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明

　　历史上许多人物的命运，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登上了顶峰，往往意味着下降的开始。可是，像朱可夫这样，从顶峰到谷底仅短短百十来日，也不多见。命运给这位在政治上不甘寂寞的老帅，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1957年10月27日，《真理报》刊登了一则消息：解除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国防部长的职务，由马利诺夫斯基继任。消息采用小号字体，登在第六版的最后，因而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11月3日，还是《真理报》，这一次在第一版的首要位置，发表了《苏共中央十月全会公报》和《关于改进苏联陆海军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决议》，这两份文件不仅再次提到解除朱可夫的职务，还列举了他的一系列严重错误，这才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和震惊。

　　朱可夫是一位功勋卓著的元帅。二战期间，他率领苏联红军与法西斯德国军队浴血苦战，屡建奇功。他曾六次获得“列宁勋章”、四次荣获“苏联英雄”称号，除他之外，在苏联没有任何人获此殊荣。这样一位深孚众望的国防部长，怎么突然被解职了呢?

　　苏共中央六月全会通过的“决议”，为朱可夫列举的“罪状”有这样几条：1 破坏党关于领导武装部队的列宁主义原则；2在军队中开始培植对他的个人迷信；3党性不纯，没有正确地理解对他的功绩的高度评价；4在理解苏联外交政策和领导国防部的工作方面，都倾向于冒险主义。归纳起来，要害就是：在军队中削弱、甚至取消党的领导。用我们熟悉的话来讲，叫做“枪指挥党”。

　　这场突变，无疑是朱可夫个人的重大悲剧。从此以后，他赋闲在家，再没有被起用担任任何职务。凄凉的晚年，伴随着巨大的战功，把他送到了生命的尽头。

　　1957年以后，苏联的历史著作和教科书谈及此事时，大多千篇一律，记述得比较简单。现在随着苏共历史上的一些“绝密档案”不断问世，回忆文章、传记的大量出版，我们终于可以比较清楚地描述1953年至1957年间，朱可夫在政治上的浮沉以及最后悲剧的来龙去脉了。

　　东山再起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对于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赫鲁晓夫等继任者——“集体领导”们来说，首要的问题，是必须尽快控制所有的权力机构。可是，由于斯大林在世时大权独揽，任何人不经允许，不能插手其它部门的工作，所谓的“监督”机构也不过是一种陪衬，这样就造成了某些权力机构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像庞大的克格勃就被贝利亚所垄断。贝利亚有野心，而且急不可耐，这一点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为了将大权集于一身，他随时可以调动克格勃按照自己的愿望行事，必要时，“结果”掉几个马林科夫之辈，也并非不可能。严酷的现实，使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势在必行。

　　然而，紧要关头，几位在斯大林的羽翼下成长起来的领导人却显得信心不足。马林科夫的懦弱，布尔加宁的犹豫，米高扬的暧昧(他甚至认为贝利亚没什么野心，一起合作也无妨)，造成了主动权的一失再失。

　　正是在这样一种形势下，一向被人们看不起的赫鲁晓夫，脱颖而出了。

　　赫鲁晓夫出手不凡。他谨慎、机智地暗中串联，除了在米高扬那里鼻子上碰了一点灰之外，其余重要人物大都被他不动声色地联络到了一起。与此同时，他清醒地看到，与贝利亚的斗争，是一场殊死的斗争。在贝利亚控制着克格勃的状况下，唯一可能与之抗争并战而胜之的力量是军队。因此，动用军队，首先逮捕贝利亚，是当务之急。

　　赫鲁晓夫作出了准确的判断，并及时地想到了早在战前，在他担任乌克兰第一书记时就已熟识的老帅朱可夫。

　　斯大林在世时，贝利亚曾居心险恶地炮制了一个子虚乌有的“军人阴谋集团”，并揣摸斯大林的心理，把朱可夫也“安排”进了这个集团。不料，斯大林端着烟斗，眯起眼睛注视着贝利亚好一会儿，然后缓慢而坚决地说：“你不要找朱可夫的麻烦了。我了解他，他不是叛徒。”一句“我了解他”，解救了一代名帅。而贝利亚的这一步“昏着”，却不可避免地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想到这里，赫鲁晓夫毫不犹豫地打电话给朱可夫，对他说：“中央主席团会议要讨论贝利亚的问题，可能要逮捕他。你带上几位可靠的将军，时刻准备行动。”

