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北京8月3日消息：今年高考期间爆出的山东曹县高考替考事件，为当前一些地方官员不顾原则片面追求“政绩”敲响了警钟。目前，有关责任人已受到惩处，该事件似乎告一段落，而有关人员似乎也可以继续安心做官。

　　今天出版的中国青年报发表署名“蒋韡薇、郑琳、杜涌涛”的文章，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反思，指出学生是替考的直接受害者。

　　7月7日，刘强(化名)坐在高考考场上，高考的作文题是：呼唤诚信。看到题目那一刻，刘强呆了，从考场出来，他还感到耳根发烫。事后，他向朋友袒露心声：“我能写什么呢？我能写我违背了诚信原则，昧着良心替考吗？”

　　刘强去年以高分从山东省曹县一中考取某大学。谁也无法断定，今年高考有多少类似刘强的“枪手”坐在考场里，写这篇呼唤诚信的文章。

　　本报在7月10日刊发曹县一中高考替考成风的报道后，来自四面八方的读者来电来函令人震惊地重复着一个信息：我们这里高考替考、舞弊的现象比曹县还严重，来我们这里看看吧！

　　参加替考的学生似乎可以找到无数个替考的理由：

　　“我痛恨这种不公，但我也想过把自己的高考成绩卖掉，因为我家太穷了。”李贵(化名)面对记者，声音哽咽了。

　　李贵是曹县一中高三复读班的学生，去年高考没考好，家里咬着牙让他复读一年。但就在今年高考前夕，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打倒了他父亲。3万元的医药费，也打倒了李贵想凭自己的能力，堂堂正正做人的决心。

　　在曹县，一个政府干部的平均月收入约500元，而农民的收入还远在这之下。如果供一个大学生读书，学费的压力就会变成全家人头上的一座大山。贫穷，成了许多学生替考的重要原因。

　　记者在曹县一中复读生租住的民房里看到，不足7平方米的屋子里，摆放着四张木板架设的床，几乎没有任何家具。一盏8瓦的白炽灯是惟一的光源。屋子里有一条粗粗的、黑黑的塑料绳，不知谁碰了一下，竟飞起上百只苍蝇。记者这才注意到，那塑料绳原来是绿色的。

　　学生们直言，要离开这里，上大学是惟一的出路。

　　但上大学对他们来说，谈何容易？今年高考录取分数线，北京和山东的分数差已达到150分。在差一分就可以改变一个人命运的高考中，150分意味什么？

　　一位去年高考替考过的曹县籍大学生在给我们的信中说：“我们没有出路，我们也忍受着良心上的折磨。这件事情发生后，许多人说，在高考这种最公平的事情上还发生这样的事，令人心寒。但是，高考真的公平吗？分数面前真的人人平等吗？为什么同样的成绩，在有些地方就能上重点大学，而我们，只能上中专？高考已经在大的环境下不公平了，高考早已失去了它的权威性、公正性，凭什么要求我们恪守道德？”

　　一位农村考生对记者说：“这种事情(高考舞弊)在许多地方都非常普遍，不只曹县，也不只菏泽，更不只是山东。我们要想不种地，只有挤高考这座‘独木桥’。但许多高考大省的分数线很高，在这种情况下，替考、买分也就很自然地发生了。”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读者致电本报，强烈要求记者等高考成绩公布时去他们那里采访。“你会在学校门口看到一个壮观的分数自由市场。买卖都是公开的，组织者就是学校的老师和教育局的人。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好几年了。”

　　“我们也恨替考，但我们有什么办法呢？大环境的公平没有，何谈小环境的公平。有钱有势的人家都找人替考。我想上大学，可是我的机会先是被别的省成绩不如我的占了，再被本县那些替考的占了。我只是一个学生，我除了同流合污，还有什么办法？”

　　1998年上高二时就曾替人高考过的王恒(化名)说：“当时我才16岁，我也知道那样做是不对的。可我当时的处境不允许我不答应。我是班里前三名的学生，全班前10名的学生都有‘任务’。那是一位副校长安排的，如果我不答应，明年的高考就可能有麻烦。”

　　王恒痛心地说：“我深知这些现象不是我所能改变的，替考之风不会因为我个人的反对而会有丝毫的减弱。这就是社会给我们上的第一课！”

　　他在信的结尾忏悔和呼吁：“我错了，我的良心将会一辈子忍受折磨。我也知道，我替别人考上了，将会有另一个不知名的考生因此而落榜。但我想说，我也是受害者。从良心到利益，替考的最直接的受害者是我们这些穷学生。我希望你们这则报道不要像其他新闻那样不了了之。但愿全民共反思，从根本上、从制度上能有所改观！”（蒋韡薇、郑琳、杜涌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