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克敏 陈红星 张伟达

　　一、邪教的十大特点

　　(一)在政治上，邪教具有反社会性,大都有明显的政治图谋,其头目具有政治野心。邪教是社会发展中的一种“怪胎”，其显著特征是反社会性。综观当今国内外的邪教组织，其“教义”和活动，几乎都带有极强的反社会、反理性、反文化性，有悖于“公序良俗”，违背道德、蛊惑人心，残害人民，破坏社会正常生活与秩序，为各国法律所不容。如日本的奥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在国外大量购买武器，组织武装，研制毒气，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东京地铁施放沙林毒气恶性事件。再如美国的人民圣殿教、大卫教派等邪教组织，公然与世俗社会为敌，向受蒙蔽的信众灌输敌视社会、反对政府等反动思想及恶毒言论，最后导致几百名追随者集体自杀。这些邪教组织的头目也大都有明显的政治企图、政治野心。

　　中国历史上的邪教组织也与西方邪教大致相同，一些邪教组织的头目出身低微，地位低下，开始虽无明显的政治企图，只是利用人们对社会的不满进行组织活动，但待势力发展壮大之后，其野心就迅速膨胀，走向反社会，并与统治当局相对抗。如明清时期的八卦、闻香教、金丹道、在理教等。

　　(二)在理论体系上，邪教制造异端邪说，散布“末世论”，蒙骗、恐吓群众，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从严格意义上讲，邪教并没有什么教义，只是把各种宗教的教义、神秘主义(巫术)、气功及现代心理学等成分糅合在一起，拼凑成一套怪诞、荒唐、混乱和大杂烩的说教。如台湾的邪教组织“观音法门”，教主张兰君将自己与耶稣、孔子、释迦牟尼等都列为“明师”，并把各种传统的宗教教义、仪规、修行方式等，统统装入自己的“篮子”里。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几乎所有的邪教组织，都十分强调所谓的“末世论”及相关思想，宣扬本世纪的某某年或本世纪末，地球将爆炸，人类将彻底毁灭。在这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之际，邪教头目自称神仙下凡，人们只有加入邪教组织，追随教主走到底，才能得救。从而造成人心惶惶，社会动荡。

　　(三)在崇拜对象上，邪教都大搞教主崇拜。国内外的邪教组织的教主几乎人人自封为“活神”、“活天主”、“活基督”，他们集神权与教权于一身，自称是救世主。在组织内大搞教主个人崇拜，称王称帝。例如：美国的大卫教派、瑞士的太阳圣殿教、日本的奥姆真理教、中国的被立王、主神教等头目，都是如此。

　　(四)在社会道德伦理上，邪教道德沦丧、胡作非为。当今绝大多数邪教组织内部，道德观念的沦丧和性欲放纵现象十分普遍，尤其是教主的性生活多很糜烂。凭借着教主的权力，他们可以利用“神的启示”随心所欲地奸污妇女。如我国抗日战争时期，汉奸会道门天津南大道坛主运永来，在天津沦陷后，勾结汉奸特务,组织“义侠队”，屠杀抗日志士，并趁为妇女看病之际，假装神仙下凡，奸污妇女70多人。前几年出现的“被立王”邪教组织规定，入教的已婚妇女不许与丈夫同房，未婚女子不许结婚。其头目吴扬明可以自己的“神体”随心所欲地“蒙召”教内女子，发生性关系，并声称这是“神对凡人的拯救”。再如美国的“人民圣殿教”和“大卫教派”的教徒过着奴隶般的生活，男女分居，甚至夫妻间过正常的性生活要经教主批准。而教主则可以把教内任何一个女子做妻子，其中最小的才十二岁。更有甚者，有些邪教组织违反社会公德到了丧性病狂、令人发指的地步，如奥姆真理教制造的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人民圣殿教在圭亚那制造的912人集体自杀事件。

　　(五)在组织活动上，邪教组织隐蔽、活动诡秘。邪教组织打着宗教或别的什么旗号，进行半公开、半隐蔽，或全隐蔽的组织形式，进行秘密活动，不到一定气候，不会在社会上公开出现。如国内的“门徒会”、“被立王”、“灵灵教”等邪教组织，都有自己的秘密联系方式，其聚会点多选择偏僻地，时间多在夜晚，遇有生人就佯作他事。传道人行动诡秘，单线联系。国外，公开的邪教组织较多，开始时以新兴宗教或新兴教派的面目出现，也进行登记注册。但外界知其内部真相的甚少。如美国的“人民圣殿教”，为逃避当局的管制，集体迁到圭亚那热带丛林中，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再如美国的“天堂之门”、瑞士的“太阳神殿教”等邪教组织，最后几十人集体自杀，而近在咫尺的邻居事前却毫无察觉。

　　(六)在钱财的取向上，邪教不择手段聚敛钱财，教主因此暴富。邪教组织大都不择手段地聚敛金钱财物，并将搜括来的钱财用于教内上层挥霍，或是购买、研制武器，组织武装，与社会为敌。如人民圣殿教规定，有工作的信徒要把收入的相当一部分上缴，有时超过收入的25%。琼斯用这些钱大量购置武器和毒药。奥姆真理教规定，每个入教者须将所有资产捐献给教主，教内还特制了许多专供信徒戴的电极头盔，称该头盔可帮助信徒分享教主的脑电波，有助于获得解脱，借戴一周头盔的价格为一百万日元，终身戴是一千万日元。教主用这些钱到俄国购买战斗机，在国内秘密研制细菌武器，阴谋颠覆政府。至“沙林毒气事件”案发时，奥姆真理教所拥有的全部资产已超过25亿日元。再如国内的“被立王”邪教组织，教主吴扬明骗取信徒数十万元供自己挥霍。“主神教”教主刘家国也骗得信徒实物折合人民币70多万元。在中国历史上许多会道门(邪教)组织也是这样，头目多成巨富。如抗日战争时期，无锡在理教头目张顺宝，在江阴沦陷后，到上海勾结汉奸、特务、流氓、赌棍，专事“佛祖附身”、“修仙”、“坐关”等迷信活动，骗取民众钱财。

