握手改变世界

　　1972年2月17日10点35分，我们的飞机离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飞往北京。我们的飞机平稳着陆，几分钟后停在候机楼前。门开了，帕特和我走了出去。

　　周恩来站在舷梯脚前，在寒风中不戴帽子。厚厚的大衣也掩盖不住他的瘦弱。我们下梯走到快一半时他开始鼓掌。我略停一下，也按中国的习惯鼓掌相报。

　　我知道，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时福斯特·杜勒斯拒绝同周握手，使他深受侮辱。因此，我走完梯级时决心伸出我的手，一边向他走去。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周和我同乘一辆挂着帘子的轿车进城。在我们离开机场时，他说，“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啊。”当我们到达北京中心的天安门广场时，他指给我看一些建筑物；我注意到街道是空的。

　　十分钟会谈延长到一小时

　　我们被引进一个陈设简单、放满了书籍和文稿的房间。在毛泽东坐椅旁边的咖啡桌上摊开着几本书。他的女秘书扶他站起来。我同他握手时，他说，“我说话不大利索了。”周后来告诉我，他患了所谓支气管炎已经有一个月光景。但中国公众并不知道这件事。

　　每一个人，包括周在内，都对毛表示其所应得的尊敬。房间里站有两三个文职和军职人员，在谈话进行了大约10分钟后，周挥手让他们退出去。然而，我注意到他们仍旧站在前厅里看着。

　　毛伸出手来，我也伸出手去，他握住我的手约一分钟之久，这一动人的时刻在谈话的记录里大概没有写进去。

　　显然，他有一种非凡的幽默感。他不断吸引亨利参加谈话。这次谈话本来料想只会进行10分钟或15分钟，却延续了将近一个小时。我发现周恩来已经看了两三次表，便意识到大概应该结束了，免得他过分疲劳。

　　值得指出的是，周后来在全体会议上不断地提到我们同毛的会晤以及毛说过的话。

　　基辛格提到，他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曾经指定他班上的学生研读毛泽东的著作。毛用典型的谦虚口吻说，“我写的这些东西算不了什么，没有什么可说的。”我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可是毛回答说，“我没有能够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我们同蒋介石的“交情”比美国人长

　　尽管毛说话有些困难，他的思绪仍然像闪电一样敏捷。“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可不喜欢这个，”他说，同时挥动了一下手，这个手势可能指我们的会谈，也可能包括整个中国。“他叫我们共匪。最近他有一个讲话，你看过没有？”

　　我说：“蒋介石称主席为匪，不知道主席叫他什么？”

　　当我提的问题翻译出来时，毛发笑了，但回答问题的是周恩来。“一般地说，我们叫他们‘蒋帮’，”他说。“有时在报上我们叫他匪，他反过来也叫我们匪。总之，我们互相对骂。”

　　毛说：“其实，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同他的‘交情’长得多。”

　　巴基斯坦前总统促成了会谈

　　谈话转到我们这次会晤的历史背景，毛说：“是巴基斯坦前总统把尼克松总统介绍给我们的。当时，我们驻巴基斯坦的大使不同意我们同你接触。他说，尼克松总统跟约翰逊总统一样坏。可是叶海亚总统说，‘这两个人不能同日而语。’他说，一个像强盗——他是指约翰逊。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有这个印象，不过我们不大喜欢从杜鲁门到约翰逊你们这几位前任总统。中间有八年是共和党任总统。不过在那段时间，你们大概也没有把问题想通。”

　　“主席先生，”我说，“我知道，多年来我对人民共和国的态度是主席和总理全然不能同意的。把我们带到一起来的，是认识到世界上出现了新的形势；在我们这方面还认识到，事关紧要的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哲学。重要的是它对世界其他部分和对我们的政策。”

　　毛很活跃，紧紧抓住谈话中的每一个细微含义，但我看得出他很疲劳了。周越来越频繁地偷看手表，于是我决定设法结束这次会谈。

　　“主席先生，在结束的时候，我想说明我们知道你和总理邀请我们来这里是冒了很大风险的。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很不容易做出的决定。但是，我读过你的一些言论，知道你善于掌握时机，懂得只争朝夕。”

　　听到译员译出他自己诗词中的话，毛露出了笑容。

　　你不是我们要打倒的人

　　我接着说，“我还想说明一点，就个人来讲——总理先生，我这也是对你说的——你们不了解我。既然不了解我，你们就不信任我。你们会发现，我绝不说我做不到的事。我做的总要比我说的多。我要在这个基础上同主席，当然也要同总理，进行坦率的会谈。”

　　毛用手指着基辛格说道，“‘只争朝夕’。我觉得，总的说来，我这种人说话像放空炮！”周哈哈大笑，显然我们免不了又要听另一番贬低自己的话了。比如这样的话：‘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建立社会主义。’”

　　“像我这种人，”我说，“还有匪帮。”

　　毛探身向前，微笑着说，“你，作为个人，也许不在被打倒之列。”接着，他指向基辛格说，“他们说，他这个人也不属于被打倒之列。如果你们都被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

　　如果美国离开亚洲，抗议只会是一阵空炮

　　谈到美国的对日关系问题时，我说中国人是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和哲学来确定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的：他们要求美军撤出日本，废除美日共同防御条约，从而使日本处于中立和没有武装的地位。

　　“我认为总理依据他的哲学，已经在日本问题上毫不含糊地采取了正确的立场，”我说，“并且我认为他还不得不继续采取这种立场。然而，我希望他理解我为什么强烈地感到我们的对日政策符合中国安全的利益，尽管这种政策同他信奉的哲学学说是矛盾的。

　　“美国可以离开日本的近海，但是其他国家仍然会在那里捕鱼。如果我们让日本赤手空拳，缺乏防务，它就不得不转向别国求助或者建立自卫力量。如果我们缺乏同日本的防御安排，我们在与它有关的问题上就发挥不出影响了。

