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调查表明，9·11恐怖爆炸惨案造成的最大破坏力和久远的影响，并非是几幢摩天大楼和巨大的经济损失，而恰恰是对美国人心理产生的威慑性恐惧。美国人现在问得最多的问题是———恐怖威胁何时结束？日本袭击珍珠港事件一仗就结束了，而恐怖威胁简直没完没了，已经成为美国人一个最大的心病。为更好地了解美国人被袭击之后的心理反应，美国《科学》杂志进行了专题抽样调查，美国心理学家还专门对此次调查结果进行了详细分析。

　　截然不同的回答

　　跑道上的一辆电瓶车风驰电掣地朝5个人冲去，5人顷刻间将成为轮子下的惨死者，而唯一挽救他们生命的办法是立即扔过去一个可以改变电车方向的转换开关，让车子猛地停下来，这样做的话，汽车只撞死1人而不是5人。你同意扔一个开关过去吗？

　　提出这个问题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说，多年来，大多数接受调查的人都说同意扔开关，以一人的生命去救5条无辜者生命的做法，从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

　　9·11之后，人们对这一问题是否有了新看法？这一次，哲学家和心理学家换了一个假设：设想你站在铁路人行桥上一个身体魁梧的陌生人身旁，而唯一拯救5个人的办法，是将身边那个陌生人推向天桥下的铁轨，让他被火车碾死。这样，他的身体将阻止火车的前进，从而挽救其他人的生命。试问你会将陌生人推下去吗？调查的结果是，大多数人回答说不会。哲学家无法解释为什么同样的事情会有两种不同的回答。

　　回答与心理伤害有关

　　美国《科学》杂志刊登了这项调查并发现，这两种问答涉及到大脑的不同部分：向电车扔一个开关的主意，是以一部分专门处理记忆的大脑进行处理加工出来的；而将一个陌生人推向桥下的设想，则启动了大脑应付感情的那部分，并暂时抑制了记忆的范围。

　　普林斯顿专门从事大脑成像的心理学家和专家乔纳桑·科恩说，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会就道德上进退两难的困境有着不同的结论。他说，如果人们的胆量、感情的不同是由不同的文化背景造成的，那么，他们也许就会对事情的是与非得出不同的结论。

　　哲学教授斯蒂芬·斯蒂奇说，在真实的世界中，人们对生与死的问题都怀有感情，了解他们的大脑在处理像流产和安乐死之类问题时的表现，也许比起大多数哲学家意识到的更为重要。弗吉尼亚大学道德心理学专家乔纳桑·海德特同意他的观点，“要说人的思想仅仅是建筑在推理的基础上这简直就是疯了。”他补充说，道德判断是一种直觉的问题，文化背景会影响有关是与非的直觉。

　　普林斯顿的研究是由哲学系的一位毕业生乔苏华·格林设计，向分别由9个人组成的两组提供60个进退两难的道德问题，这9个人在功能性的成像机器中休息，该机器可以通过血流循环的增加来探测大脑的活动。在课题遇到道德困境时，他们按下揿纽以显示出他们是否按建议的合适或不合适的方法来阅读这些进退两难的困境。

　　像“天桥上推人”一类进退两难的道德问题，压制了被测试者的记忆区域，启动了感情的电路。在考虑人行天桥上两难的道德问题时，一些人断定将陌生人推下桥去是合适的，但这是一个困难的决定，他们会比那些说不合适的人要花更多的时间以最终达成这一决定——压制对道德情势的感情反应也许是不可能的，不过胆大的感觉可以受到大脑推理的压制。

　　海德特先生说，这样的研究对道德教育具有暗示，儿童通过观察成人对道德问题的反应和通过表达悲哀、幸福、愤怒和厌恶显示感情而受益。儿童们会将这些反应内在化，当他们在后半生遇到道德挑战时，这些机械的胆大的感情会指导和帮助他们形成决定。

　　(紫藤)

　　摘自:青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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