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洁

　　近代史上的刘师培，首先是学术史上不可绕过的一个人物。

　　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却以政治上善变而著称。他曾经着意满清科场，后来却力倡排满革命，他由民主革命的斗士转变为无政府主义者，再变为清廷督抚的幕僚，最后以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拥护者告终。他就这样沿着一条倒退的“政治路线”走下去，而且如此彻底，绝不回头，无可挽回。蔡元培在《刘君申叔事略》中称：“向使君委身学术、不为外缘所扰，以康强其身而尽瘁于著述，其所成就宁可限量？惜哉！”一片惋惜之情溢于言表。遗憾的是历史毕竟不能假设。

　　刘师培，字申叔，号左庵，1884年6月24日生于江苏仪征的一个书香门第。自幼便饱读经史，很自然地对科举抱有理想。他十七岁(1901年)中秀才，第二年又中举人，可谓少年得志，意气风发。1903年，踌躇满志地赴开封会试，不料却名落孙山，初次品尝到“飞腾无术儒冠误”的失落感。返乡时途经上海，意外结识了因宣传革命而屡遭清政府通缉的章太炎，章此时已是饮誉学林的古文经学大师。刘家祖孙三代以治一部《左氏春秋传》而著称，章太炎推重刘师培家传的古文经学，刘师培仰慕章的学问，二人意气相投，学问相近，引为知己。当时上海是国内民主革命的中心地带，章太炎在《苏报》上鼓吹排满革命，受章影响，刘师培思想幡然一变，从此绝意科场，主动投身民主革命活动。这年三月，他在《苏报》发表《留别扬州人士书》、《中国民约精义》等文章，不久，改名“光汉”，著《攘书》，表示“攘除清庭，光复汉族”的决心。

　　这年夏天，上海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苏报》案，章太炎、邹容被捕，刘师培并没有被吓倒，反而更趋激烈。他与蔡元培等共同发起“对俄同志会”，参与创办《俄事警闻》，揭露沙俄侵略中国，反对清政府卖国政策。

　　1904年初，《俄事警闻》改名《警钟日报》，刘师培与林獬担任主编，同时，他还是《中国白话报》的主要撰稿人，以白话文的通俗形式宣传民主革命。他在该报上发表《论激烈的好处》，署名“激烈第一人”。又相继参加了蔡元培等组织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并成为光复会的首批会员。刘师培的“激烈”为他在革命党人中赢得了一席之地。

　　这期间，刘师培回乡探亲，不久，便匆匆携未婚妻何班返回上海。何班进爱国女社就读，后来成为极端的女权主义者，甚至不惜以男性为敌。她与刘师培结婚后，改名何震，姓氏也改为从父母两姓，署名震。据说，在婚后的生活中，她常常对刘师培作“河东狮吼”，后来对刘师培的投清变节影响很大。

　　1904年冬，上海发生了谋刺前广西巡抚王之春事件，刘师培是主要策划人之一。王在任广西巡抚期间，广西爆发哥老会陆亚发、王和顺起兵事件，巡抚王之春奏请清政府借法国兵以平乱，而且向亨达利洋行借款，许以事后转让广西全境路矿之权。这令革命党人为之愤慨。王被免职后居留上海，革命党人万福华(华兴会会员)与刘师培、林獬密谋行刺，刘师培将其朋友张继所赠手枪借与万福华。虽然事情没有成功，却使刘师培在革命党人中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次年三月，《警钟日报》因骂了德国侵略者而遭到租界当局查封，刘师培在上海呆不下去，遂避往浙江，不久，又转道去安徽芜湖，先后任教于安徽公学、皖江中学，同时秘密从事革命活动。当时，陈独秀、章士钊等也在安徽公学任教，并且组织了反清革命团体岳王会，刘师培成为其中的一员。

　　1907年2月，刘师培应章太炎之邀偕同母亲、妻子何震及何氏表弟汪公权东渡日本，拜谒了孙中山，并加入同盟会。刘师培很快成为章太炎主编的《民报》的主要作者之一。他接连在《民报》上发表《普告汉人》、《利害平等论》、《悲佃篇》、《清儒得失论》、《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等激烈的反清文章。

　　也许是由于这时同盟会领袖内部分歧，刘师培对革命形势有点悲观；也许是刘师培夫妇过于年轻，缺乏对汹涌澎湃的新思潮的辨识能力。就在这时，刘师培的思想开始发生第二次转变。当时的日本社会党内部弥漫着一股无政府主义思潮，受其影响，到日本才三个月，何震便发起“女子复权会”，创立机关刊物《天义报》，这是中国人在海外创办的第一家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天义报》积极介绍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人的思想。刘师培很自然成为该报的主要撰稿人。他对克鲁泡特金的思想作了全面的介绍，把其概括为“互相扶助说”与“无中心说”。这年七月，刘师培发表《无政府主义平等观》一文，全面阐发自己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与此同时，他还拉拢同盟会的主要宣传家章太炎、张继等人组织“社会主义讲习会”，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大讲特讲无政府主义。其实，他们宣传的无政府主义是混杂的，甚至还包含着一些马克思主义思想，例如，《天义报》曾发表过刘师培《<共产党宣言>序》。不管怎样，这些宣传给当时的民主革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其消极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在刘师培夫妇思想上转向的同时，他们与章太炎的友谊也出现了难以弥补的裂痕。自从1908年初，章太炎便与他们合住在一起，同住的还有何震的表弟汪公权。何震在当时是有名的交际花，而且常常与其表弟出双入对，章太炎有点看不入眼。也许是偶然，章太炎发现何震与其表弟汪公权关系暧昧，便私下告诉了刘师培。刘母非但不信，而且大骂章太炎企图挑拨他们的关系。刘师培也反污章太炎与清政府关系暧昧，并且于1908年5月24日在上海的《神州日报》上伪造《炳麟启事》，大意是说章准备不理世事，专研佛学。章太炎得知后非常气愤，他在同年六月十日的《民报》上刊登《特别广告》，抨击《神州日报》捏造事实，称刘氏夫妇是清廷密探。他们关系终于闹僵。可能是章太炎推崇刘师培学术的缘故，也是在六月，他还写信给孙诒让，请孙氏出面劝劝刘师培“弗争意气”，希望重归旧好，然而还是无法挽回。平心而论，章刘的关系逆转可能还有另一层原因，那是源于学术上的。章太炎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古文经学大师，自视甚高，目无余子；刘师培也在古文经学上卓然成家，而且年少气盛，不肯相下。

