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文(新疆)

　　几十年的戴罪之身

　　1958年6月10日，一封公函摆在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领导班子办公会议上。公函来自中共中央第二中级党校。公函通报：将对你师学员李振海定为反党右派分子。签署时间是5月28日。

　　在座的人一下子懵了，他们无法把李振海和“反党”联系在一起。师长郑云彪也不相信李振海反党，但毕竟这是公函。他说：“我们还是通过组织，不要感情用事。”会议很快做出决定：一、立即通过兵团和自治区组织部回函，公正介绍李振海的工作表现，要求从宽处理；二、派专人赴西安了解情况；三、向老首长王震求救。

　　6月16日，农六师和兵团的回函发出，自治区组织部也签了意见。

　　农六师的回函写道：“李振海同志自1935年入伍以来，在长期的战争环境、生产建设中，表现了对党忠诚，阶级立场坚定，组织观念强。战争中勇敢顽强，负伤5次，曾立战功并获奖5次。在生产建设时期，工作积极热情，有吃苦精神，虽然身体不好，时常吐血，但坚持工作……生活刻苦俭朴，常常一个馒头加辣椒；工作作风深入实际，能体贴下级，常到基层同职工一起劳动……我们认为对李振海同志‘发生右倾思想，向党进攻，诬蔑党的政策，歪曲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工农业政策’的结论是不恰当的。”

　　兵团组织部则在回函中写道：“我们根据其以往表现，尚难肯定他是蓄意反党，攻击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

　　与此同时，一场万里营救活动展开了。王震将军得知消息，心如火燎。他知道这位老部下心直口快，伸出了援助之手。终于，1959年2月，李振海回到了他的第二故乡：天山脚下的农六师。师党办立即把他送到柳树庄师医院休养。

　　刚刚住下，师长郑云彪、师政委胡田勋来了，政治部主任赵予征来了，八一农场的老搭档场政委王寿臣来了，姜胜、何发元、赵富昌、韩凤池、贺清德一大批老红军、老八路来了。

　　战友们见面，心情都不好受。他们谈天气，谈收成，谈身体，就是不谈反右。一是怕刺伤了战友，二是怕说漏了嘴。

　　倒是李振海快人快语：“我现在是犯了错误的人，感谢大家不忘旧情。无官一身轻，我要求去天山牧场当个牧工，我会骑马，会放羊。”

　　“先在医院休养一段，恢复恢复身体。”郑云彪安慰说，“工作的事以后再说，你会放羊，我还会放牛呢。”

　　李振海在医院里住了整整两个月。这期间，农六师通过上级组织部门，任命他担任东线管理处处长。4月底，李振海赴奇台上任了。真话不许讲，假话不能讲。李振海很少讲话，常到农场同职工一起开荒，摘棉花，割麦子。不久，过粮关了。为了改善职工生活，他时常骑着马到北沙窝去打黄羊。可是，粮关渡过了，阶级斗争的弦就绷紧了。当时的七斗八斗不同于打仗的冲锋陷阵，李振海找不到敌人。

　　1962年，中央开始甄别工作，时任农六师政委的赵予征派副政委孙志杰带着工作组赴西安取回了李振海的“反党罪行”材料，决定为他彻底平反，不留尾巴。师党委的报告得到兵团批准，在党委会议上，大家一致通过将材料销毁。

　　“不，不要烧。”李振海恳求说：“把它留在我的档案里，我要把它带去见马克思哩。”

　　不久，“文革”开始了。面对乱哄哄的世界，李振海一会儿上北塔山，一会儿上天山，他想躲一躲，少说话，不表态：他最终懂得祸从口出的滋味。但是，不说话成了保守派。无奈何，开口表态支持造反，又站错了队。他只好装聋卖傻。后来，耳朵真的不好使，听不清了，这使他省了好多烦心事。直到抓起“四人帮”，他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没文化，搞不成文化革命，可张春桥、姚文元那么高的文化也栽了！”他永远也弄不清那套过来套过去的圈圈是怎么画的。

