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洪波

　　提要：“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人们生活的感受，根本上讲并不取决于武力的强弱，也不取决于武功的有无，而是是否享受了文明的生活。像人一样的生活，乃是不可能用任何因素替代的价值追求。从大跨度的历史看，胜败的决定因素，不在武功而在文治。”

　　1815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派遣了一支驻法占领军，事实证明这是一次致命的阴差阳错。

　　这支军队是带着胜利者的微笑与自信进入法兰西领土的。此前三年，他们在本土上重创拿破仑大军；此前两年，他们的统率亚历山大一世领导的反法同盟在莱比锡会战中大败拿破仑；此前一年，他们攻克了巴黎。1815年，他们与英国、普鲁士、匈牙利的军队更使拿破仑遭遇滑铁卢。按现代汉语的表达法，此时的俄国，正可谓“民族精神振奋、军队士气高昂”，整个国家都自豪于大国地位的获得，沙皇俄国理所当然地当起欧洲宪兵。

　　沙皇派出的占领军，就是在这种情绪下进驻法国的。此时的法国，由拿破仑领导的极力进行资产阶级“革命输出”的第一帝国已经破产，路易十八的波旁王朝已经复辟，国家政治出现倒退，“君权神授”再度成为第一规条，国王有权任命大臣，召集和解散议会。就是这样，一支来自战胜国的军队在一个被征服了的国家驻扎了3年，1818年撤回俄罗斯。

　　一般而言，胜战使人心高气傲，因为在胜利这一“实践检验”面前，还有什么理由怀疑自己各方面都处在一个制高点呢？何况此时的法国，战败后的局势混乱和心情沮丧，也足以让占领军感到心理上的优越，波旁王朝复辟所带来的政治后退进一步拉平了法国与沙皇俄国在制度进步水平上的差异。

　　事实上，占领生涯确实使多数人加强了对法国的优越感，好像唯有沙皇统治的体制才是俄罗斯发展的道路，甚至是人类普遍的道路。然而，法国毕竟是大革命的故乡，王朝复辟并没有能够真正恢复旧貌，《1814年宪章》仍然不得不承认封建制度的废除、法律面前的平等以及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拿破仑所建立的国家机器也得以保持。正是这些割除不掉的社会进步因素，使俄罗斯占领军的一些军官不再能够保持那份似乎天然就该具备的民族骄傲感，以致于1818年回国以后，他们发现真正不可忍受的，并非法兰西那样的战败，而是在沙皇独裁制度下生活。

　　一个回国军人写下这样的文字：“我们从法国取道海路回到俄国，……听副主教杰尔查文吟咏感恩诗。祈祷时，警察冷酷无情地殴打着试图移近排列成行的军队的人们。这给我们留下了回到祖国时第一个令人不快的印象。……最后皇帝(亚历山大一世)在卫兵队的伴随下出现了，……我们都高兴地看着他。然而，就在此时，一个农民几乎是在他的马底下穿过了街。皇帝催马前进，握着出鞘的剑冲向那个正在奔跑的农民。警察也用棍棒攻击那个农民。我们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背过脸去，替我们敬爱的沙皇感到羞愧。”(引自《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第381页)

　　天可怜见，这种场面实在是再正常不过了。大型活动时警察要维持正常秩序，殴打那些影响秩序的人，是正常的。沙皇出场而有人竟能几乎从他的马底下穿过，就是惊动圣驾，就是妨碍国家安全，这种杀无赦的犯跸行为，给以就地正法也是正常的。一个派出去执行光荣任务的军人，在法国呆了3年，就对这种正常事情看不下去了，能够说明什么呢？看来是忘了本，看来是受了法国思想的毒害。他看到这种景象，本应该赞美这才是战无不胜的伟大的俄罗斯的本色，应该感谢正是因为无数类似具体的管制才塑造出一个强大的国家，应该体会到这些喜欢违反秩序的人只配用殴打和棍剑来统治。

　　站在沙皇的立场，这些归来的军人完全可以说是“播种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派出国去，是要他们发扬国光的；归来俄国，是要他们更深地感到俄国才是世上最好的地方的。然而，他们没有续写战场的光荣，在精神上、文化上向法国靠拢了。不过亚历山大一世的继任者将会看到，在这些军人身上收获的不仅是跳蚤，简直就是叛贼。1825年12月，俄国爆发意在建立近代政治制度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其中的首领便多半是“西方化了的军官”。此后，革沙皇制度的命成了俄罗斯的社会主题。沙俄在战场的胜利，最终转变为制度上的溃败。

　　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人们生活的感受，根本上讲并不取决于武力的强弱，也不取决于武功的有无，而是是否享受了文明的生活。像人一样的生活，乃是不可能用任何因素替代的价值追求。从大跨度的历史看，胜败的决定因素，不在武功而在文治。(转自《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