；老太太腹痛是心肌梗塞的一种类型，要扩张血管抢救；年龄19岁、询问病史时吞吞吐吐的外来妹经过检查和会诊证实是宫外孕出血，转到妇科急诊手术。这几个病人主诉都是腹疼，是容易混淆又危及生命的重病，没有经验、责任心和必要设备，很难正确诊断。

　　蔡教授说：现在医生人事分配制度滞后、医生总体待遇不高，很多青年医生到医药公司干销售，我的学生也不少弃医从商。医疗体制问题不是单纯用道德教育、理论教育能解决的。体制问题不解决，其他措施只是治标不治本。

　　医药费用的问题十分严峻。

　　上述4个急诊病人中，中学生参加了医疗保险，老太太有公费医疗，民工和外来妹是纯粹自费，外来妹身上只带50多元钱，没有亲人陪同，如果不立刻手术，几小时内就会失血死亡。

　　这家医院平均每天有数千门诊人次，急诊也有好几百人。医院可以给这个外来妹免一切费用，但是明天的外来妹呢？后天的打工哥呢？每年要是欠费几千万元，医院还能办下去吗？国家是不给医院兜底的。医院要是倒闭了或者名存实虚，那连有医保的人、有能力付钱的人也无法看病了。

　　比如说肝癌这样的重病，还需要补充保险来解决。基本医疗保险解决不了大病的全部费用。

　　蔡仁华先生非常清楚地表明，除了体制问题以外，医院的管理也必须改进。如果医院能真正树立以病人为中心的话，很多非体制问题现在就可以解决。

　　因为从医患双方矛盾来看，主体是医方，好比市场经济中供方要为需方服务。没有服务对象，就没有这个行业自身。很少人光临的医院离关门也不远了。

　　听了蔡教授的话，我豁然开朗。矛盾并不全是体制造成的。

　　挂号难、急诊室治疗房间不够用、医院内标志不清、导医人员不够、抽血、取药排大队、手术大夫吃不上饭不是体制问题吧！

　　医务人员态度不好、治疗、手术前后病人和家属的知情权不是体制问题吧！

　　临床第一线的医生护士奖金比行政辅助科室人员低也不是体制问题吧……

　　假如以上这些问题能解决，是不是会降低院内纠纷和病患忧怨？

　　“要是所有医院和医生都能这样该有多好！”

　　问题谈了不少。医疗体制待改，国家投入不足，医院管理滞后等等，那么出路在哪里？

　　国家正在制定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正随着经济发展而完善。

　　国家最新出台的政策允许多种所有制经营医院，也就是营利性和非营利性两种。营利性医院不享受国家补贴、价格放开，当然也要提供很好的服务。新型医院形成后会对国有体制医院有力冲击。不久的将来，私营医院、合资医院、集体医院都会在城市和乡村出现。

　　多种所有制医院的产生会带来竞争，竞争会引进先进的医院管理。不按照市场规律的医院定遭淘汰。

　　看看眼前有活力和竞争力的新型医院吧。

　　在采访中有一位给人印象很深的医生，他叫张中南。

　　他回国后组建新医院，体制和管理方法都有了变化。他管理的保定国际关节病中心是一家把病人当亲戚、以医生为主体的新型医院。在那里，医生和病人的关系和我们曾经看惯的不同。

　　张中南在第二军医大学完成医学硕士和博士学业。博士论文获得国际理查德欧考纳奖，这个奖一年颁发一人。张中南是目前获得此奖的惟一亚洲人。随后，张大夫应邀在美国工作了10年，现在还是美国阿肯色州骨科研究所所长。

　　张中南为实现以病人为中心的梦想经过了曲折的奋斗。原因只有一个：国有大医院的管理制度无法为病人提供良好服务。

　　从高收入的美国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张大夫本想在国有大医院大干一场。在一所三级甲等医院的45天，张大夫领导的关节中心施行了15例全膝关节置换，成功率98%，感染率为零。40例关节镜手术，成功率为95%，感染率也为零。这个中心的其他医生还施行了18例全髋关节置换，感染率也为零。但是，好景不长，由于没有行政管理权，无法和有关科室协调。麻醉科一周只给安排两个手术日，而且在下午1：30分以前必须做完手术。众多病人两个手术日如何能解除病痛？骨科派到关节中心的医生不能固定，频繁换人，这样无法保证手术质量，关节中心无法发展。手术室不给安排固定的器械护士，而膝关节手术器械有200多件，没有熟练护士必然延长手术时间增加病人痛苦和感染率。手术后病人也不能享受全程护理，病人术后还要靠护工和家属。

