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中国是一个世界强国吗？

　　●中国的发展速度有多快？

　　●中国的安全环境令人满意吗？

　　●美国是在遏制中国吗？

　　针对当前热点话题，《环球时报》特邀国内权威专家———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举行“清华—环球论坛”。以下为“中国在世界的位置”议题之研讨内容。”

　　杨成绪(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谈到我们的位置，总有人喜欢评价中国是“几流国家”。我认为，不论对中国还是其他国家来说，都不宜用“几流国家”这个概念来评价。中国从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核国家之一等等方面看，是一个大国。在多极化世界中，像小平同志讲的，“中国算是一极，不应该贬低自己”。如果从经济、科技竞争力来看，我们在发展中国家算是前列，但和发达国家相比则还有很大差距，从国内生产总值来看，中国列在第七位(自1995年以来)。但分析具体数字，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只占世界总产值的3.3%，而我们的人口则是世界的22%多。

　　总的来说，中国经济发展比较快，今后发展趋势也会比较快。但应看到，即使10年之后，我们与西方国家的差距仍然是很大的。如果根据世界银行的计算，20年后，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赶超美国，但人均产值仍然只是美国的1／5，我们仍然不能乐观。

　　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是西方集团，也不是东方集团，不是77国集团成员……我们最大的经验是，一个国家只有靠自己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

　　贾庆国(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我和杨先生有同感，用一流还是二流国家的概念来衡量中国不太合适。

　　判断一个国家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国际地位，常常出现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容易流于主观，说强或说弱，在相当大程度上反映的是观察者本人的看法；

　　二、很难提出一套大家都能接受的客观标准。

　　就中国的国际地位来说，我想是否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一是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这方面我们并不比西方人差，中国人的理念追求中包含了平等的概念，不仅是机会平等，而且也是对各种资源占有的相对平等。这种观念在世界上是具有潜在的号召力的，因为平等和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和自由是无法割裂开来的。二是发展水平问题。从综合发展水平看，中国是一个介于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的国家，在很多方面需要改进，包括经济体制、社会保障体系以及政治上的一些改革。三是军事方面，经过多年的国防建设，中国的国防力量有了巨大的提升，但是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军事实力和我国的安全需求并不相称。总之，过去20年，中国有了非常快的发展，但和许多国家相比，中国的发展水平还不高，还须加倍努力。

　　楚树龙(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兼职教授)：中国的位置问题既是外交战略问题，也是学术问题。我国政府一直强调两句话：一、中国是大国；二、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学术上的观点认为，中国是一个在有些方面有世界影响的地区大国。我认为，大国不一定是强国。我们是一个世界大国，但还不是世界强国。

　　经济上，如果我们保持7%的年增长率，2008年我们的GDP会再翻一番，达到2万亿美元，而今天德国GDP已经达到了2.2万亿美元，它今天不过位居世界第四。目前中国的经济规模是不容忽视的，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经济规模不等于经济实力，不等于经济质量。今天是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的时代，在世界许多高科技领域里，中国并不是领先的。而且军事上的差距我们也并没有缩小，这些方面的竞争力我们需要加强。

　　我们的方向是建设强国。对外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全面参与。但“全面参与世界”不等于我们要追求全面的利益，全面的作用，全面的影响。对中国的国际战略问题，我认为战略是利益的追求，中国并不是一个强国，自己的国家利益并没有延伸到世界更多的地方去，所以还是应当主要关注亚洲，制定区域战略似乎比国际战略更现实一些。

　　王缉思(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所长)：中国是几流国家，这是最有中国特色的问题。这个问题引起人们关心这本身就是特色，因为中国曾经是世界一流国家，将来要振兴，再次成为一流国家，而现在处于一个中间阶段，所以总是提出要赶超目标。反观其他许多国家，大概只有俄罗斯的这种想法特别强烈。就像在中国学校里，我们总想在分数上排名次，而不特别重视学习效果究竟如何。问题是，我们只能更好地发展自己，而没有办法让别人停滞。所以，提出把自己在世界上排名提前的目标，有一定的盲目性。而且以今日的经济增长速度来推算将来，也未必科学。70年代有人曾经推算说，2000年苏联将赶上美国；80年代末又有人推算说，到21世纪初，日本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实际情况如何我们今天都清楚。

