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投了半票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在全国成立人民公社。会后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在全国城乡泛滥开来。

　　我的爹爹朱德从三岁起就上山拾柴，到地里捡麦穗和放羊，对于农村和农田他太熟悉了。他不相信从农村报上来的数字，想把"卫星"现象弄个水落石出。他先去广州，到农村后听见农民对办大食堂不满意，就直言对基层干部说，食堂不好就解散嘛---要知道说这话是要丢乌纱帽的可是爹爹好像不懂这些官场的过节儿。随后，爹爹又将这些想法带上了庐山。

　　爹爹在庐山时，住在"359"号别墅里，几乎每天都有部下来拜望他，和当年的总司令叙叙旧。可是爹爹无心和来者叙旧寒暄，他一张口就是"大跃进"问题。不管谁来，爹爹总是用他慢条斯理的四川口音谈论大炼钢铁和大食堂。有一天，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铸来看爹爹。爹爹头一年在广东视察时，对他在广东搞"大跃进"的过火行为大为不满。果然，现在广东人开始跑到湖南寻食填肚子了。陶铸在庐山会议上主动地承担了领导责任，做检查前他想来听听爹爹的意见。

　　在庐山，想不到原本作为纠"左"的重点发言，随着会议风向的旋转，成了"右"的根源。爹爹当时并不认为自己的发言是错的，也没注意会场上明显的情绪变化，还是按照自己想的说，以致最后变为同情彭德怀反党分子的重要人物之一，遭受了冷落。等他发现会议大势所趋的气氛，才闷着头不再吭气。

　　讲话最耿直，脾气最大，惟一敢直闯毛泽东床前，把毛泽东从梦乡中叫醒的彭德怀，在这次会议上遭受了严厉的批判。爹爹心里更加不安。爹爹知道他无法改变毛泽东的决定，但他可以不改变自己为人的原则。他在会议后期基本保持缄默，用无言表达他的满腹意见。

　　在会议最紧张的时候，爹爹和毛泽东谈过一次话，这是后来康克清妈妈告诉我的，从中可见爹爹那种无私无畏正直的品格。他对毛泽东直言指出会议的不足之处："我觉得这次会议发言民主风气不够。"毛泽东听爹爹这么一说，先是一愣，想了一会儿，说了一句："你对一半儿，我对一半儿。"

　　会议期间据说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在表决投票时，按照惯例，大家都要高举臂膀，便于统计。而爹爹虽说也举手了，但他弯曲着胳膊，手举到别人一半高的位置。那动作，一看就知道他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举的手。散会以后，毛泽东在庐山散步时遇见爹爹，他对爹爹说："你啊老总，举手举了半票"爹爹笑答道："反正我举了手，至于手是怎么举的，我就不知道了。"

　　庐山会议后，彭德怀倒霉了，但爹爹仍去看望他。尽管他们在一起并肩战斗的时间最长，但两人都是沉默寡言的人，即使坐在一起，也不多话。满腹委屈也有点莫名其妙的彭德怀，看见爹爹走进他的别墅，多少得到些安慰。只有和自己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才能如此理解他的心境!

　　从庐山回来，爹爹常去玉泉山居住，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被贬的彭德怀居住在附近一处叫吴家花园的农庄里。爹爹闲居在家，经常去吴家花园和彭德怀下棋。他们几乎不谈政治话题，一尺见方的棋盘成了他们的用武之地，棋盘能为他们增添一点生活色彩。他们坐到棋盘前，顿时有了两军对垒的厮杀快感。被压抑的情绪，通过咫尺的棋盘猛烈地宣泄。这对战场上的正副司令，只要一开战，和善的表情全没了，拼命要将对方的军。

