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琦

　　1978年11月18日，靠近委内瑞拉边境的称为琼斯敦的圭亚那热带丛林中，发生了震惊中外的912人集体喝氰化物自杀事件。这些自杀者都是称为人民圣殿教的教徒。整个营地只有四人幸免于难，其中两人是冒死逃跑的。另两个是行动不便和耳聋的老人，由于被别的信徒忘却而幸存的。造成这一惨案的根子是教主吉姆-琼斯。他在1977年把他的信徒从旧金山拉到圭亚那，原本想在该地拓荒建成一个他们的世外桃园，但最终却因他极度的权力欲发展到妄想症而迫使信徒与他一起走上了自绝之路。

　　吉姆.琼斯，1931年出生于美国印地安纳州的的林恩。其父曾是个农民，也当过几天工人，一次大战时应征入伍，在法国打仗中了毒气，健康受到很大的损害，在琼斯很小时就死了。琼斯长大后对其父既陌生也无好感，因为他得知其父曾在当地参加过三K党，而且是名骨干。在他的心中，这始终是个创伤。后来在他对人谈论起他父亲时总用十分轻蔑的口吻称之为“卑鄙的种族主义乡巴佬”。琼斯自小深受其母内塔的影响。内塔是个极富同情心又极虔诚的人。虽然她生活很艰难，每天在工厂工作很长时间以维持全家的生计，但她总乐于帮助穷人和弱者。她每星期都要带着小琼斯进教堂。内塔喜欢看《全国地理杂志》，喜欢幻想，并相信灵魂转世。她相信她前世曾在亚马逊河航行过，还把这些都编成故事对小琼斯讲述。她深信神迹奇事，常把梦境作为一种预兆。她曾告诉儿子琼斯，她常梦见他将来肯定成为伟大的人，将为穷人和弱者奉献一生。这些思想对琼斯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使琼斯既对穷人颇具同情心，又相信自己将成为像耶稣那样的伟人。

　　琼斯在1949年高中毕业时对到底是当牧师还是当医生拿不定主意，但不久他认识了在护校学习的马西琳，两人一见钟情并很快结了婚。马西琳支持琼斯将来当牧师，于是琼斯便进入了印地安纳波利斯的巴特勒大学学神学。1953年琼斯在印地安纳波利斯附近的穷人区建立了一所小教堂，定名为“国民公共教堂”。琼斯以其出众的口才和特有的宗教狂热吸引了许多穷人，特别是黑人。他在教堂中着重宣传的是耶稣基督对穷人的爱心和为穷人施行的为各种神迹奇事。并在自己的教堂中，让黑人和白人共同祈祷，这在50年代的美国，尤其是在较保守的印地安纳波利斯是较为罕见的，因为那时仍实施着种族隔离。由此该教堂被一些白人种族主义者视为眼中钉，多次遭到破坏，迫使他们多次搬迁。1960年在特拉华街盖了“人民圣殿纯福音堂”。这可以视为人民圣殿教的雏形。

　　由于琼斯在种族问题上很早表现出他的反歧视态度，在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高涨时，他成为当地颇有实权的人物。1961年他被该市选为“城市民权委员会”主席，开始步入政界。同年他带着妻儿去南美洲传教，在巴西的贝洛奥里藏特市的一个贫民区传福音，在那里他与一些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学生和工人甚至于牧师有了接触。1963年他带着全家返回故里。当时正值黑人民权运动风起云涌之时，他既为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所激动，但更为黑人中的激进派马尔库姆-爱克斯的言论所震惊。因为马尔库姆激烈地抨击基督教是白人用来压迫黑人的宗教。这动摇了琼斯最根本的信仰——相信通过基督的爱去改造社会，取得社会正义。他开始对基督教采取批判态度，并用他在巴西曾了解到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方法对美国社会进行分析，在教堂向穷苦的信徒宣传造成他们不幸的真正社会根源。1964年他被正式授任为基督门徒派的牧师。但这时的琼斯已与传统的基督教拉开了距离，对基督教上帝和基督教的公义不再那么信任了。但对于其中的《启示录》中对世界末日的描写他却是十分相信。1965年他就预言1966年美国社会将大崩溃并发生核战争。为躲避这场灾难，他于1965年底带领了30名最忠诚的信徒来到旧金山北面的偏僻山冈“红杉谷”，开始过起公社式的集体生活。不久，琼斯在这里的传教活动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很快有几百名信徒跟随他。1967年他们在其中的一个山冈上盖起了自己的“人民圣殿基督堂”，人民圣殿教正式形成。

