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傅光明

　　提要：“萧乾渴望自由，自由是他生命的最高目标。在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时，萧乾就梦想着像鲁宾逊那样漂泊、浪漫的历险。他想作的是‘未带地图的旅人’。他的人生出发点是，大千世界，光怪陆离，无奇不有。萧乾要的就是这种人生的体验，要的就是去采访人生。当时这种理想还是梦幻式的，到他90岁生命终结时，回头看，他真的做到了。”

　　真诚、善良、悲天悯人，是萧乾给我留下的最真切的印象。他的真诚表现在他对自己、对别人、对创作的态度上；他的善良表现在同情弱者，向往美好的、理想的境界；而悲天悯人，则是一种心灵内在的东西，体现在方方面面，比如他在采访二战时的写作视角。他去描写德国飞机轰炸下的英国妇女；写大诗人艾略特去作防空的巡视员；甚至写小动物在二战下的命运，这些都可以看做是他内心世界的表现吧。他认为一个作家，只有具备了悲天悯人的情怀，才有可能写出好的作品。

　　萧乾一生的经历颇富传奇色彩，其中有许多的机缘巧合。同时，他这一生又经历了那么多的坎坷曲折。其实，这和他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他出身贫苦，从小随寡母寄居在亲戚家，过着寄人篱下、忍气吞声的生活。因此，在他的性格中有脆弱、敏感、忧郁的一面。他很在乎自己，也很在乎别人这样看自己。而他的真诚、善良，又使他在受尽了别人的假话之苦之后，一定要向曾把他的作品批判为毒草和反动、黑色的文艺的人们回答：萧乾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晚年不遗余力地写着回忆性的文章，有时经常重复自己。他一方面是要反复地解剖自己、证明自己。另一方面，他怕别人不能完全理解他。他希望让人们看到一个“透明”的萧乾，留给时间和读者去做“末日审判”。

　　“尽量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是萧乾晚年复出文坛以后为人为文的座右铭，他在《风雨平生——萧乾口述自传》的自序里表示，90岁了，已没什么好怕的，要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因此，他对一些著名文人在以往岁月的某些言行进行了直截了当、指名道姓的尖锐批评。这在作家的回忆录中尚不多见。我的深切体会是，他这样的写法，绝不在仅仅揭示个人恩怨的是非曲直，更深的用意在于揭示中国知识分子心理的症结。他批评的目的显然表示为暴露某个人在历史上的不光彩言行，而在引起后来者的反思和警醒。

　　王小波写过一本《沉默的大多数》，指出中国人大多数是沉默者，敢于为真理呐喊的人少之又少，这是民族性格中的一个弱点。萧乾即想通过此来揭露这种精神痼疾的可怕。比如文革时期，不要说作一个真理的呐喊者，就是作一个沉默者，也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而现实的情况是，多数人成了另外的一种“呐喊者”：为了自保，为了自己的升迁，为了自己的“荣誉”，不惜落井下石。

　　在批评别人的同时，萧乾也在尖锐地剖析自己。像其他知识分子一样，他同样有投身政治的热情，希望在政治当中使自己的文学命运得到证明和认可。他真诚地面对这一切，从来不粉饰有过这样的心态，更不对自己的这种心态作几十年之后的“升华”。

　　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历史是胜利者的宣传。那么萧乾有没有以“胜利者”的姿态对自己进行“宣传”呢？也即是对自己的历史有所遮掩呢？我听到一些说法，诸如萧乾对“别人”过于刻薄了，而对自己的历史却故意隐瞒了一些。他确实没能写到这一点，这是我要为他遗憾的地方。不过，在他去世前不久，我曾试探着问过他。他并没有回避，也没有躲闪。他深深叹了口气，一字一顿地说：“那个时候，人活得连畜生都不如，还能怎样！”我感觉到，这一定是扭结在他心灵深处的一个难以解开的死扣。 无疑，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他自己历史上的“真空”。这要怎样去填补呢？历史的证人正在一个个逝去。历史都是有“真空”的。历史有绝对真实的吗？我不敢妄自置喙。只要我们别有意制造“真空”的历史，就已经是历史的幸运了。

　　其实，对于别人称呼他“作家”、“翻译家”，他自己更喜欢记者、报人这个称谓。而且，从他慢慢形成的性格特点和文风来看，他最适合的写作题材就是新闻特写。他在燕大时曾是斯诺的学生，受斯诺的影响很深。他和斯诺一样，从来都不是一个追逐热门新闻的人。在他的二战特写中，几乎看不到重大的历史事件，但通过他敏锐捕捉到的那些看似细小、生活化的细节，读者知道了战争中发生了什么、战后发生了什么，战争中人民的命运是怎样的。而他对问题的看法也就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读者。作为“人生的采访者”，他不希望在心里先存有条条框框，当然也不希望别人拿条条框框去束缚他。他渴望自由，自由是他生命的最高目标。他在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时，就梦想着像鲁宾逊那样漂泊、浪漫的历险。他想作的是“未带地图的旅人”。他的人生出发点是，大千世界，光怪陆离，无奇不有。他要的就是这种人生的体验，要的就是去采访人生。当时这种理想还是梦幻式的，到他90岁生命终结时，回头看，他真的做到了。

　　这种崇尚自由的心态，也反映在他对人、对创作的态度上。比如翻译《尤利西斯》。早在他留学英国期间，就研究过这本书。尽管他认为乔伊斯的这种意识流创作是条死胡同，但应介绍到中国来，介绍给中国的作家，让人们看看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创作。他认为自己有可能是一个很保守的人，但他绝不会去限制别人怎样去创作，更不会去指责。在这点上，他一直是“自由主义”的。

　　萧乾内心有那种强烈的守土爱乡的情结，他小时侯见到的那个客死中国的白俄“倒卧”，赴英途中在轮船上遇到的那个希望战争爆发以参加雇佣军获得国籍的无国籍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一直怕自己成为一个流落异国的“白华”，成为一个没有国籍的人。所以，在1949年面临抉择，是去剑桥担任终身教职，还是回到新中国时，他这个不带地图的旅人最终选择了回乡，回到“地图”上来。

　　萧乾一生经历过许多难以预料的曲折和磨难，是怎样的一种信念使他依旧保持乐观的人生态度呢？他常跟我谈到他人生常“乐”的窍门：想想比自己更惨的。我在刚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一句印度的古谚：“我没有鞋，我抱怨，直到我看到有人没有了脚”。就是说，当你觉得不幸的时候，看一看还有比你更为不幸的人。这个时候，它也可能会给你一种生活上的勇气，甚至一种生命的支撑，使你能够生存下去。人有了生命，生命中的能量才能够释放出来。这也是一种阿Q吧。我想，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他自己的阿Q方式存在着。

　　萧乾以为一个人最大的快乐，莫过于在他所喜欢的事业中度过了一生。他临终前看到了自己皇皇十卷本的《萧乾文集》出版，以320万的著述文字向世人交代了自己的一生。从这点来说，他是个幸福的人。(转自《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