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个农民就不能无忧无虑心安理得地生活在自己的国土上，不能自由自在昂首挺胸地走在城市的街道上？仅仅因为他不是“土著”，不是城里人，而来自遥远的乡下，一个叫“农村”的地方。他就必须有三证四证齐全且必须随身携带，否则就要遭收容被遣返，有的就在收容点遭受了轮奸的非人折磨，有的就一命呜呼，更多的便断送了出人头地的憧憬。

　　其实新中国成立之初，开国的元勋领袖们曾经设计着国人有迁徙的自由，并把它写进了宪法。可到了1958年1月9日，我国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出台了，当时的中国似乎只有走这一条与众不同的路，即实现工业化的同时没有城市化。而户籍制度以法律的形式限制农民涌入城市，保证了农村有足够的劳力向城市提供低价的工业原料，也保证了城市能减轻人口负荷、低成本高效率运转。

　　但从此我们就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城市与农村于是形成了对比明显的两大阵营，城乡差别一天天拉大，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丰足与贫瘠，还有精神上的高贵与轻贱，结果都外化为生命的轻重之别。进城打工先前是被禁止的，“盲流”曾是他们的专用名词，遣返收容是专享之待遇，后来他们还是经不起城市富足文明的诱惑，偷偷地跑到不属于自己的城市讨生活，做城里人都不愿干的苦累脏活，把那个城市建筑装点得更加亮丽，虽备受歧视、屡遭遣返而不悔。

　　后来，政府终于有了一线生机，可等到孩子长大要在城市入学，“借读”及高昂的“借读费”又成了一个高高的门槛儿，而更多的孩子连借读的权利都没有。据了解，目前我国约有720万家庭迁徙，与之相伴而来的是200万流动儿童，21世纪将超过400多万，他们普遍面临着入学难的问题，仅北京13万适龄流动儿童中，入学率仅为12.5%。 　

　　因为贫困，他们即使累病了同样得不到良好的医疗，许多人只好忍着挨着，过早地离开了人世间。不久前四川隆昌县就发生了《无钱孤老？扔，快扔出去！局长他爹？迎，快迎回来！》的悲喜剧。因为藐视农民孤老，两家医院都把77岁的伍康福老人扔出去，险些丧命。后来老人身为环保局长的儿子找寻到医院，院方才又把老人悄悄接回来，住最好的病房，用最好的医药，费用也由医院承担，贵贱立显天壤之别。

　　至于说天灾人祸，像重庆的綦江彩虹桥垮塌，死难者中有城镇户口者每人发给死亡补偿费4.8456万元，而农村户口者只发给2.2万元，同样是桥上遇难，生命的贵贱就是这样如此悬殊。近年来接二连三的重大伤亡事故，动辄隐瞒事故真相，对于生命的轻贱几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何也？其中就因为这些生命都是来自边远贫困山区的农民，连死后应享有的哀荣都被人无情剥夺了。 　

　　安全地生活在自己的国土上，是一个公民的权利，对此，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只是要做到生命面前人人平等，我们还得靠根本制度的建立保障，比如眼下不少城市放开门禁，农民进城障阻尽除，让农民像城市人一样享受现代文明成果，使他们从此改变“二等公民”的身份，就是对于他们生命的最好的肯定，是他们享受的最公正的生命公平。(刘效仁)

　　摘自:《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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