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圈呆过，才知道制约严酷

　　老侠：我记得你曾执导过两部片子，都没有通过。看来，你与别人合着弄个电影剧还能播出，等你自己真想弄个什么片子，完全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弄，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王朔：是啊。我能退出来，我可以写小说，谁管得着？我在里面时最后弄得自己也没劲儿了，太累，无聊，受委屈是活该倒霉我自找的，我最后出来是必然的。一是自己内心中已经觉得没劲了，二是有外力迫使你退出。

　　老侠：换句话说，在这儿当导演拍片子就是不能是你自己，必须变着法儿迎合什么。

　　王朔：必须这样。在那过程中也许会有不舒服不满足，觉得是不是可以拍点别的，但很难做到。这些还在其次。在与一些导演的接触中，我感觉到他们有一种特别强烈的要生存下去的需要，就是说他们作为导演生存下来的欲望特别强。他们的生存成本多大啊。真的，很严酷的！一部片子砸了或通不过，你想拍下部片子就找不着钱，多少枭雄一晃而过，去年还红得发紫，转过年来，一炮没打响，就下来了，作为导演的失败。拍一部片子难死了。

　　这种情况，只有身处其中才能体会到那些制约的严酷。对那些拍迎合片子的导演，我从最同情的角度讲，是被生活逼的。当然，你可以说，咱不干成不成？有的人就说：我就不干这个就退了。但我觉得，这种人挺少的，基本没有。我能退出，是因为我原本就是写小说的。

　　张艺谋与陈凯歌，一路投机走到现在

　　老侠：非要钻进那个明明是迎合什么的圈子嘛！说白了，不是生存问题，而是电影这一行所带来的名声和金钱的问题。实际上是利益。想一个人活得没有心理压力，有口饭吃并不那么难。但要活得有个虚名和大把的金钱，在这儿除了投机取巧就没有其他路好走了。

　　王朔：所以在这种条件下，你说电影能是个什么东西，它不可能是个东西。你要个性化也只能是一种普遍要求中的畸形东西。整个电影都是假的，虚幻的，自吹自擂的，就从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电影就没有好电影，只有极个别的地方、局部的有闪光的地方。现在大家都说陈凯歌的《刺秦》不好，我倒觉得还可以。虽然他的想法一开始就是错的，但是他还要自我坚持，想从中弄出点儿个性来。这样，他只有在这么个情况下才能坚持个性。什么情况呢？就是你想的要跟他的要求不谋而合了，《刺秦》里就有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内容，正好与主旋律吻合。当年我们祖辈们就有一种慷慨赴死的精神，弘扬这种东西和弘扬爱国主义莫名其妙地合在一起。

　　老侠：你说像张艺谋、陈凯歌这样的导演，是国内外的知名导演，都得过国际大奖，当过国际著名电影节的评委，人家还请张艺谋拍歌剧《图兰朵》，钱也是大把大把的。何苦不拍一部自己想拍的东西？你觉得是不是当了名导了，他们就用不着……

　　王朔：怎么用不着，我说这是没有止境的，他不会因为你说什么就停下来。这里还有个问题，他们早年可能也是一路投机过来的。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早年就坚持了什么才取得今天的成功的。那会儿时髦什么他就拍什么。其实和谢晋的做法大同小异，谁也没真坚持过什么。倒是田壮壮比较牛，他拍的电影《猎场扎撒》、《盗马贼》，多难看的电影啊，但他说，我就喜欢，我就拍这个，你不让我拍，别的还不拍了呢。

　　老侠：壮壮最后拍了个《蓝风筝》，没通过，以后他真的不再拍片子了。

　　王朔：对，你可以说他在某种程度上还坚持了自己。其他人，别说坚持自己的立场、坚持自己的趣味、坚持自己美学上的什么观点，就连最煽情的MTV也能干了。陈凯歌拍了一个《国旗》的MTV，是同类MTV中，我见过的最煽情的。

　　陈凯歌的电影———假大空的浪漫情怀

　　老侠：回头想想，其实他们从一开始就煽情，就诗情画意的。

　　《黄土地》、《红高粱》等东西完全受八十年代最时髦的观念所左右，他们要用一个电影概括历史、表现全民族的生命力，所以他们从那时重视的就是大的空的概念，他们对人采取俯视的视角，居高临下。相比之下看看台湾侯孝贤的《风柜来的人》，拍得极为真实流畅，是中国人拍的青春片中最好看的。侯孝贤对人的关心是一种切近的具体的平等的，真正把人放在镜头前拍。而陈凯歌、张艺谋则是用外国电影技巧包装虚假的浪漫情怀，我称之为“黄土地的浪漫情怀”、“红高粱地的浪漫情怀”，他们那个时候就在用浓烈的抒情手法撒弥天大谎。外国人来中国，大都要去看那个老古董长城，张艺谋就用电影建一座中国人的精神长城。长城是什么？有什么伟大的智慧可言，不就是帝王们为了睡个好觉，做完春梦，利用权力驱赶着羊群般的人进行最原始的体力劳动吗？

　　王朔：陈凯歌在某种程度上也还在坚持自己的趣味，当然是在那种吻合条件下，那张艺谋呢？我倒觉得，他是一直能赶上潮走的人，手把红旗旗不湿那种。所以，每次潮来，他都有把自己变成意识形态而又是在拍片子的能力。