　　可以想象朱可夫听到这个命令时，该是多么的兴奋和斗志昂扬。按照行动计划，会议当天，朱可夫带领一批军人提前进入克里姆林宫，并埋伏在会议室隔壁的房间里。

　　一旦情况紧急，主持会议的马林科夫将按动密铃发出信号，朱可夫等应立即冲进会议室，逮捕贝利亚。

　　1953年6月底或7月初的一天。中央主席团会议开始了。一切都很顺利，贝利亚完全被蒙在鼓里。当赫鲁晓夫厉声斥责他的罪行时，他竟像小孩一样，天真地拉住赫的手说：“尼基塔，你在咕噜咕噜地讲什么呢?”而此刻的尼基塔，完全变成了一个令贝利亚感到陌生的人，他厌恶地甩开贝利亚的手，冷冷地回答说：“你马上就会明白的!”

　　会议继续进行。由于惊慌，贝利亚在回答问题时变得语无伦次。这个靠整人起家，进而飞黄腾达的格鲁吉亚小人，这一次终于尝到了挨整的滋味。有人提议就罢免贝利亚进行表决。这是一个完全合法的程序，表决通过实际上也就宣判了贝利亚的死刑。可是，由于高度紧张，缺乏斗争经验的马林科夫，竟急不可耐地按响了密铃。门开了，第一个冲进来的是威风凛凛的朱可夫，紧跟在后面的是莫斯科军区司令员莫斯卡连科将军。脸色变得刷白的贝利亚清楚地看见，军人们的枪套是打开的，子弹很可能已经上了膛。这意味着，任何反抗都是无意义的，很可能会被当场击毙。

　　脸色同样刷白的马林科夫用沙哑的声音向朱可夫宣布：“我以部长会议主席的名义，要你把贝利亚看管起来，以便对他被控的罪行进行审查。”

　　“把手举起来!”朱可夫大喝一声。然后，押解着贝利亚走出了会议室。

　　据说，当贝利亚听到朱可夫“把手举起来!”的命令时，曾经下意识地去取他放在窗台上的书包。只见体态肥胖、动作笨拙的赫鲁晓夫一个箭步跨上去，一手死死按住贝利亚，另一只手则麻利地掏出了自己藏在身上的短枪。整套动作一气呵成，在场的人无不惊叹。唯一感到遗憾的，是事后查明，贝利亚的书包里面并没有武器，多少冲淡了这一情节的惊险色彩。

　　赫鲁晓夫利用军队，顺利地取得了斯大林逝世之后第一次党内斗争的胜利。而军队则首次作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步入政坛。正是在这样一种大气候下，朱可夫顺势东山再起。1955年，根据赫鲁晓夫的提名，朱可夫接替布尔加宁出任国防部长，1956年“二十大”上，朱可夫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

　　再立新功

　　消灭贝利亚之后，围绕国际、国内的重大方针政策，赫鲁晓夫与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等人的矛盾日趋尖锐。当赫鲁晓夫力排众议，在苏共二十大上作大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造成严重混乱，并诱发了国际上的一系列事件之后，双方的矛盾更加激化。主席团内部，对赫不满的人渐渐占了上风。在主席团正式委员中占有7∶4的优势。他们频频策划，准备一举罢免赫的党中央第一书记职务。

　　1957年6月上旬，时机到了。以马林科夫为核心、以莫洛托夫为“军师”的一批人，趁赫鲁晓夫率团出访芬兰，制订了一个完整的行动计划。而赫鲁晓夫则像当年的贝利亚一样，完全被蒙在鼓里。出访刚一回来，他被告知要开一个主席团会议，内容是讨论“庆祝列宁格勒建城250周年”。可是，刚一坐下，马林科夫却率先开炮，内容根本不是什么“250周年”，而是直取赫鲁晓夫的内政外交。紧接着，几位同谋纷纷出击，全盘否定赫倡导的各项方针政策，并集中火力，猛烈攻击他们最为恼火的所谓赫鲁晓夫背离集体领导原则，搞独断专行等等。