　　回乡看到了大跃进的实情

　　新时期开始了。1985年深秋的一天，作者来到天山脚下的五家渠新城干休所，拜访了有着传奇色彩的李振海。

　　年过古稀的李振海神情庄重，身着一件皱巴巴的黄布中山装，胸前别一枚毛泽东视察七里营人民公社的像章。身子有些佝偻，走起路来，双腿不太灵便。惟有那双眼睛是明亮的。他终于打破沉默，说开了封闭26年的往事。

　　没文化的李振海却得从文化说起。他家贫穷，小时给地主扛长工，没上过一天学。参加革命后曾四次离职学文化。第一次，1939年5月在边保教导旅文化班扫盲，识得500个字；第二次，1941年在延安留守司令部研究班学习一年，达到初小程度；第三次，1948年10月在山西运城军干高研班学习一年，达到高小文化；第四次，1956年2月离开八一农场到设在西安的中央第二中级党校。作为一个工农干部，能进党校他十分高兴。

　　“李老师是我们班支部副书记，讲哲学。我听得很吃力，什么矛盾呀，实践呀，对立统一呀，我听得云里雾里；刘老师是支部委员，讲党史，容易懂，特别是讲党内路线斗争，讲苏联党史，讲斯大林的错误；张老师讲政治很好听……”

　　而杨老师讲的西欧史则引起了李振海的极大兴趣。虽然他仍然半懂不懂，但什么人文主义、文艺复兴、法国革命、人权宣言、产业革命，却像一块块磁石吸引着他。

　　“1958年春天，党校交给学员们一项政治任务：到农村调查研究。由高校长主持动员大会，蒋秘书长作了动员报告。他说，‘党中央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些年农村变化很大，也存在不少问题，你们下去后要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回来每人写一篇调查报告，要提倡讲真话。’

　　“临走，担任我们班党支部书记的张老师对我说，‘记得我课堂上讲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的话吗？希望你们下去多听听人民的声音，一句话，实事求是，带回真话。’”

　　李振海回到了久别的故乡陕西省分县新民人民公社太翔村，迎接他的却是一大堆问号。日落西山，李振海回到二姐家(父母早已去世了)，还是那孔熟悉的破窑洞，大门用麻绳拴着，铁把手被敲掉了。从破窗纸往里望，土炕上乱丢着一条又黑又破的棉絮，炕炉上煨着一个缺口陶罐，散发出一股难闻的野菜味，屋子龌龊得像棚圈。

　　天黑了，李振海终于在后山坡上找到了二姐。她正和村里的老年妇女挑灯夜战挖塘子。地头上插着一块木牌，上写“佘太君组”。二姐提着灯，迈着小脚，死灰的脸上，一对闪着悲哀的眼睛。当辨认出面前的这位干部模样的人就是二弟时，她“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李振海要扶姐姐回家，她却坚持说，还要打夜战深翻土地哩！

　　这是一次凄惨的团聚。夜里，二姐诉起了苦：“遭难，不说人，连牲口都饿死了，你看，牛皮都挂在树上。”

　　李振海惶惑了，去年党校组织他们参观过一个公社。那次参观使他大开眼界，瘠薄的黄土地上创造了奇迹，他亲眼看到农民在一块玉米地里当场收获过秤，亩产2500公斤！当时说的是，仓库里粮食堆成山，公共食堂摆着席，老百姓新被新衣裳，一派太平盛世。要问他们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那就是老百姓好像都高兴得变傻了，话都不会讲了，干部教一句，他们讲一句。

　　“阎王爷出告示————鬼话连篇。”二姐说，“那全是假的。……”

　　二姐阴沉着脸细述起来：“现今农村干的就是两件事：一是大干，二是运动。大干没黑没明，深翻土地要三尺，挑灯夜战打擂台，鬼点子多得很，一说搞密植便要下种子几百斤，熟土翻在下头，石头翻在上面，播下这么多种子，结果长了一把草。秋收时要大炼钢铁，男的全上了山，一场雨淋烂了庄稼。大炼了一冬春钢铁，出来的全是炉屎疙瘩。任务完不成，下令扒门把手，砸铁锅，收缴一切铁器。办起公共食堂喝清汤，说这是共产主义到了。真是包脚布当孝帕———想一步登天。”

　　李振海无法理解：“那仓库里的粮食？”

　　“下面全是麦草，食堂里摆的席作样子，把几块地的苞米棒移到一块地里，然后敲锣打鼓去收割，就这样放卫星。”

