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90年代中期，美国微软等大公司的崛起，造成美国高科技人才的极其短缺，于是，在美国营造的美妙海市蜃楼的吸引下，来自印度等国的高技术人才纷纷投奔美国，并领取了时间长达6年的H-1B工作签证。他们天真地以为，一俟签证到期，他们便可以轻而易举地领到在美国永久定居的绿卡。可如今，他们的美国梦却灰飞烟灭。他们不得不因签证到期而被迫离开这个他们曾洒下汗水和智慧的土地，另寻他处谋生。”

　　H-1B签证的陷阱

　　在伊利诺斯的埃尔克·格罗夫村，桑杰伊·萨西亚正把在美国呆了6年攒下的家当，如玩具啦、盖普牌的衬衣、一台E-Z型地毯洗涤机等一一塞入旁边的板条箱里。这位在芝加哥郊区生活了近6年的高技术专家指着一箱箱已经打包好的箱子说，他在等待一辆搬家车。

　　“瞧，”他说着，面带苦涩地望着那份证件，“这是H-1B签证，要是管用就好了。”签证上写道，到期日：2000年9月，职位：资深软件分析家。文字背后突显的背景是擎着火炬的自由女神，只是却不见她的头。

　　“他们是怎么说的，自由？平等？追求幸福？——是的，没错，”他说，“我猜想幸福是相对的。”

　　桑杰伊的落泊也许只是众多移居美国的失意家庭中最典型的例子之一：他们都是以临时工作签证迁居美国，他们想呆在此地，可最终，美国又将他们撵了出去。就今年为止，大约有4万人像桑杰伊一样，凭着这份特别的签证来美国，自以为可以永远留在美国，现在却不得不重找出路，不是回到原来的国家就是到加拿大，或者去其它他们不曾呆过的地方谋生。然而，他们的故事还在连绵不断地演绎着。

　　H-1B签证原来的初衷是为那些有一技之长的专业人员能够在美国工作一段时间而设。90年代中期，微软、IBM和成百上千的渴望高技术人才的新兴企业开始借助这种签证，大量招募程序编制等职位的高科技人员。目前在美国，这类人已有42万之多。

　　“当时市场很热很热，”32岁的桑杰伊回忆说，“他们昨天还需要我们。”

　　为了引诱那些高技术劳工，美国国会曾达成一项特别的折衷方案，暂且规定时间限制，但又将时间看上去似乎毫不相干。申请人不再需要证明他们打算回国，这种签证有个绰号叫“过渡性”的……暗示下一步就可拿到绿卡。

　　可是如此众多的移民蜂拥入美国，以致签证之路步步堵塞。雇主无法很快地从美国劳工部申领到就业许可证，而小脚老太似的美国移民规划局也无法跟上申请永久居民的步伐。即使像桑杰伊这样来自印度的人对此也无能为力，因为美国移民规划局对每个国家的移民申请定居美国的绿卡都设置了7%的额度，因此，他们的美国梦都被这个额度挫败了。

　　如今，第一批涌入美国的移民，他们的“6年”时钟已敲响。高技术公司虽然仍竭力想挽留他们，而且他们也想继续留下来，可是在桑杰伊签证的右下角已经注明了签证到期日。

　　仰天哀叹有何用

　　“有谁，谁能帮助我？”这位难得动肝火的中年人不禁自我悲怜起来。“我的酗酒的律师？他已经去接手另一位印度名字的诉讼案。我的公司？他们就像扔掉烫手的山芋一样甩掉了我。政府？我究竟归属哪个政府？”

　　“这简直是极大的耻辱，这样一个国家竟无法承兑自己所作的诺言。”

　　坐在这间实际上已经归属他人的起居室里，桑杰伊饮了一口果汁愤愤不平地说。他一向对自己很严厉。他感到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是的，可是他也很困惑，觉得自己就像是印度影片“通向印度”中的小丑一样，相信自己可以与英国人为友，可是却不知什么原因他误解了他们所有的暗示。

　　“我对自己所做的感到很骄傲，”他说，“我喜欢成功。难道这不是美国人教会我的吗？因此，现在我感到很茫然，不知道该开始怎样做。在某种程度上，我真的不知道我究竟是怎么失败的。”

　　美国移民规划局承认，没有预料到H-1B工作者会骤增到50万人，也没有想过所有因此而引发的结果。这位叫艾琳·施密德的发言人说，移民规划局计划于10月份再调遣一些人处理签证，虽然这会缓和问题，但还是无法解决它。

　　“这几乎没有什么意义，”正在为一家高科技公司做一项研究的国际移民研究院的林赛·洛厄尔指责道，“在这里，这些公司每年能申请到所需用人的指标，可是却有数千人要不得不离开。”

　　美国国会的折衷方法

　　在高技术公司的压力下，美国国会预计到今年年底后改造H-1B计划。由密执安共和党人斯宾赛·阿拉罕姆参议员发起的一项提案将免除H-1B的国家指标。另一个加州的民主党的代表和加州共和党人的代表将允许H-1B签证的持有人延长他们的离开日期，直到他们不是被拒绝就是获得绿卡为止。