　　所以，当我们的经济增长仍然要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时候，在科技水准仍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时候，我们不必急于给自己定一个赶超目标，不必过多关心自己属于几流，而应把注意力集中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方面，包括生态、福利、社会公正等等。

　　阎学通(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我按当年的汇率计算，将1980年到1999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和世界上一些国家比较了一下，发现中国经过20年的努力，名次上是否进步了，进步速度是快还是慢，主要得看是和谁比。如果是与原来其国民生产总值就比中国小的国家比，则我们是更强了，而且强的幅度比较大。但是和真正意义上的中等发达国家比，我们之间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关系基本上没有变化，比如和英、法、德等国家。与俄罗斯对比的情况特别，我们20年前是它的44%，现在是它的2.3倍，但这就像王缉思所提到的，其原因并不单纯是我们发展了，而是因为俄罗斯的经济停滞了。另外突出的一点是，我们和美、日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比例扩大了，绝对值的差距就更惊人。

　　只按国民生产总值的汇率比较国家实力也许不能全面地反映客观情况，但这种比较也能说明一些问题：第一，我们还是一个地区大国，客观上讲，中国的影响力，中国的利益以及它所能发挥主要作用的地区，就在其周边。第二，冷战后出现一个特点，就是人们已经找不到一个划分世界的统一标准，国家的差别很大而且变化很大，国家对具体问题采取不同的态度，即使军事上的盟友在具体国际问题上也会采取相反的立场。因此，我倾向按区域来划分世界。当今世界区域的共同性在增强，共同利益在增加，所以中国的属性是一个“东亚国家”。第三，我们的对外政策的重点，应该放在地区事务上而非世界事务上。我们一直在谈多极化，但到底我们是采取国家多极化策略更好还是区域多极化策略更好呢？法、德等国家都认识到，欧洲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成为世界的一极，才能构成与美国同等强大的一极。而中、日、俄、印等一些国家采取的基本上是国家多极化的道路。这两种多极化哪一个战略更容易成功、现实性更强，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贾庆国：王缉思先生主张不提“赶超”，可我觉得提“赶超”没有错，关键看你赶超什么。有比较，才可以看到差距，也才有了努力的方向。我觉得赶超和充分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两者并不是互相排斥的。

　　全球化带来两极分化问题。我一直觉得，全球化只是资本、信息和部分精英的全球化，但不是劳工的全球化，这种全球化将劳工用国界分割开了，结果国际劳工利益不同，很难团结。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单个国家很难改变这种情况。从理念上讲，中国应该追求平等，但是在现实中，中国又不得不参与全球化。中国现在可选择的余地并不多，只能尽量利用全球化给自己带来的各种发展机遇去发展，在自己国家实力逐渐增强的情况下，利用自己的影响去改变现行国际体制的各种弊端。

　　薛谋洪(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今天的讨论涉及一个重要的问题：怎样衡量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其中最重要的是国家的实力，以及外交政策是否正确。实力是基础，弱国无外交。而实力中最基本的是经济实力。尽管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面临不少问题和困难，有些还相当严重，但20年来，中国的经济实力确有明显增长。我不同意笼统地说我们和美、日的差距没有缩小反而扩大。衡量经济实力的一个重要尺度是“经济规模”，似应考虑各国货币购买力平价这个因素，根据世界银行《1999—2000世界发展报告》，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199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二位。当然，衡量经济实力的另一个重要尺度是“发展水平”。在这方面，人均收入是个值得注意的因素。即使根据世界银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1998年的人均收入约为美国的1／10。中国应力争在发展水平上也成为强国。

　　王缉思：有人说目前有些国家对中国的意识形态的敌意在增加，成为中国发展的一道障碍，我非常同意。实际上在意识形态主流上，中美差距越来越大，日本、欧洲也在意识形态上对中国怀有敌意，期待意识形态在国际政治中淡化，并不现实。