　　“难道人们就眼巴巴地跟着吹？”

　　“谁不跟着吹就抓谁的阶级斗争，嘴巴都上了锁啦。”

　　李振海震怒了。他一拳砸在炕桌上，破罐震倒了，野菜和玉米面汤倒进了火堆里，这是姐姐走遍村子才借来的一把玉米面！

　　第二天，天刚麻麻亮，李振海披上衣服，挨门挨户去探望乡亲。人们瘦骨嶙峋，却腆起一个大肚子。在这里，几乎大家都成了无产者，贫和富的差距趋向于零。

　　难道这就是自己为之献身的革命目的么？他相信党中央、毛主席是英明的，绝不会容忍这种状况，都是那些下面的人干的。他，一定要为老百姓说话。

　　在家乡呆了3天，他度日如年，急忙告别二姐，要回党校去。村上的人正在往山上背粪，听说他要走，齐扑扑地赶来送行，蓬头垢面，像一群叫花子。他们要李振海不要忘记帮他们向上级反映。苦楝树下，一片哭声。

　　李振海在这苦楝树下有过三次离别：第一次是出门讨饭，第二次是外出当兵，这是第三次。第二次出门，他曾下决心，不混出个人模狗样，不为穷人干点事，决不回来。23年后他回来了，但感到愧对故乡父老。

　　“请乡亲们放心！”一言既出，掷地有声。

　　在党校为民请命成了反党分子

　　李振海回到西安中级党校，正赶上学校组织大鸣大放，动员学生讲真话，说真情，继续大跃进。李振海倾诉了自己的心声：大跃进胡闹腾，农民饿肚皮，牛都上了树(指牛也饿死了，牛皮挂在树上)，老百姓的锅都砸了，这叫什么共产主义……

　　在班上讲，向领导汇报，请领导向党中央、毛主席转告，他把心里话全讲出来，才感到舒了口气。他等待着回答，心情焦急如焚。

　　校运动办公室主任找他谈话，他就是刚提升的教政治课的老师。

　　“你攻击三面红旗！”

　　“什么？”李振海愤怒了：“讲真话不是你教我的么？这是日弄呱(傻)娃子跳崖哩！我讲的都是实话，不信，派人调查，有半点虚假毙了我。“

　　“实话？请不要忘记你是共产党员。”

　　“共产党员更应该实事求是。”

　　自然，李振海被扣上态度不好的帽子，限令检查交待，接受批评。那些日子他想不通，为什么自己讲真话会受批。他吃不下，睡不着，焦急不安，不是为自己，是为那些眼巴巴盼自己为他们请命的邻里乡亲。

　　到这个份上，他还没有想到自己已经被划到人民功臣的对面了。

　　1958年春天的西安中级党校运动办公室。

　　“你们日弄人。”李振海愤怒地说：“路走错了可以回来，话说出来就收不回去，我全承认，这些都是我说的，要劳改，要法办，我都同意。”

　　他倏地从硬木椅子上站起来，对着坐在对面的那位主任一字一句地说道：“说到天尽头，我都不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都是你们说的吗？”这位不久前还是他们班的政治教员的主任，因为在反右斗争中立场坚定，被破格提拔。他得了个“人精”的绰号。

　　此刻“人精”嘴角上挂着一丝冷漠的笑。“李振海同志，注意你的态度。”

　　“我知道，你过去立过许多战功，”张主任以居高临下的目光打量着怒不可遏的李振海。“有许多共产党人在敌人面前不愧英雄，但在资产阶级糖衣炮弹面前打了败仗。你不要自恃功高……”

　　“我犯的哪款？党章，还是宪法？”李振海冷静地反诘。

　　张不禁一怔，但旋即镇静下来，说：“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在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不是站在党的一边，而是一唱一和，这难道还不够吗？”

　　“我是右派？”李振海突然纵声大笑起来，笑声末了，他从兜里掏出从新疆带来的莫合烟，慢条斯理地卷起一支点燃，悠然地吸着。几乎10分钟，谁也没有开腔。

　　“这么说来，右派也和我一样，是讲了真话罗！”李振海感到高兴：“如果这样，我服了，请送我进牢房。”

　　“不，”张主任尴尬地笑笑说：“我们还要弄清你们组织上的联系……”