　　可是这两种建议都是很敏感的。民主党人提醒道：要将H-1B移民与农场工人、分离的家庭以及难民区分对待。

　　有一件是大家都同意的事(包括共和党领导、民主党、白宫和高技术的游说者)———这台机器现在必须加以填充。“现在高技术工作者十分短缺”这块广告以一整版的篇幅出现在《华尔街杂志》上。那块广告费用由其中一个游说者支付。这块广告并没有提醒人们：成千上万的高技术工作者正在被迫离开。

　　最有可能的方案是国会拒绝系统的改革方案，只同意将每年批准H-1B移民的年度指标从115000名增加到200000人。

　　作为内行的人都知道，这种方法只会使事情变得更糟，会刺激出更多新的、渴望工作的移民，重蹈那些相同的失望怪圈，进一步阻塞签证的道路。“他们试图填补一些东西，但是它的底部却有一个洞。”桑杰伊的妻子阿莎一边说一边埋着头，沉浸在最后一天的工作之中。那儿，人人都想知道她何时才能回来。

　　这些天，专为中国和印度活动分子新组建的英特网址弥漫着人们的愤怒、迷惑和桑杰伊的故事这类表现西方现代生活中的阴暗面的东西。这些哀告，听起来就像是监狱里的涂鸦，比如“我是一位两个孩子的妈妈或者我是3个孩子的母亲”。有一位叫拉居·德温德的移民，他的最后两个月是在新泽西州的一个“适合做鸡笼”的公寓里度过的。他的房子出售了，他的妻子和女儿已经回到印度。他正在考虑是否让她们留在那儿，自己去德国试一下运气，可他仍顾虑重重地不敢告诉她们。

　　还有一位叫谢安·简的男性移民，他已经一天一天地将日历撕掉，直到最后一页，他作出了不情愿的计划：随着日历一天天的缩小，关闭了他的圣·乔斯的英特网业务。

　　“你没有买一幢房子，你到处流浪，或者你买了房子，可是到头来你仍会感到懊悔，”一位新设立的专门从事游说的移民辅助网络的发言人，两个孩子的母亲阿玛尔·阿娜瑟说，“你想与媒体讲话，可是你担心它会毁了你的机会，你就是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问题。”

　　桑杰伊的辛酸遭遇

　　对桑杰伊来说，任何游说都已经太晚了。他们已经决定去加拿大等结果，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现在离他们交钥匙的时刻只剩一周了，而桑杰伊最担心的是他4岁的女儿西里亚，他们怎样找到一个好的儿科医生？空荡荡的的屋子又触发了他的回忆。就像排列在过道上的两只行李箱一样，表明他已经退出了这场游戏，但这曾经是自由和无穷的可能性的象征。桑杰伊以前往往吹嘘说，自己小时候是在行李箱中长大的。他独身一人，靠一张学生签证在美国到处混日子，看望休斯顿的朋友，在UCLA大学获得第三个学士学位。

　　即使当他决定变得更认真一些，找一个正式的工作，申请他的H-1B时，他仍有点狂妄自大。

　　1994年9月，签证经过4个星期的等待后顺利通过。他搬到了芝加哥，加入了一家计算机咨询公司。一年后，他飞回印度寻找新娘。结婚后不久新娘阿莎也以H-1B身份加入美国，成了一名计算机咨询者。一年半后，阿莎怀孕了。他们两人的工资加在一起已达到6位数，又买了一幢房子，他入乡随俗，像美国人一样不断地干活儿，不断地计划。桑杰伊第一次意识到他的6年时钟快走完时，并不感到真正的确信。他又一次将他的惊讶注入一份文件中，这次是一份来自公司的移民律师给他的文件。

　　在以后的几个星期，桑杰伊忙得连早饭也顾不上吃，疯也似的打电话给劳工部，给移民规划局，给……想知道他们是否在加紧处理这桩事情。可是没有人理会他。经过一段时间后，他灰心了，显然是毫无希望了。一个接一个的计划都受到抑制。

　　一天，他们从一位去年H-1B就到期的朋友那里了解到，加拿大会立即给予年轻的、高技术的移民绿卡。

　　于是，他们决定去那个地方，至少是去一段时间。在一年的等待期中，桑杰伊可以申请一份新的H-1B，并重新开始延续他们过去的计划。明天他们将钻进一辆微型货车，向多伦多进发。

　　“这是一个搬家的日子，桑杰伊将最后的一点东西装进微型篷车。他们仍带着一些珍贵的东西，西拉亚的一些玩具，汽车的座位，一些技术书籍，再加上那一页文件(H-1B)和他的悲伤。”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保留着它，”他说，“我应当烧毁它。”

　　可直到那时，仍没有确定离开的方法。于是他补充说，“只是开开玩笑。”他在开车前，用他学到的美国冷酷方式说。(作者：蒋建平/转自《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