　　毫无思想准备的赫鲁晓夫一下子被打懵了。但是，他毕竟久经官场，不至于像贝利亚那样天真地去拉别人的手。当马林科夫等人提出就罢免他的第一书记职务进行表决时，他马上抗议：“中央主席团无权罢免第一书记，只有中央委员会才有这个权力!”同时，要求立即召开中央全会。占有主动权的莫洛托夫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一要求。

　　就在斗争白热化的关键时刻，会议室的门开了，朱可夫威风凛凛地走了进来。

　　作为主席团的候补委员，朱可夫有资格参加这次会议。但是不知什么原因，他接到通知时已经晚了。他对与会的主席团委员们说道：同志们，今天开会前一个小时，马林科夫找我谈话，他要拉拢我!要我站在他的一边!听到这里，会议室顿时哑场了。会议主持人布尔加宁见势不好，只得宣布休会，明天继续开。

　　这样一来，马林科夫等人试图在会议的第一天，即6月18日，通过“闪电战”一举罢免赫鲁晓夫的计划遇到了挫折。赫鲁晓夫清楚地知道，他虽然在主席团内处于劣势，但在中央委员会却明显占优。因此，尽快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中央委员集结在莫斯科，召开中央全会，就成了扭转败局的关键。于是，朱可夫命令各地迅速调集军用飞机运送中央委员。由谢罗夫指挥的克格勃也配合朱可夫，利用情报网向各地下达通知。二人联手，用最快的速度，将中央委员们运到了莫斯科。

　　“空运战役”打响之后，赫鲁晓夫在主席团内的少数支持者信心大增。为了拖延时间以待援兵，主席团候补委员福尔采娃故意发表长篇大论，滔滔不绝地讲了6个小时。结果，主席团会议开到第四天，即6月21日，已经有107名中央委员云集莫斯科。他们首先向主席团会议送去书面声明，要求召开中央全会，但没有回音。

　　紧接着又派出代表要求接见，再遭拒绝。于是，愤怒的中央委员们干脆闯入会场，迫使主席团同意召开中央全会。

　　中央全会的召开，实际上宣告了赫鲁晓夫的胜利。大部分中央委员都是由担任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精心挑选和提拔起来的，他们很清楚，捍卫了赫鲁晓夫，也就捍卫了自己的乌纱帽。

　　朱可夫的发言排在苏斯洛夫之后，列第二位。他首先严厉指责马林科夫等人拒绝接见中央委员，接着指出，“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一举搞掉第一书记赫鲁晓夫。

　　他们想把中央委员会的心脏抓在自己手里，按他们的意愿来办事”，进而“推行他们自己的政策”。突然，朱可夫话锋一转，亮出了杀手锏：“我想谈一谈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对滥用权力应负的责任问题。同志们，我不能对这个问题保持沉默。”“我有真实的材料。我对每一个字都负责，文件上有这些同志的亲笔签名。从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委员会档案馆和中央委员会档案馆保存的文件中可以看出，从1937年2月27日到1938年11月12日……批准军事审判委员会和最高法院的极刑判决——枪决，共计37689人。”“仅在1938年11月12日这一天——请注意，就批准枪决3167人。”

　　台下的人们从吃惊渐渐地转为愤怒。怒潮一浪高过一浪。

　　朱可夫的发言，水平不算高，逻辑上也有不严谨之处，但是，它造成的震撼是其他人无法相比的。在他发言之后走上讲台的人，多数都受到了他的感染。而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虽然具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却使尽浑身解数，也无法摆脱被动的局面。

　　轮到卡冈诺维奇发言时，朱可夫打断他，单刀直入地插进来说：“我们还是谈谈罪行的问题，枪决的责任吧。这是最重要的问题。”然后，把眼睛盯住卡冈诺维奇：“你说说，你为什么把300名铁路员工搞死啦?”