　　以下的话，李振海不屑听下去，闭目养起神来。在“罪行”后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

　　迎着初夏的风，李振海信步走出了党校大门。走下大雁塔，出了南门，过了护城河，一片庄稼地展现眼前，他心情悠然地舒展了。“摘去顶带花翎，我本来就是一个下苦人，没有什么可惜的！”

　　一阵轰鸣打断了李振海的思路，3台“斯大林”80号拖拉机开了过来，向着一块麦田冲过去，一片麦子被推进了护城河。

　　“停车，快停车。”李振海冲那拖拉机手大声吼叫着：“你们疯了？为什么糟蹋庄稼？”

　　年轻的拖拉机手笑了：“老同志，你是从月亮上掉下来的吧？我们公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吃饭不要钱，耕地不用牛，粮食多得吃不了，这是推了建花园，你懂吗？还不快闪开，你才真疯了。”

　　“给我停下！”他大吼一声，冲到拖拉机前张开双臂，但被拖拉机手拉开了。

　　“妄想阻挡共产主义快车！死脑筋……”

　　李振海双手掏出埋在泥土里的麦穗，哭了。明天就是端午节，端午节以后麦子就可以收割了。他更加思念故乡那些骨瘦如柴的乡亲。“粮食多得吃不完，哄鬼去吧！”

　　党校反右派运动办公室整理他的“反党”材料，提出要定为反党右派分子，开除党籍，逮捕法办。一个老资格的校领导提出了反对意见：“我们是教育单位，这样处理不合适！最好征求一下原工作单位意见。”

　　张主任再一次来落实问题时，李振海接过那一沓沉甸甸的“反党”材料，细细品味起来，他对这些“罪行”供认不讳，不准确的地方还一一修正过来，最后，他郑重地签上了“同意，李振海。”

　　“反党言论”是这样的

　　1993年11月20日，李振海走完了他82岁的人生历程，他依旧穿着那身皱巴巴的黄色中山装。李振海去见马克思了，但他没有带去那份“反党罪行”。

　　1999年11月17日，记者终于见到了李振海的“反党罪行”，它是中共中央第二中级党校文化29班党支部呈送的报告，时间是1958年5月6日，最后一页上签着“同意，李振海。”

　　反对三面红旗———

　　李振海说：陕西省委工作不深入，在关中平川地上提倡种苞谷，结果非常坏。在建设上急于求成，想一步登天。大跃进，大吹嘘，我们连年战争，人民未喘过气来，就要来个农业国变工业国，不顾农民疾苦，若不是匈牙利事件教训，我们会搞得更坏。

　　反对人民公社———

　　李振海说：农民私有制过惯了，一下子合作化、公社化，农民想不通。公社办得太快了，还搞什么公共食堂。土地入了公，干活出工不出力。我家那个村200头牛死得剩下一二十头，定边饿死了6万多只羊、2万多头牛，这还得了，损失太大了。西安城门外把快收的麦子推了种花，说粮食多得吃不了，鬼才相信；大炼钢铁把农民的锅都砸了，我想不通。

　　反对毛主席———

　　李振海说：毛主席说农业合作化像小脚女人走路是有错的。还要多快？现在看来是冒了。我们班几个省的干部都说他们那里因合作化农民闹风潮。农民刚从地主那儿获得土地，席子还没暖热，就合作了，怎么能不出错误呢？现在倒不是小脚女人了，可是农民都不干了。

　　反对党的领导———

　　李振海说：领导忽左忽右，如棉布问题，开始提倡穿花布，后来搞得布票打折。工资改革，一些干部太高，干部和农民生活悬殊……党校蒋秘书长公款旅游西湖，花了1077·６8元，一副药200元，花公家的钱不心疼，把他不撤下来还等什么？高校长也有责任。现在到处瞎说，村瞒乡，乡瞒县，县瞒省，省瞒中央，农民对干部不满，都是生活悬殊造成的。

　　为右派分子鸣冤叫屈———

　　李振海说：党和群众之间的墙和沟是双方造成的，但党要负主要责任。我对反右想不通。叫人家放哩，人家放出来了，可又要反人家哩，叫他们放吧，咱们有的是军队，怕什么。反右派没有反三害重要，应该先反三害，后反右派。(转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