　　1968年琼斯遇见了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的律师提姆.斯托恩，两人一见如故。斯托恩使琼斯明白，事实上世界并没有像他认为的那样末日已到，而且即使末日到了也不应该坐等，而是应去积极拯救这世界。由此他们更热心于把教会工作与政治密切结合。为了扩大本教派的影响，两人积极筹措把教会扩大到到旧金山和洛杉矶。1971年他们在旧金山和洛杉矶分别买下了业已萧条的很大的犹太人会堂。从1972至1975年是人民圣殿教大发展时期。他们在洛杉矶和旧金山分别发展了数千名信徒。其中大都是穷人和黑人，但也吸引了不少自由派白人中产阶级。这些人有文化，往往成为圣殿教的中坚力量。

　　人民圣殿教的最核心的部门称为“计划委员会”，成员绝大多数是文化程度较高的白人，共有一百多人。名义上它是拟定圣殿的方针政策的机构，但真正重要的决策全由琼斯及少数像斯托恩这样的一些人商定。琼斯对委员会成员的要求与一般信徒不同，他们可以不参加读经、灵疗，也可以不相信神迹奇事，但必须全力以赴地支持圣殿的事业，包括必须牺牲他们的时间、金钱和全部的精力，乃至他们的私生活，就连与教外的亲朋好友接触也要受严格的限制。委员会常常整夜开会，讨论如何反对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建设一个完善的平等社会。对轻微的违纪者开展无情的批判。

　　人民圣殿教之所以能吸引如此多信众，一方面与琼斯个人的魅力与口才有密切关系，也与他们的传教方式不同于传统宗教，给人以新鲜感有关。他们经常组织巡回传教团开车深入到各大城市的贫民区，热情地邀请那些被社会遗弃的最底层的人和黑人参加他们的福音布道会，向他们提供各种救济活动，与此同时他们把传福音与政治密切结合，并批判钦定本圣经中不合逻辑和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内容，特别强调造成贫困的社会根源──资本主义的罪恶。提出要推翻这种邪恶的制度，这些说法是多数美国人闻所未闻的，往往引起他们的好奇，进而吸引他们参加，尤其是对备受压迫的下层群众更是如此。

　　琼斯把教会变成了福利教会，在教会中实行再分配。在圣殿外工作的会众必须交纳收入中很大部分，有时高达25%，对有些富裕信徒甚至要求他们把自己的财产转让给圣殿。圣殿则提供24小时的社会服务和会众的全部需要，包括免费住宿、吃饭、托儿、医疗，甚至还为信徒提供学费。凡进入圣殿中的信徒除老弱病残者外都有工作。因此信徒无须为自己的生计烦恼。这对信徒，尤其是贫困信徒无疑就有了安全的保障。由此它对穷人特别有吸引力。

　　琼斯在圣殿内营造一种和睦的家庭气氛，凡进圣殿的人都一律以兄弟姐妹相称。而琼斯是他们当然的“父”，琼斯的妻子就是圣殿的“母”。这种家庭气氛对遭社会遗弃的人，或单亲家庭的成员而言十分重要。这也是他们教派中这类人较多的原因之一。

　　圣殿举行的礼拜仪式活泼生动，教会中用流行歌曲的曲调代替传统的赞美诗，用乐队代替风琴。再加上在教会中团结融洽，不分种族、贵贱的平等气氛对追求自由的人很有吸引力。

　　凡此种种，人民圣殿教在70年代上半年发展很快。他们在社会上颇有影响，许多政界人物为拉选票都要争取他们的支持。琼斯本人也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1975年他被“美国生活基金会”选为美国“百名优秀牧师”之一。与此同时，旧金山市长还任命他为该市住房管理机构主席。次年他被《洛杉矶先驱调查报》提名为“本年度的人道主义者”。随着政治上名气的增大，圣殿的财源也滚滚而来。不仅有信徒的各种奉献，还有大量的各种募捐，钱财之多往往使琼斯本人都始料不到。

　　琼斯在这一胜利面前权利欲极度膨胀。教派内的民主气氛愈来愈少。他把自己从以前的上帝的代言人的地位变为声称自己就是上帝本身。他是信徒的“父”，是他们的“主”。任何人不得违背他的意志，否则就是叛徒。教会中每个信徒的发言都充满对他的赞美和歌颂之词。原来他所宣传的“爱”也为愈来愈严格的纪律和惩罚所替代。更有甚者，他利用信徒对他的崇拜，在教会内可以对任何一位年轻、有吸引力的女会众提出性要求，而无人敢拒绝，许多被他选中的妇女还把这视为无上的荣光。所有这些变化最先引起了教会中一些的中产阶级对他的不满，有些人开始设法摆脱他的控制。