　　(七)在与权势阶层关系上，邪教组织头目一般都热衷于攀附权贵，在统治当局内部谋求支持，以图存在和发展。如明朝中叶产生的红阳教教主韩太湖自称大彻大悟，四处传教，然后又进京结交权贵印造成经卷，寻求支持，其中就有定国公徐文璧。在徐等权臣和太监纵容庇护下，红阳教在京城打开局面，继而在各地迅速传布。还有明朝的西大乘教、东大乘教等的头目也是这样高攀上层，并争取他们入教，谋求同情与支持，从而扩大影响，得以发展。如1937年“七七”事变后，一贯道头目张光璧利用各地富豪巨商渴求神佛保佑生命财产的心理，赴北平、天津活动，宣称入道能逢凶化吉，死后也可升仙成佛，使其大大发展。

　　(八)在对待科学的态度上，邪教组织大都反对科学，宣扬迷信和伪科学。如中国历史上的邪教组织，常常以一些奇特的自然现象(雷电、山石、树木等)、西方的邪教组织则多借助神秘主义的东西来大肆宣扬迷信和伪科学，为其荒诞不经的学说制造所谓合法依据，蒙骗群众。

　　(九)在发展信徒的方式、方法上，邪教组织大都以习法祛病、练功健身为名，欺骗群众，发展势力。特别是中国明清以来的邪教组织都是利用这些手法来招徕徒众，宣扬习功炼丹可以长生不老，得道成仙，甚至以此为名，阻止群众看病吃药，有的大搞巫术，赶鬼驱病，贻误人命。

　　(十)在对待正统宗教态度上，邪教组织对传统宗教又利用，又贬低，甚至进行侮辱，以抬高自己。

　　二、“法轮功”与邪教组织相近或相似的十个特点

　　(一)“法轮功”宣扬人类已进入“末法时期”，“社会道德败坏”，“要有魔出现祸乱我们常人社会”，唯有“法轮大法”是拯救全人类的“超常大法”。他认为每当人类处于危险境地的时候或者是被历史淘汰的时候，都是人类道德极端败坏的时候，现在正是这样一个时期，人类社会的道德观念下滑的很厉害，社会在整体往下滑。这些社会问题哪个政府也解决不了。极力向人们宣传地球要爆炸，蛊惑人心。他还蔑视法律，反对法制，意在人们只有按他的“法轮功”去做，才能消灾解难。以此谣言惑众，引起社会不稳定，企图达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二)借用道教的“真”、佛教的“善”，编造“真、善、忍”是宇宙中根本的特性，是衡量宇宙中好与坏的标准，是法轮大法的最高体现。

　　(三)歪曲、攻击科学，认为现在的科学不算科学，否定知识和自然科学的一切成就，宣扬神安排了世界一切。利用一些科学探索中尚未提示的现象，宣扬“法轮大法”是“世界上一切学说中最玄奥”，鼓吹神秘主义。

　　(四)大肆宣扬迷信、伪科学。胡说万物有灵、灵魂出壳、灵魂不死，鼓吹经过修炼“法轮佛法”，可以开天目，看到常人看不到的景象。

　　(五)贬低和侮辱一切现行宗教，认为“法轮大法”是凌驾于一切宗教之上的“正法”，李洪志是唯一至高无上的“大智大觉”。他大肆歪曲、贬低佛教等各种正规宗教，同时又偷梁换柱地运用佛教、道教的许多名称、概念加以包装，塞进了大量巫术和旁门左道，妄图利用乃至取代佛教，由此欺骗、误导群众。

　　(六)李洪志大肆神化自己，把自己吹捧为比释迦牟尼、老子、孔子、耶稣还高明的至高无上的新的救世主。他自称有无数“法身”，他的“法身”无处不在。“多少人我都能管，全人类我都能管。”他是可以度一切人的人。为了达到神化自己的目的，不惜将自己生日(7月7日)改为佛诞日(农历四月初八)。

　　(七)鼓吹练功习法，不用看病。宣称人有病有难是前世业债造成的，有病有难是在“还业”，“不能随便动”，不要去医院，要人们忍受并去掉各种“执著心”。他称：“造成人有病和所有不幸的根本原因是业力，那个黑色物质业力场。它是属于阴性的东西，属于不好的东西。而那些不好的灵体，也是阴性的东西，都是属于黑的”，“它是导致人有病的根本原因，这是最主要的一种病的来源。”修炼“法轮大法”才能“消业”，吃药不能治病。“法轮大法的弟子都不允许看病，你看病就不是我法轮大法的人。”

　　(八)借“传法”之名，大发其财。李洪志在国内外搞“传法”报告会、讲座，收取高额门票，将“报告”整理成书、录音、录像带，反复出版发行，从中敛财。

　　(九)特别注意向社会高层发展和渗透。“法轮功”千方百计在党政军机关、学校及科研单位中发展信徒，甚至一些老党员、老红军、领导干部、高级知识分子也成为其信徒，有的机关单位为其提供活动、传法场地，有的出版社不顾出版法规的有关规定为其出版、发行书籍和音像制品，从而使其迅速发展。

　　(十)“法轮功”组织严密，遍及各地。全国各地都有“法轮功”的传法辅导指挥机构和传法组织人员，并通过现代通讯手段传布命令、信息，组织活动，以至李洪志可以迅速号令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