　　此情此景，张中南无数次问自己：为什么医院管理迟迟不能改进呢？是不是有些医院领导抵触现代化管理？医院不能做到事事以病人为中心、以医生为重点，而是借体制问题把目前的管理合法化。

　　张大夫离开国有医院开始了艰难的尝试。首先是制定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现代医院管理制度，费尽艰辛找到合作者，然后就干起来。他干得怎么样？听听病人于春女士的感受吧！

　　“我今年66岁，是北京的中学教师，享受公费医疗。40岁上得了骨性关节炎，腿已经变形，走路艰难，多年来四处求医，没有效果。听说张中南大夫从美国回来，就去试试。

　　“我到大厅的咨询台前还没说话，护士就问：您预约了吗？听说没预约，一个大夫领我去诊室，等了几分钟，张大夫来了。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打开空调增温，让我觉得心里一热。他开始详细询问病情，检查的手法既细致又轻柔，然后讲解我腿病的机理，拿出片子在灯下给我看，告诉我这种病目前有什么方法，彻底治疗要施行双膝关节置换手术，手术所有费用是8万元。张大夫的热心和认真让我当时下了决心，马上联系住院。大夫还告诉我手术可能要用血，自己手术前可以储存一些。一周后我做了手术。

　　“手术前体检特别细致，连牙齿、皮肤上的小毛病都不放过。医生助手发现我有脚气，天天来给我上药，避免术后感染。一次检查时，张大夫和助手正查着，送饭的来了。‘先吃饭’，张大夫还为我拿来了床上吃饭的小桌。饭后接着检查。

　　“我的手术很成功，术后有昼夜不离人的护理：洗头、洗脚、大小便随时叫护士，她立刻乐嗬嗬地过来，我没受罪也没给家人添麻烦。

　　“术后康复是艰苦过程，在专门护士指导下，我走路功能全恢复了，O形腿畸形也矫正了。我能正常生活了，我非常高兴。

　　“回忆我住院的日子，这个规模不大的医院里每个医务人员都值得我尊敬。以前，我还以为国有大医院的冷漠是正常的，我经常在北京最有名的骨科医院看病，医生的态度永远是：你怎么了？我腿不好！没有办法治，手术吗？要不先打封闭。大夫没说错什么，但那种简单和冷漠扎到我的心里。在那家医院的大厅，我看到一个有腿病的年轻人跳来跳去看病取药，没人帮他。我老了，不会跳只能爬，所以我不会在那家医院做手术，尽管能报销。

　　“我腿有病，个子矮，在这家大医院照片子，上检查床非常困难。放射科大夫根本不管，和没看见一样，让我自己困难地爬上爬下。在张大夫的医院里，护士用车推我去，扶我站好，摇倒机器，这样我就没有问题了。听说那家大医院的机器也有摇倒放平的功能，但没人肯为病人这样做。

　　“我的腿治好了，我觉得自己好像和张大夫成了亲戚，有什么问题我都会毫无顾虑向他咨询，要是所有医院和医生都能这样该有多好！”

　　我来到张大夫的医院实地观察。病人有普通百姓也有在职的政府部长，结果对这家医院的感受是惊人相似。

　　二楼的病房里来自厦门的张贺女士，她70岁，双膝关节置换手术已经做完了。见我对她不远万里来看病有些不解，她非常痛快地解开我的疑虑。

　　“今年二月我在电视节目中看到张大夫说他在美国做过一千多例成功手术，为了核实情况，我的女儿在国际互联网查到张中南在美国的工作研究情况，完全属实。结果手术成功不说，服务非常好。一切护理护士都管，手术当天的夜里，我又紧张又尿频，一夜解手20次，我自己都烦了，不敢喝水，可是护士一点不烦，还劝我多喝水恢复排尿功能。每天还有专门护士按时帮我康复，我对自己选择的医院和大夫很满意。”

　　患者姚祖贤的家更远，离昆明还有60公里，家人说：她患类风湿多年，脾气都变了，经常发脾气、哭泣。住院以后，医生护士技术、态度、服务都很好，儿子女儿来看，发现护士全管，就很放心地回去了。姚女士对我讲这次就医经过时，她老是笑而且笑得很真切。

　　张中南的管理思想和新型医院确使亲历者感到耳目一新，是今后营利性医院的发展方向。这类医院，可以使有能力付费的患者得到满意治疗。

　　这一圈跑下来，算是听到了方方面面的苦衷，也明白彻底的改革仍需时日，但是，消极地等，只能使问题越来越复杂，如果从能做到的开始做，像张中南那样，前景是光明的。(赵西苑)

　　摘自: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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