　　卡冈诺维奇听了以后有点吃惊，含糊地回答：“你提出的这个问题是政治问题。”

　　朱可夫紧追不舍：“也是刑事问题。”

　　老卡静了一下心，从容地说道：“这个问题不应当从1957年角度去看，而应当从1937—1938年的角度去看。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就是这样要求的。我要说，当时我国是有政治斗争的，因此当然要问，有没有敌人呢?”

　　概念有些混乱。朱可夫单刀直入：“请你直截了当地回答：你处决了一些中央委员，他们是什么人?是我们的敌人吗?”

　　“当时有敌人，有尖锐的阶级斗争……。我同意、赞成赫鲁晓夫在二十大做的报告。我很难过，要是我赞成这个报告，我认为，我们揭露这件事是正确的。当然，我并不是要借此而推卸责任。我承担政治责任。”

　　朱可夫毫不退让：“还有刑事责任。”

　　朱可夫的穷追猛打，使卡冈诺维奇陷入了被动。特别是关于处决三百名铁路员工的案件，老卡无法上推给斯大林，就更加捉襟见肘。但是，老卡毕竟是一位官场老手。他找了一个机会，在发言中突然向朱可夫发起了反冲锋：“可是你，朱可夫同志，当时是师长，难道你就没有签署过?”

　　朱可夫斩钉截铁地回答：“我没有送过一个人去枪决。”

　　“这就很难检查了。”

　　“你去查好了，请便。”

　　老卡真不愧为经验老到之人，虽然被动，却阵脚不乱。他明知故问，实际上是在给朱可夫下套。而当朱可夫气壮如牛地作出回答之后，老卡马上装出一副大惑不解的样子，问朱可夫：“那你是怎么回事呢?是不赞成中央的政策吗?不赞成同敌人斗争的政策吗?”

　　真是“妙”极了。按照老卡的逻辑，或者杀人，或者被杀，二者必居其一。既然每个活下来的人，他们的手上或多或少都沾有死者的鲜血，那又何必要去追究谁的更多呢。

　　朱可夫不能不回答这个问题。既然活下来了，而且是在斯大林防范最严、杀人最多的军界活下来了，就不能够回避这个问题。

　　“同敌人斗争的政策可不是枪决的政策。”朱可夫的回答苍白无力，而且似乎掉换了命题。

　　“我们大家都是赞成的。”关键时刻，赫鲁晓夫出场了。他不能眼看着局势发生逆转。如果逆转，到手的胜利很可能会化为乌有。政治就是如此，瞬息可能万变。至于说到玩“游戏”，赫鲁晓夫自然要比朱可夫高超得多。

　　“我投过许多次票，而且，比如说，把亚基尔斥为叛徒。我相信了，因为我认为你们查清了他是敌人。可是你们欺骗了我们的信任。而你当时是政治局委员，你本来应当是了解情况的。”

　　好一个“了解情况”!赫鲁晓夫在这里巧妙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反过来给卡冈诺维奇下了一个套。卡冈诺维奇无言以对。台下却活跃起来了。有人还嫌赫鲁晓夫这一拳打得不重，继续跳出来为朱可夫打抱不平，质问老卡说：“你干嘛要把朱可夫也扯在里面!你就谈谈自己吧，问题是向你提出来的，为什么要谈朱可夫，把大家都扯到一起?”