　　爹爹不仅和彭德怀性格不一样，连他们吃对方棋子的作风都不一样。爹爹吃子是先用自己的棋子将对方的棋子扫开，然后用手把棋子拣出棋盘，像展览战利品一样把缴获的棋子排开一溜儿。彭德怀则不然，他吃子和他的脾气一样吓人，"砰"，把自己的棋子砸在对方的棋子上面，然后从棋子下面把子弹出来，丢在一边，"俘虏"的棋子狼藉一片，好像毫不在意他的战绩。如果碰到彭德怀悔棋，爹爹会非常敏感地抓住对方手腕，眼睛瞪得滚圆，声音洪亮："不能赖棋，放下"彭老总脖子都直了，干脆赖到底："你是偷吃，不算""吃你的子，还要发表声明吗战术不行就不行嘛，悔棋算啥子"爹爹寸步不让。在他们的特殊战场上，常常是从上午鏖战到黄昏日落，才收摊回家。临了，爹爹上汽车告别时，脸上虽笑容荡漾，嘴上却硬得梆梆响："下次决不手软，杀你三百盘，有你好果果吃" .

　　1974年，彭德怀去世时，临终想见爹爹，一次一次地向看押的看守请求，可谁也不告诉爹爹。直到彭德怀死后，爹爹才知道彭德怀临终的心愿。他顿时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对着空荡荡的房间大声叫嚷："你们为啥子不让我去看彭老总要死的人，还能做啥子还有啥子可怕的" .

　　在兰花中寄托心志

　　以前爹爹爱养育兰花，打从庐山回来后，养兰花变成了嗜好。他经常到中南海的花圃里，一蹲就是半天。四川的夏蕙、广东的墨兰、银边大贡、贵州的野生种类和无锡的各种春兰，大约有千余种兰花在温暖的花房里争奇斗艳。爹爹沉浸在万花丛中，这或许是他最为舒心的时刻。

　　我当时觉得奇怪，怎么从庐山回来，爹爹的情绪始终处于低落状态，再也没有出现授衔时的那种激情。有时见他一个人独自孤坐在办公室，妈妈在旁边话多了，他还嫌烦，会用拐杖头拼命跺地。我们后来忍不住悄悄问妈妈，才知道了原委。

　　唉，爹爹这是在变着法子打发寂寞的日子爹爹用兰花寄托他的心志。兰花除去品种名贵外，还有一层含义，就是用以比喻高洁和坚贞。

　　爹爹喜好兰花可有历史了他20岁左右，从军云南时，非常喜爱一种开着白色花朵的野兰花。每到春夏交际，这种野兰花漫山遍野，清风吹过来，阵阵芳香袭人，特别招人喜爱。因为经常作战，流动大，不能种花，他就用瓶子养着采来的野花。再后来，他提升当官了，就一边行军作战，一边在山里采集野兰花，移植到他各种简易可携带的"花盆"中。时间一长，他认识了许多兰花，能准确地辨别它们的品种。

　　1928年，爹爹率南昌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和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他又一次在井冈山上看见了久违的野兰花，并且记住了井冈山生长兰花的主要地点。相隔30年，爹爹到井冈山地区视察工作，仍然记得当年井冈山的野兰花。他利用空闲时间，爬上山找到野兰花生长地，将花移植到瓦盆里，带下山，带进了中南海的花圃。

　　50年代后期，北京的中山公园开始养育兰花。爹爹知道这事后，一天坐车突然来到中山公园的花圃，一边参观兰花，一边和栽培兰花的园丁们聊天，将自己多年养花的经验介绍给大家。以后遇到有什么新品种，或是有什么花展，公园总是第一个告诉爹爹，爹爹有什么新品种的兰花也经常带去给中山公园管养。有一次，爹爹还亲自用他的苏联"大吉斯"接大家去中南海他的花圃参观。

　　1966年，一把"文革"的大火，彻底烧毁了他的兰花梦。爹爹得了一个大"帽子"---养兰花是小资产阶级情调!

