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北京2月28日消息：

　　由“橡皮图章”变为“钢铁图章”

　　过去有人称人大为“橡皮图章”，而今年，广东的人们称省人大为“钢铁图章”。“图章”的硬表现在对财政预算的审议上。广东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省公安厅等7部门向今年省人代会提交了详尽的2001年部门预算报告。报告叠起来有3厘米高，每一笔预算开支甚至详尽到买一张乒乓球台需要财政给多少钱。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在会上几百双眼睛的注视下，人民的资金只能也只会一分一分地被用在刀刃上。

　　去年广东省人代会的质询案更是轰动全国。2000年1月22日，广东省人大代表就四会电镀城污染北江一事，提出对省环保局的质询案。省环保局负责人到代表中进行口头答复，但并没有使代表满意。质询后，代表进行了投票，5票“满意”，25票“不满意”，答复没有通过。几天后，代表又一次质询省环保局负责人，依然不满意。当时质询的场面相当“火爆”，周小刚代表说：“我们现在要问：你们和这个项目(电镀城)究竟有没有说不清楚的关系。”梁伯尧代表问：“省环保局就是想把不合法的项目(电镀城)搞成合法。身为环保局的局长、处长，你们难道不感到脸红吗？不感到良心受到谴责吗？”在去年一年里，广东省、广州市人大代表提出了8个质询和询问案。

　　人大代表的认真和“硬气”，唤起了人民对他们更真切的期望。2000年6月，当多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要视察广州火车站，以督促铁道部解决广州站存在几十年的老问题时，广州媒体直接打出“全国人大代表站出来了”的大标题，期望之情溢于言表。

　　广东环保质询案结束后，安徽人大常委会主任孟富林说，它像一个显示器，告诉人们最近一两年来，人大监督工作有了新气象。

　　从1999年起，安徽太和县人大将人大监督与新闻监督相结合。副县长向人大常委会作述职报告，电视台直播，让人民评判。群众反映的热点问题，由新闻媒介曝光，人大作决议，促使问题彻底解决。

　　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正代表人民利益，监督政府工作。

　　守住社会公正底线

　　赵付印、耿付宝、姬付同是山东省单县高韦庄镇苗庄村农民，1996年10月都被单县人民法院以抢劫罪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1999年12月，山东省人大常委会收到他们的申诉信后，组织人员到申诉人关押监狱和案发地进行深入调查。调查发现该案存在主要证据矛盾突出、申诉人没有作案时间、办案人员刑讯逼供等问题，初步认定这是一起错案。2000年10月10日，省人大内司委向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出了第一号《个案监督通知书》，要求省高级人民法院三个月内提起再审，依法纠正，并将处理结果书面报告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

　　2000年12月20日，省高院就审理情况向省人大内司委作出汇报：省高院审判委员会进行了认真研究，认为原审认定三名申诉人有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决定依法撤销原判决、裁定。12月29日，三位农民当天拿到了赔付给他们的每人54529.04元赔偿金，返回了阔别已久的家乡，重新获得了本应该属于他们的自由。53岁的赵付印情不自禁地跪倒在地，放声痛哭：“感谢党，感谢政府！”

　　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底线，人大作为权力机关，有责任也有权力去维护社会公正。

　　1999年，从3月至9月，海南省人大用半年的时间对该省的公安工作监督评议，堪称是一次硬碰硬的较量。在省人大的监督下，省公安厅查处各类案件13宗，处理违法乱纪民警21名。次年，海南省公安厅副厅长路景林因在被评议的案件中负有重要责任，被撤销职务。

　　法律上对人大如何监督司法机关，只有笼统的规定。各地人大不断地在进行监督制度的创新。

　　1996年，安徽省肥东县糖业烟酒公司供销经理部主任汪伦才，因下属单位东风商店承包盘点一事，与该店主任王某发生纠纷，出现吵骂、厮打。王某将汪伦才起诉到法院。简单的民事纠纷，却拉开了四年的诉讼过程。肥东县法院三次判决，一次判有罪，两次判无罪，但三次都被肥东县检察院提起抗诉。汪伦才到底有罪无罪？2000年4月，合肥市人大常委会成立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这在合肥市人大常委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是法律所规定的最强硬的人大监督形式。

　　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委员会先后访问了省、市、县10多家有关单位，查阅了50多人次证人证言，并专门派员，携带王某病史资料和有关案件卷宗，赴上海请司法部授权进行刑事科学鉴定单位进行伤情鉴定。在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和取得确凿证据的基础上，委员会认定王某的证据不成立，还汪伦才以清白。此后，肥东县检察院检察长辞去了职务。

　　1982年宪法起草人之一的许崇德教授认为：这表明人大在逐渐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权力机关，人大代表反映了人民的意见。

　　监督呼唤立法和规范

　　1997年，广东省汕头市人大在省内首开先例，罢免了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院长。当时，因人大“连老虎屁股也敢摸”，一时被传为佳话。而广东省人大代表王泽才说，一旦为监督工作立了法，人大“摸老虎屁股”时，“理更直气更壮”。他认为，针对司法腐败，各级人大常委会必须加大对地方司法的监督力度，并制定具体的规则，避免监督停留在一般的例行公事上。

　　这并不只是他一人的想法。在广东省人大环保质询案中，因缺少操作细则，对质询后表决方式产生不同意见，结果表决进行了两次。大会议案组负责人说，由于以前人代会期间质询案较少，所以质询的答复怎么操作，怎么表决，满意与否，满意的标准是什么，看来都需要制定细则。

　　在这起质询案中，有一点引起了争议。质询案结束后，代表们向大会主席团提出了一个要求撤换副局长的建议。有人认为，代表大会有权建议政府免去不合格的官员。而多年研究人大工作的蔡定剑认为，质询案反映了当前人大有关监督立法的不完善和监督实践的不规范。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质询对象应是特定的，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的质询对象应该是省环保局局长，而不是副局长或其他人。在质询过程中，根据我国的人大制度，副局长不是人大选举或任命的，他不对人大负责，只对行政首长负责，人大代表没有权力要求撤换副局长。

　　中国人民大学的韩大元教授提出，如果人大没有很好行使监督权，一方面人民的意志得不到真实体现，另一方面，不仅没有推动作用，而且对监督产生负面影响。(《人民日报》2001年02月28日第十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