　　至此，卡冈诺维奇对朱可夫发起的反冲锋以失败而告结束了。

　　就这样，赫鲁晓夫、米高扬、苏斯洛夫、朱可夫等人巧妙配合，利用在中央委员会中占据的优势地位，变换着各种手法，或软硬兼施，或分化瓦解，或挑拨离间，或威胁利诱，把握着全会的进程，不断地向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施加压力，使他们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全会从6月22日开始，至29日结束。发言者多达六十多人。涉及内容十分广泛。这是继消灭贝利亚，特别是苏共二十大之后，两派政治力量之间不可避免的一次重大交锋，最终以三位领袖全线崩溃、每人头戴一顶“反党集团分子”的帽子而告结束。

　　获胜收兵。在赫鲁晓夫论功行赏的名单中，朱可夫自然排在首位。他获得了一生中的最后一次升迁：从候补主席团委员，晋升为主席团正式委员(只有主席团正式委员才有表决权)，昂首迈进了党中央的最高决策圈。

　　朱可夫登上了他政治生涯的顶峰。

　　形势突变

　　历史上的许多事情，许多人物，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登上了顶峰，往往意味着下降的开始。可是，像朱可夫这样，从顶峰到谷底仅短短百十来日的，也并不多见。命运给这位在政治上不甘寂寞的老帅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1957年10月4日，朱可夫离开莫斯科，先乘飞机去塞瓦斯托波尔港，然后，从那里坐苏联巡洋舰“古比雪夫号”赴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进行正式访问。

　　朱可夫一动身，赫鲁晓夫马上中断了在克里米亚的休养，返回莫斯科。然后，又马不停蹄地赶到基辅军区。用他的话来说，此行是“捕捉政治猎物”来了。“我想同军区的领导们见见面，听听他们说什么，和他们聊一聊。然后，在正式发言的时候，抛出几只小刺猥。”这段话听上去不着边际，但实际上却是赫鲁晓夫经过深思熟虑的临战动员。他不断地用各种方式，向军人们暗示他准备罢免朱可夫的意图，“军区领导们或多或少地正确理解了我的意思。”

　　从军区回来后，10月19日，赫鲁晓夫主持召开主席团会议，通过了《关于改进苏联陆、海军党的政治工作的决议》。然后，迅速在所有的军区、舰队，在各加盟共和国及地区，召开党的积极分子会议进行传达学习。《决议》是针对朱可夫而来的，这一点大家已不言自明。

　　国内动静不小了，但朱可夫尚在国外，有关人士又对他进行封锁，因而他并没有察觉。这正是赫鲁晓夫所期望的。赫鲁晓夫对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趁他出访芬兰，串通一气，准备扳倒他的事件记忆犹新，并深受启发。因而在朱可夫的处理上也照方抓药，以求减少不必要的干扰。赫鲁晓夫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成功。只是他没有想到，这种作法也会启发和教育别人。7年以后，勃列日涅夫如法炮制，而牺牲品则轮到赫鲁晓夫本人了。

　　事实上，朱可夫在回国以前，并非完全不知情。有一种说法，是说他还在阿尔巴尼亚的时候，情报总局的首脑斯·什捷缅科(名著《战争时期的总参谋部》的作者)就曾利用秘密渠道向他透露了这一消息。但他并没有相信，更没有大祸临头的感觉，仍按原计划回国。

　　在朱可夫回国的前一天，即10月25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决议，准备在三天以后召开中央全会，讨论如何加强苏联陆、海军的政治思想工作。接到通知的人都心照不宣，所谓“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云云，不过是罢免朱可夫的代名词而已。

　　10月26日，朱可夫返回莫斯科。他后来回忆说：“有人‘建议’我立即去参加主席团会议。于是，我来到会场，开始汇报这一次出访的情况。可是，我突然发现，大家对此并没有多大兴趣，他们的兴趣完全在其它的地方。”

　　朱可夫的直觉没有错。会议不久便转入了正题。朱可夫发现，几个月前还同他一起向“反党集团”发起进攻的那些战友们，脸上的笑容突然间不知去向了。他们掏出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忙不迭地申请发言，对朱可夫进行各种指控。最后，按照既定的程序，免除了朱可夫的一切职务。

　　1957年10月28—29日，苏共中央召开了“十月全会”。同“六月全会”一样，这一次在全会上率先发言，并再度为全会定调的人物仍然是“党内理论家”苏斯洛夫。其他人，包括朱可夫手下的一些元帅和将军们，则大多鹦鹉学舌般地重复苏斯洛夫的定论，并根据自己的种种怨气，包括委曲和嫉妒，对朱可夫进行攻击。