　　接着，便发生了有名的“毒茶案”，有人在茶中下毒，想谋害章太炎。事情败露，很快有了调查结果，是汪公权投的毒。于是，东京留日学生界舆论哗然，对刘师培夫妇极为不利。在此期间，应清政府的要求，日本政府查禁《民报》等报刊，《天义报》也未能幸免。这样刘师培夫妇在东京很难再呆下去，便返回国内。大概是把在东京的尴尬归咎于章太炎，归国后的刘师培更加心胸狭窄，他致函同盟会的领导人黄兴(黄当时代孙中山主持同盟会工作)，信中说，章太炎答应两江总督端方，只要给二万元，便可舍弃革命宣传，赴印度出家。并把章太炎要他与端方联系筹款的五封信影印寄给黄兴。据章太炎1912年给浙江统一党电报说，此事纯属筹款游印，与革命活动无关。事实上，这信还是有一些影子，章太炎当时出于对同盟会内部事务不满，想要出家，去印度学梵文。但苦于无费用，先求于张之洞，后又与端方联系。但端方要求章太炎在鼓山、普陀山做和尚，章未同意，于是作罢。但这封信还是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在巴黎的吴稚辉立即抓住了这个线索，进一步诬蔑章太炎早已受清廷收买，扩大孙中山与章太炎的矛盾，致使同盟会由于内耗而元气大伤。

　　章刘交恶加剧了刘师培思想的又一次转向。刘师培主观上逐渐感觉到没有什么革命力量可以依靠，加上汪公权与何震的挟持(汪是清廷的密探)，刘师培投向端方，任辕文案兼三江师范教习。他之所以选择端方，是因为端方曾敦请清政府实行立宪，具有改良色彩。

　　刘师培投靠端方后仍然与革命党人保持联系，但为的是出卖他们。他变节后的第一件事便是诱捕革命党人陶成章，他曾在上海码头暗察陶的行踪，接着又密告浙江革命党人的起义计划，致使起义领袖被捕。为此，革命党人王金发挟枪闯入刘师培的寓所，刘下跪求饶幸免一死。但后来汪公权还是被王金发处死。章太炎对刘师培算是宽宏大量的的，在得知此事后致书刘氏，称其变节是受人诱惑，并给予谅解，希望他能幡然醒悟，重新回归革命阵营。只是没有任何结果。

　　1911年，端方改任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刘师培随同入川。端方在保路运动中被杀，刘师培失去靠山，经谢无量介绍，入四川国学院任教，去实现他所谓的“正人心”。辛亥革命后，章太炎仍然不念旧恶，与蔡元培共同署名在上海登报寻找刘师培的下落，可是他依旧没有理会。1913年夏，他离别成都，行前写有《与成都国学院同人书》，诉说自己本想在川兢兢业业，重振国学，只是力不从心，加上沉疾缠身，企望返回家乡，文字间一片凄凉惨淡。他终究没有返回家乡，却去了山西，做了阎锡山的幕僚，何震则担任阎家的家庭教师。其中原因或许是慑于江苏高涨的革命形势，或许是由于穷途末路，无颜见家乡父老。

　　1914年，经阎锡山推荐，刘师培又服务于袁世凯，做公府咨议、参政院参政等挂名职务。适逢袁世凯正加紧帝制复辟步伐，在袁的授意下，杨度等组织“筹安会”，刘师培又列名其中，成为君政复古分子。他于1916年写了一篇《君政复古论》，鼓吹帝制，还没来得及全文刊登，袁世凯便一命呜呼。刘师培狼狈地逃往天津租界。历史愚弄他，给他的政治生涯又增添了一笔耻辱。

　　刘师培有他的幸运，昔日的朋友对他总是宽宏大量。1917年，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实行“兼容并包”方针，力排众议，聘刘师培为中国文学门教授。然而，他口吃，又身患肺病，讲课不行，幸而他国学深厚，所编的讲义《中国中古文学史》很受学生欢迎。但刘师培又有他的不幸，他所在的北大恰好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地带，如火如荼的新文化冲击着他迷古的学问。他坐不住了，又纠集部分守旧师生，创办《国故》月刊，作最后一搏。然而历史毕竟不能逆转，在新文化运动的高潮声中，刘师培悄悄地逝去，年仅35岁。

　　刘与何身后只有一女，不幸夭折。刘师培死后，曾经以激烈著称的何震却打算作比丘尼，不久因精神病发作而死。历史总是这样嘲弄那些敢于违逆它的人们。(转自《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