　　“如果美国离开亚洲，离开日本，”我说，“那么我们的抗议，不管多么响亮，也只会是一阵空炮，不会有任何效果，因为抗议的声音远在几千英里以外，是听不见的。

　　“我知道我刚才描绘的一幅图景使我听起来像一个老牌的冷战分子。”周听到这一句轻轻一笑。我接着说，“但这就是我所了解的世界现状。分析起来，正是这个世界现状使我们美国和中国走到一起来了，不是由于哲学概念，不是由于友谊——尽管我认为友谊是重要的——而是由于国家的安全。在我提到的这些方面，我认为我们有共同的利害关系。”

　　签订的“上海公报”打破了外交常规

　　访问结束时，在上海发表了我们的联合声明，后来被称作“上海公报”。按照基辛格在第二次波罗行动计划中商定的办法，这个公报打破了外交上的常规，坦率地说出而没有掩饰双方在主要问题上的重大分歧。因此，作为一个外交文件，公报的文字是异常生动的。

　　实质部分的第一段开头是“美国方面声明”，接着详细列举了我们对讨论过的每一个重大问题的立场。下一段开头是“中国方面声明”，然后就同样的问题列举了对应的观点。

　　我们声明我们最高度地珍视同日本的友好关系，并将继续发展现有的紧密联系。中方表示“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和向外扩张，坚决支持日本人民要求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和中立的日本的愿望。”

　　中方重申自己的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中方声明，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并要求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方最后说，“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方关于台湾问题那一段话的措词回避了意见的冲突，只是简单地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美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美方说，他们的最终目标是从台湾撤走美国军队，但他们没有规定最后期限。他们同意在此期间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他们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也许“上海公报”中最重要的一段是规定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因为双方同意了这个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都等于给自己加了约束。不过更重要的是，特别是从中国方面着眼，这个规定微妙地但明白无误地表明，中美双方将反对苏联或任何别的大国想支配亚洲的努力。

　　你到中国来是冒了一定风险的。”

　　我很惋惜，等到我1976年2月第二次访问中国时，周恩来已经逝世，不能再见面了。我觉得，虽然我们相识的时间不长，并且不可避免地有点拘束，甚至存有戒心，我们之间却已经形成了相互尊敬的个人关系。

　　我们在北京宾馆举行最后一次长时间的会谈时，周说，“在你楼上的餐厅里，我们挂了一首毛主席书写的关于庐山的诗，最后一句是：‘无限风光在险峰。’你到中国来是冒了一定风险的。”

　　“现在我们已经在顶峰了，”我说。

　　“那是一首，”他接着说，“还有一首《咏梅》，我想挂而找不到合适的地方。主席在那首词里指的是，采取主动的人不一定是伸手的人。等到百花盛开时，他就要消失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小书，读了这首词。

　　“因此，”周接着说，“我们同意你的想法：你是采取主动行动的人。你也许看不到它的成功，但是我们当然会欢迎你再来的。”基辛格用外交的语言指出，即使我再度当选，也不大可能再次前来访问。“我只是举例说明中国人的想法，”周说。“这事反正不要紧。”

　　我在离开中国前夕的宴会上祝酒说，“我们今天所发表的联合公报概括了我们会谈的结果。这个公报明天将成为全世界的重大新闻。但是，我们在那个公报中所说的话，远不及我们在今后为建立跨越1.6万英里和过去分隔我们22年的敌对状态的桥梁而将做的事情来得重要。”

　　我举杯说，“我们在这里已逗留了一周时间。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会谈插曲一修正主义

　　后来，当周总理的激昂情绪在很大程度上松弛下来以后，他给我们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他说这事发生在1969年一次中苏边界冲突的时候。他说，“那个时候，我们同苏联之间有一条热线，但由于克里姆林宫从来不用，这条热线已经变成了冷线。然而在珍宝岛事件发生时，柯西金拿起电话，要同我们通话。我们的电话员答话时，他说：‘我是柯西金总理。我要同毛主席讲话。’电话员完全自发地答复说，‘你是个修正主义者，我不给你接电话。’于是柯西金说，‘既然你不肯接主席，那么请你给我接周总理。’可是电话员还是用那句未经请示的话答复，把电话挂断了。”

　　会谈插曲二没戴帽子

　　有一次在我们驱车去机场的途中，周讲了在我的中国之行宣布前几个月毛主席会见海尔·塞拉西皇帝的情况。毛主席征求老皇帝的意见，问他“社会主义魔鬼”(毛用这个词开玩笑地指他自己)是不是应该同“资本主义魔鬼”坐下来谈判。我说，“我想你的许多同事一定认为，我这次来没有戴帽子，是因为我头上长角，戴不了帽子。”

　　会谈插曲三一杯咖啡

　　或许是因为我提到了对立的原则，周想起了一件往事，他说：“正像你今天下午对毛主席说的，我们今天握了手。可是，杜勒斯当年不想这样做。”

　　我反驳说，“你可说你也不愿意同他握手啊！”

　　周答道，“不一定，我本来是会握手的。”

　　我说，“那好，让我们握手吧！”于是我们隔着桌子又握了一次手。

　　这个话题似乎使周兴奋起来了。他接着说，“杜勒斯的副手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先生想搞不同的做法，可是他不想违反杜勒斯定下的规矩，所以他只好用右手拿了一杯咖啡。因为一般人不用左手握手，他就用左手摇了一下我的手臂。”在场的人，包括周自己，都笑了起来。他又说，“不过那个时候我们不能怪你们，因为国际上普遍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是铁板一块，西方国家也是铁板一块。现在我们知道情况并不是这样。”

　　摘自:<<尼克松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