　　赫鲁晓夫在全会上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据称，当发言者攻击他的老朋友，攻击得不够“全面”，或者有一些话“模棱两可”时，赫便会主动出来“帮助帮助”，作一些必要的补充或者纠正。与此同时，他的发言则危言耸听：“我想，在对待朱可夫的问题上，应当采取坚决的措施。任何人，如果不服从党的利益，党是不会宽恕他的，不管他有多大的功绩……。这应当成为党的生活中的一条法则。”

　　朱可夫在全会上，除念了一篇简短的“检查”以外，没有对大家的指控作任何辩解。战斗结束，硝烟散尽，他才搞清楚谁是战斗的发起人和指挥者。看来，军事上的雄才大略，并没有能弥补老元帅政治上的稚嫩。

　　原因何在

　　战斗结束了，朱可夫拱手交出了帅印。但是，硝烟并没有完全散尽。人们还想进一步搞清楚，发起这场战斗的原因何在?

　　有人说，丢开表面现象，真正的内在原因，是赫与朱在军队改革问题上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赫鲁晓夫以改革者自居，军队的改革是他全盘计划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而朱可夫则死死抱住军队这一摊，不允许赫鲁晓夫插手，更不允许他搞改革。于是，二人之间便水火不相容了。这里涉及到朱可夫对军队改革所持的立场。

　　我们看一看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是怎样说的吧：“朱可夫不像你看到的许许多多穿着制服的笨蛋那样，他懂得减少我们军费的必要性。我们限制了司令员的人数，削减了某些军官的薪金……。削减是朱可夫提议的，而我无条件地支持他。”

　　“我们在领导层达成协议，把我国的常备军队减少一半，这也是根据朱可夫的创议。”“我特别喜欢朱可夫的一个建议，即我们应当对我们军队的领导人规定年龄的限度。朱可夫提出，我们军区新的司令的年龄，不要超过50岁或55岁。”从这些赞誉之词中，完全看不出二人在军队改革问题上有什么矛盾，更看不出朱可夫如何保守。相反，朱可夫好像比赫鲁晓夫还要积极，还要开放，两人之间的配合似乎也不错。

　　那么，原因何在呢?

　　我们再来听听两位当事人是怎样说的。

　　据说，罢免朱可夫不久，在一次华沙条约组织国第一书记的会议上，赫鲁晓夫曾经谈到：“朱可夫是一位优秀的军事战略家，但是他不是一个政治家。在政治方面，他的智慧就不够了。他就曾经想搞冒险行动，要成为专权者。”说到这里，赫鲁晓夫像躲过了一场灾难般煞有介事地告诉各国领导人：“他现在已经去钓鱼和捕蝴蝶去了。这种危险不可能发生了。”

　　赫鲁晓夫另在其《回忆录》中认为，一举击败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反党集团”之后，朱可夫“僭取了很大权力，开始使领导成员感到担心。主席团的成员一个个来找我，表示他们的关注。他们问我，我是否像他们那样能够看出，朱可夫正在努力夺权——我们正面临一次军事政变。我得到情报，朱可夫在同军区司令的一次谈话中，确实流露出波拿巴式的意图来。我们不能让朱可夫在我们国家里演出南美洲式的军事接管。”

　　意思很明显了。与前面提到的中央全会所作“决议”相比，赫鲁晓夫的这几番谈话，无疑给朱可夫扣上了更为严重的罪名。这就不单单是要取消党的领导了。

　　朱可夫又是怎样说的呢?

