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司法部13日公布了联邦检察官贝洛斯在去年5月撰成的对李文和案的检讨报告。报告中指责能源部在对该案的初步调查中，“过快地”对李文和作出了“不成熟、不正当的判断”，李文和夫妻“不该是唯一的涉嫌者”，并谴责联邦调查局“调查不适当”，甚至于连“粗略的调查”都没做，就“毫不迟疑且毫不置疑地”接受了能源部把李当做“最合逻辑的嫌疑犯”的判断，用了三年时间“调查错误的罪案”。不过司法部的检讨中强调说，在李案中“没发现种族歧视证据”。

　　报告中有些话是坦率的。例如，将控李案形容作是：基于中国窃密的错误假设，从一堆遭怀疑者中挑出李来进行随意且误导的猎取间谍活动。但却说，乍看之下，声称出现了按种族设定(怀疑)目标之事，似乎有点依据，因为调查人员1995年主张“辨认出直接或间接进行(核武器设计)工作的华裔美国公民”。

　　报告说，不过，这建议从未执行，它“仅只是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用华裔进行间谍活动的事实”。这话令人难信之处是他断言了“从未执行”。就算假设1995年没执行吧，它怎会成为后来没执行的证据？

　　报告的意思很明白，一句话说，搞李案是有一大堆错误的，都有证据的，但司法部调查了一年却没发现李案有种族歧视的“证据”。

　　在司法部看来，种族歧视的“证据”究竟何意，并不清楚。但若能反过来观察一下被司法部的报告没视为“证据”的一些事实，有助于人们了解司法部在李案的怀疑、调查、囚禁、起诉中全“没发现种族歧视的证据”一语的涵意。

　　首先，“过快地”把李氏夫妻挑出来当“唯一的涉嫌者”，作出“不成熟、不正当的判断”的原因，难道不正是由于种族歧视？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前情报主管查尔斯·华盛顿去年在国会听证中作证说，李受怀疑时的情报主管特鲁洛克有“种族偏见”。实验室的前反情报主管罗拔特·伏鲁曼也在同一听证中说：“调查人员有种秘而不宣的偏见，认为嫌犯一定是华人”，“每次谈到李文和的动机时，就会谈到他是华人，从未谈到任何其他动机”。既然特鲁洛克说他的涉嫌者名单上列有五个亚裔和六个白人，且“不想把调查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以此作为他没有种族歧视的依据，怎么一谈到李的动机时就谈他是华人？“从未谈到任何其他动机”？特鲁洛克的律师说，不过那是特氏的“上级”叫他做的。那“上级”是很奇怪的人，因为伏鲁曼对国会说，他在电话上留话给特鲁洛克，表示有意讨论李案是否乃基于种族而进行调查的问题，“但特鲁洛克没回话”，而且“他的上级要他不要再讨论此事”。不知那“上级”有没有种族歧视？

　　其次，李案过程中到底有没有种族歧视？李文和就觉得有，他的孩子也觉得有，亚裔团体和社区也普遍认为有。不仅李案有，据传媒报导，还有一些亚裔科学家和一般人也因李案的影响而遭到种族歧视。这说明，李案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而是在某种种族歧视的环境条件下发生的。当李案发生时出现过多少种族歧视的言行？

　　此外，李文和的遭遇跟前情报局局长多伊奇的待遇之差异，又说明了什么？

　　第三，最有趣的证据是，调查报告中所使用的该案代号“Kin dred Spirit”(“族裔精神”)，不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李被怀疑当间谍之处正是由于他是华裔？这明白地反映着调查人员的心态与想法。这算不算“证据”呢？

　　李文和正寻求对司法部、联调局和能源部提出民事控案。司法部既是李文和案也是李文和控案的当事人。能不能说，对于当事人而言，就算“证据”挂在自己鼻尖上，都是很难“发现”的？！就如新泽西警方对于自己在公路上拦截少数族裔车辆检查，其中的种族偏见，当然是一直“没发现”的，虽然受害人已经经历多年，且揭发了许久。

　　此外，司法部指示之下进行的调查报告要是承认李案有“种族歧视的证据”，岂不是注定在李文和控告该部的案件中它要败诉？现在，司法部借着特鲁洛克控告李文和说他搞种族歧视是诽谤的案件，要求公布一年前的这份调查报告，不能不令人怀疑这份报告是司法部为了逃避被控而准备的。毕竟美国的种族主义是玩得越来越微妙了。

　　(美国《侨报》2001年8月15日 作者：循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