　　爹爹沉默地走进花圃，用手抚摩一朵朵怒放的兰花。这些来自祖国各地的兰花，和他相伴度过了多少朝夕它们身上留着他的多少汗水？几乎每一株兰花都有一段不平凡的来历。严于克己的爹爹，最后不得不忍痛把自己十多年收集来的六千多盆兰花，包括住宅里的兰花全部送给了中山公园。

　　中山公园的兰花多了，可爹爹的心空了!赋闲的爹爹眼前突然没有了绿色，他在门前的空地来回打量，忽然有了主意：不能养花，我就种菜!

　　爹爹像当年在延安参加大生产运动那样，挥动锄头，在自己门前开了一块菜地。每天傍晚，也是以前去花圃的时间，他都要"下地"劳动，他那黝黑如农民的脸庞上带着收获的愉悦。

　　但兰花和爹爹终究结下了终身不解之缘，1971年9月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后，爹爹第一件事就是去中山公园看望他的兰花。一进花圃，看见熟悉的兰花，好像看见久别的老朋友，眼眶都湿了。

　　但是，爹爹直到离开人世，再也没有养过兰花。

　　元帅府的骨肉分离

　　"文革"开始后，一天我的孩子从外面回来告诉我，说外面大街上打倒爹爹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连中南海里面也有打倒爹爹的大字报。

　　我只觉得急火攻心。那时办公室的电话又不敢使用，让别人知道我还在和"历史问题成堆"的父亲通话，"交代"更无出头之日。我利用一次写完材料的机会，就说是出学校买东西，骑着自行车飞快往中南海跑。

　　更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事还在后面呢。到了中南海西门，我和以往一样掏出进入证件，递给站岗的卫兵。卫兵看了一眼说，证件已经失效，不能进去。我一听急了，我说我是来看父亲的，我父亲是朱德……

　　卫兵不管我的父亲是谁，也不听我的解释，好像身边根本不存在一个正用期待甚至是乞求的目光仰视着他并指望他开恩放行的人。我知道，这怪不得卫兵，他不过是在执行上头的指示。

　　我用一种异样的眼光打量这原本熟悉现在却感到陌生的地方。我不能总是站立在门外，即使站成了雕像，我还是进不了家门。我走到旁边的传达室给爹爹打了个电话。听说我不能进中南海，电话那头一阵沉默，可能爹爹也感到了意外。过了一会，爹爹声音低沉地说："不让进来，就不要进来了。爹爹没有什么，你们不要担心。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我让你妈妈去门口……过一段时间，你再进来看我。"

　　可是爹爹他不知道，这次不能进中南海，意味着以后家人再也不能进中南海看他了。他所说的过一段时间，竟然是四年直到1971年林彪摔死，被"疏散"在遥远南国的父母亲才再次重返北京。为了以后能同我和孙儿们见面，爹爹没有再进中南海居住，而是搬到偏远的万寿路。这以后，我们才能回家，和爹爹一起度周末。

　　在我被挡驾后不久，元帅府骨肉分离的闹剧愈演愈烈，最后连妈妈也不能再在家陪伴爹爹。那天，我和丈夫再去中南海传达室，看见爹爹拄着拐杖，带着我的大儿子刘建，步履蹒跚，远远朝我们走来。我一惊：妈妈呢怎么让爹爹一个人来他神色忧郁，心情沉重，和我们见面，不像以前那么乐呵呵地高兴。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一一询问了我们另外几个孩子的情况。我问他妈妈呢他只是说，在妇联参加运动，暂时不能回来。已经13岁的儿子，在一旁悄悄告诉我们，奶奶被抓去游街了，他昨天还在西单看见奶奶被押在汽车上，脖子上挂了好大的牌子，上面还有红叉叉呢!

　　爹爹不做声。我不想再问他什么，在这个谁都可以进来的传达室里，爹爹他又能和我们说些什么呢?

　　直到1968年底，混乱的局势逐步得到控制，康克清妈妈才被允许一星期回家一次，这次，爹爹发出了许久没有发出的笑声。

　　(摘自朱敏《我的父亲朱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