　　60年代中、后期，在朱可夫写作《回忆与思考》的时候，曾经有一位名叫安娜的出版社的编辑曾帮他筹备出版事宜。时间一长，彼此之间熟悉了，谈话也就随便了。有一次，安娜问过朱可夫：“赫鲁晓夫为什么免去您的国防部长职务?”朱可夫直截了当地回答道：“当他(指赫鲁晓夫)受到威胁时，我用军队支持他。那时，他真诚地感谢我。但同时又想：如果朱可夫想代替他该怎么办?在美国，艾森豪威尔已经成为总统，所以赫鲁晓夫认为，我也想当国家元首。这简直是胡思乱想。我是军人，军队是我的直接职责。我从来没有想过取得国家权力。”“当然，我像任何人一样，在工作中犯过错误，也有缺点，没有缺点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从来没有反对过在苏军中设立政治部。党的命令对我来说，从来都是法律。”

　　如果这段对话是真实的话，那么，不难看出，事隔十多年后，朱可夫不仅对这个事件仍记忆犹新，而且，在经历了长久的反思之后，对于这场悲剧产生的原因也作出了合乎逻辑的推断。用俗话来说，跟斗虽然摔了，还摔得不轻，但毕竟捡了个明白。

　　当然，应该看到，朱可夫的推断比较简单，而事件本身却并不简单。

　　许多人对此作出过许多种推断。我国前驻苏大使刘晓在其《出使八年》一书中谈到：1957年10月下旬的一天，他到机场迎送苏联议会代表团访华返莫，米高扬在机场曾就不久以前罢免朱可夫一事，向他作了通报和“权威性的解释”。米高扬是这样说的：“苏共中央要把军队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加强军队中的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朱可夫拒不执行中央这个方针，坚持军队首长制，反对在军队中建立党的领导……这实际上是要建立朱可夫的个人领导。”“朱可夫现在还未追求军队以外的其它目的，虽然他没有这样做，但必须防止。”

　　与赫鲁晓夫随心所欲的讲话相比，米高扬的解释显然要严谨得多。至于真情到底如何，赫鲁晓夫、米高扬等人心里有数，只是不会从嘴里说出来罢了。

　　朱可夫两次动用军队帮助赫鲁晓夫，这无疑是他的功劳，他也因此而东山再起。可是世间的事物往往有一利，就藏有一弊。战胜了敌手之后，获胜者一方面感到喜悦，另一方面又会感到恐惧：朱可夫可以帮助你，但他也可以去帮助别人，进而打垮你，都是因为他有这个实力。在政治斗争中，实力是决定一切的。而掌握实力的人，最容易让人产生疑虑。中外历史，无一例外。

　　赫鲁晓夫是一个善搞权术的政治家。对于“六月全会”以后威望日增、权倾一方的朱可夫，他自然不敢掉以轻心。不管朱可夫有没有政治野心，仅凭其手中握有的权力，就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就无法高枕无忧。

　　于是就有了把朱可夫派出国作长期访问的策划。有了赫鲁晓夫的基辅军区之行；还嫌不够，又有了朱可夫一回国直接“押至”主席团会议群起而攻之的场面；直至“十月全会”上最终摘掉了他的顶带花翎。紧锣密鼓，丝丝入扣，大获全胜。1957年在苏联是真正的赫鲁晓夫年。他不仅一举击溃了“反党集团”，掌握了最高权力；而且还巧妙地除掉了朱可夫，消灭了身边的“隐患”。再加上卫星上天，农业丰收，得意忘形的赫鲁晓夫被风行全球的美国《时代》周刊宣布为“1957年新闻人物”。在这家杂志1958年第一期的封面上，赫鲁晓夫满面笑容，头戴一顶形似克里姆林宫的王冠，手里捧着一颗人造卫星。

　　正如前文所述，登上了政治顶峰，往往意味着下降的开始。赫鲁晓夫也没有逃脱这个命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长于权术的政治家偶一疏忽，竟被人用他当年除掉朱可夫的方式回敬了他，而且最终被送到了与世隔绝的乡间别墅。

　　两位历史人物均已作古。对于人民来说，那位精力充沛、诈诈唬唬的改革家赫鲁晓夫的形象已经淡漠了，而在战争中为国家为人民立下不朽功勋的朱可夫元帅，却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俄国在世界地位的下降，引起了人民越来越多的思念。1995年5月，在庆祝战胜法西斯德国50周年的欢庆日子里，在红场附近，矗立起了一座朱可夫的铜像。朱可夫身着戎装，精神抖擞地骑在一匹战马上，用深邃的目光遥望远方。

　　摘自:《百年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