　　楚树龙：我倒不这么认为，我觉得美国也还是有淡化意识形态的趋势，至少在行政部门是这样。我认为现在的美国在逐渐寻找一个成熟的方式来对待中国。当然通过东南亚金融危机，美国看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势头没有停止，确实增加了对中国的战略警惕，这主要是美国的情报和军事部门。

　　王缉思：目前我国的外部环境对国内政治稳定的影响较大。处理好国内题，感受到的外部压力就会小一些。正因为美国处处在政治上打压中国，每年对中国的人权问题进行投票表决，鼓励台湾和西藏的分离主义势力，所以我国在外交和安全问题上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信息安全、经济安全的分量也在加重。如果单就传统的领土安全来说，外敌入侵的危险不大。

　　阎学通：我个人认为，说到中国最好的安全时期，应该是1989年到1996年那段时间。那时候我们没有卷入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危险，1995年前，我们甚至不可能想象中国可能卷入局部战争。而现在由于有了台湾分离主义因素，卷入局部冲突已不是不能想象的了。

　　楚树龙：安全环境是否就指没人打我们？还是包括分离势力对我们的威胁更近还是更远？因为安全本身包括着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当然也就包括统一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谈，我同意阎学通的观点，实际上现在我们的环境比四五年前要严峻。

　　贾庆国：是否有谁在酝酿一个“反华阴谋”呢？我想直接针对中国的全球性或区域性的反华阴谋集团不太可能存在，但是想遏制中国发展的人和集团是很多的，尤其在西方一些国家。

　　楚树龙：很多人把对中国的反对意见归结于美国的对华战略，国内有很多人担心美国遏制中国，或者即使不像对前苏联那样的遏制，至少也是一种软遏制。我不太同意这样的提法，我觉得美国不是要制约中国的发展，而是要制约中国的发展方向，这是因为，第一，它不相信我们会发展到威胁它的程度，第二，发展本身是谁也阻止不了的。日本也在发展，但是是在美国的体系内发展，所以美国可以容忍，它可以利用体系来制约管理。另外，美国对华战略的根本，我觉得不是遏制也不是接触，而是改变中国。这条方向从来没有变过，今天和50年前仍然是一样的。

　　薛谋洪：这样说并不完全，美国当然想改变中国，但它是用两手，实际上“改变”政策和“遏制”政策并不是排斥的。因为美国对能否改变中国方向并没有很大把握，所以仍然在防范着中国。从这点讲，美国对于我们是这样，对于日本也是这样。美国并不是放手让日本发展，日本想独立地去搞飞机、搞卫星，美国就不允许。所以美国在控制方向上还是限制我们，比如高科技就不卖给我们。主要还是一句话：它不会允许在欧亚大陆出现一个在力量上可以挑战美国的国家或国家集团。

　　楚树龙：对。所以我喜欢用“防范”一词给这样的局面定性。我觉得我所谓的“遏制”措施(美日同盟、技术限制等)更多的不是遏制而是防范，防范表达着一种不确定，一旦接触战略出现变化，它可以有现成的准备迅速将其转为遏制。

　　阎学通：“中国威胁论”的存在本身就表示某些国家对中国的一种担心和害怕，有担心当然就想消除担心，这样的心态就导致美国等国家对中国的强并不十分愿意；但现在还不至于出现联手遏制中国的现象，任何一个国家想一个遏制中国的联盟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客观上的国际环境不允许。所以美国等一些国家在更多情况下对中国是防范的政策。

　　防范是在方向和力量两个方面的。但我的看法和楚树龙的有一点区别：认为美国更多强调的是制约中国的实力，方向上的防范则是第二位的。因为综合比较，牵制实力比牵制方向容易得多，手段上也多一些，比如通过技术禁运可以限制你技术水平的提高，但要改变社会制度则难得多。所以客观上美国会在实力防范方面做得多一些。

　　美国人通常的观点认为，意图的改变是不确定的，实力的改变相对是确定的。所以它对实力会更看重一些。说句开玩笑的话，即使我们今天把美国的宪法照搬过来，美国也不愿让中国成为超级大国。(记录整理：宋念申/转自《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