　　老侠：张艺谋在80年代末90年代之所以风头压过其他第五代，就是他知道什么可以流行。他的片子实际上一点也不先锋，抛开他片子中建造虚假精神长城的大观念不说，即便在取材上他也极为通俗，这就是他死盯住“性”，而且都是些犯忌的有刺激性的“性”。《红高粱》是“野合”，《菊豆》是“乱伦”，《大红灯笼》是“妻妾成群”，他想用影像夸大张扬中国人的生命力一样地夸大、张扬性的作用。用浓墨重彩的电影技巧包装那点可怜的硬造出来的“性高潮”。他的硬件全是流行色情小说的主题。到了“咱爹咱妈”又变成爱情的流行曲。而陈凯歌在实验电影上走入绝境，《边走边唱》彻底失败，在国际电影节上弄了个“金闹钟奖”，即最乏味的电影。于是他也不得不转向通俗转向大众转向主流，他曾说张艺谋走的是好莱坞主流电影的路子，而他是异端电影，永远不会迎合主流。但他坚持不住了，于是有了《霸王别姬》，他的硬件更打人，同性恋，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电影中。名演员，阵容强大。我听人说了这片子棒，获了“戛纳奖”，就去看了，但没看完，看不下去，一切都那么虚假，巩俐和张丰毅在影片中做爱的镜头就更虚假。他这个劲，走到《刺秦》一点儿也不奇怪。

　　张艺谋———用最朴实的电影手法撒大谎

　　王朔：那我还觉得陈凯歌有点儿自己的东西。张艺谋最近的片子，我特别受不了的是什么？是《一个都不能少》里面向社会灌输的一种观念，我认为对中国人特别有害：你只要努力，就能收获，一分耕耘就会有一份收获，有志者事定成！他似乎以为别人都在变换立场，只有他一个人坚持，他觉得他自己就是这样，坚持！那我就要问，坚持的是什么？就是你不断赶着潮头在那儿干！你不让我这么干，我就那么干，拣你喜欢的干，反正我就要在这儿。我就要挖，任谁也拉不住我下地，挖！

　　老侠：实际上张艺谋教给人的坚持是一种什么逻辑呢？实际与主流的逻辑是贯通的。为崇高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张艺谋是为了坚持(拍电影)可以不择手段。扩而广之就是，为了活出一种体面，要不择手段地坚持下去。挖达不到目的，我就刨。浪漫的诗意的浓墨重彩的镜头不行，我就换一种朴实的平淡的纪念片似的镜头。他拍的《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全是一个样，弄得土呵呵的，群众演员，用最朴实最写实的电影手法撒一个弥天大谎。秋菊也坚持，坚持到最后是公安局领导出面、市领导出面帮她解决问题，替她鸣不平。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农民在现代土皇帝统治下的无奈一点儿也没有了。他也在告诉别人：只要你坚持，就一定能有出头之日。他只管活着，不管怎么活，而这种不问怎么活的活法恰好就是中国人观念中那种“好死不如赖活着”。最可笑的是还有一位北大法学教授，拿着《秋菊打官司》论证中国法治的本土资源，反对与国际通行的法律规则接轨。把严肃的论证建立在一部撒谎的电影上，我就只能说这位教授的论证也是谎言，是知识上的不诚实和道德上的不负责任。

　　王朔：他后面那两个更是撒弥天大谎，秋菊到最后还有个法盲的说法，《一个都不能少》那个就只有感激的份儿，社会一关怀，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中国教育的问题决不靠什么希望工程、几个好心人的捐助啦、善心啦所能解决的。

　　老侠：最根本的问题他不触及，就用土块子修造真善美的长城，貌似民间关怀，实质是平庸。

　　王朔：好心人靠好心人，张艺谋的事业就建立在依靠好心人上。他那种土坷子式的煽情一部比一部拙劣。《一个都不能少》还是个电影，而《我的父亲母亲》已经不是电影了，更是弥天大谎了，一首MTV变成了爱情绝唱，硬把MTV的长度抻到一部影片的长度。什么好几十年的等待，好几十年的乡下过日子，多么多么艰难……这两件事根本挨不到一块儿。

　　不是酷爱电影，而是为了在潮流中“活着”

　　王朔：我觉得再没有比在中国民间强调诗情画意更不诚实的了。他这等于把那种风景的优美置换成所谓人性的优美，把中国农村风光的相互置换成中国人的真善美，由此建立起对民族的信心、对人类的信心、对美好生活的信心。这种置换即便作为一种艺术包装了的宣传也比较拙劣。而且我觉得用那么简单的方法做这种煽情，那我只能认为他的全部目的仅仅是为美好而美好，他也懒得费多大心思，就弄一个简单的东西端给你。当然，有人会佩服诗情的，诗好像就是简单。但是我觉得其实他蒙不了人，他那里没东西就是没东西，他最终达到美好，除了美好的粉饰就一无所有了。

　　老侠：最近报纸上说张艺谋出任了一个模特大赛的评委，保不齐他哪天又玩上服装了，也弄个张艺谋的名牌系列。现今的“腕儿们”都属于全才型，全面开花是时代的潮流。你说一不留神没准弄出个《红楼梦》，但这还是你的本行，是小说。但是其他腕儿们，像赵忠祥一不留神就成了自传作家，张艺谋一不留神就当了模特大赛评委，陈凯歌一不留神就上了国庆观礼台……

　　王朔：潮流变了，他会换的，但无论怎么换都是为了活着。老侠：他现在活着的方式就是必须拍电影，拍着电影就是活着，他对电影真有一种狂热的酷爱吗？

　　王朔：他的生活可以说就是电影《活着》，他要是拍不成电影，我想，他会痛苦而死。所以，就是活着，可能是他的首要问题。活着，拍电影，不择手段地拍，不择手段地活。(作者：王朔/摘自《美人赠我蒙汗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