　　首先挣脱他的控制的是埃墨尔.墨托一家。他们在1975年不顾琼斯设下的种种障碍和威胁毅然脱离了该派，被琼斯咒骂为懦夫和叛徒。但这并没有阻挡住一些人逃跑。最令他震惊的是他的最得力的助手之一，斯托恩之妻格雷丝的叛逃。格雷丝不仅知道圣殿的许多内幕，而且是他的情妇之一，还与他生了一个孩子。此外一些叛逃者在有关杂志上发表了文章，揭发琼斯的独裁和人民圣殿教内幕。对此他变得愈来愈神经过敏，认为美国政府和中央情报局等人要搞垮他们，于是决心要赶快摆脱美国，搬迁到他在多年前就看中的、与世隔绝的圭亚那的热带丛林中。但这次他受到了更大的打击，他的心腹斯托恩因为不愿意去圭亚那而叛逃。这对琼斯而言更是雪上加霜。他再次感到《启示录》中世界末日的预言得到证实，其明证是这个罪孽深重的美国巨人又要毁灭他及他的圣殿。他必须带领信徒赶快逃离此处。1976年他与圭亚那政府正式签订了面积约3.843英亩丛林的长期租约，把该地定名为琼斯敦。1977年人民圣殿教分成几批全部搬迁至圭亚那。

　　在圭亚那，琼斯仍旧密切注意着留在美国的的那些叛逃者的行踪，他的危机感和权力欲比以前更严重了。由此他对信徒实施的统治更为严厉。为确保他的统治，人们不仅要从事十分繁重的体力劳动，而且从学龄儿童到老年人都要参加他组织的各种政治教育班，听他没完没了的说教。他还不时地搞警报演习并危言耸听地对信徒们宣布圣殿的叛徒们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共同勾结，已组建了一支雇佣军正驻扎在巴西边境，准备要进攻他们，他要全体人员拿起武器或代用品夜以继日地守卫琼斯敦。他还用性作为控制信徒的手段。任何一位犯错误的男信徒，不管是什么错误都要被批判为对性生活比对革命更关心。琼斯支持女性用拒绝过性生活的方式去惩罚男性。相反对那些合琼斯意的男性，琼斯则让一些女信徒去陪床，以示嘉奖。琼斯本人在这方面则更加肆无忌惮。他想要到手的女信徒，如若不从，他便指使手下采用各种手段，包括使用镇静剂等方法使女方失去自卫能力以满足他的淫欲。为防止人们逃跑，他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如设置武装岗楼，没收护照等办法。正如以斯托恩为首一些叛逃者组成的“有关亲属委员会”于1978年4月11日向报界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样，琼斯“穷凶极恶残酷无情地漠视人权”，使用“肉体和心理两方面的威压手段进行思想训练运动，以没收护照和公社周围设置岗哨的办法防止社员离开琼斯敦，以及剥夺社员私生活的权利，剥夺言论、集会自由。”

　　“有关亲属委员会”在成立后曾对琼斯进行过多次揭发，起初都没有引起政府的重视。直到他们发表上述宣言后，在美国国内引起传媒和一些国会议员的重视。与此同时，这也使琼斯深感恐慌。他先是大哭，然后把全体社员集中起来宣布末日已到，当场进行集体自杀演习。琼斯敦的情况愈来愈令有关人士担忧。1978年11月14日，美国国会议员利奥.赖安带领了由“有关亲属委员会”6名成员和旧金山各日报记者和全国广播电视新闻公司的电视摄影人员组成了调查团直抵圭亚那的乔治敦。经再三交涉，琼斯同意赖安一行前往琼斯敦调查。琼斯向其敌人展示了所谓的成就，但就在此时，有9人逃入丛林，另有人直接向赖安提出要求跟他们一起离开琼斯敦。就在赖安带着“叛变分子”要乘坐飞机离开时，琼斯派人用机枪对他们进行扫射，当场打死包括赖安在内的5人，打伤了12人。接着琼斯把全体社员集合起来，周围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岗哨，然后正式要求全体喝氰化物自杀。大多数人心甘情愿地跟随他去死，但也有不少人并不想这样去死，但迫于强大的压力，被迫服毒自杀。琼斯最后也饮弹自尽。在临死前琼斯一再对哭喊的人群说，死亡只是暂时的休息，他们很快便能在另一个世界相见。多数人也确实相信他们的“父”所说的一切。

　　在琼斯敦惨案发生后不久，又有些幸存者自杀，跟随琼斯而去。有些叛逃者全家被暗杀，更多的人则像做了场恶梦，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