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对澳大利亚来说，亚洲和美国，哪一个更亲？这真不太好回答。西边的亚洲是澳大利亚发展的广阔依托，东边的美国是澳大利亚安全的超强靠山；在政治安全上，要死跟美国；在经济发展上，又要千方百计地融入亚洲；同时，澳大利亚还想在美国的支持下在亚太地区有所作为。澳大利亚很想凭借在亚太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文化特点来个左右逢源。执政的霍华德政府采取了折中的‘做亚洲和西方的桥梁’的定位，显得不是那么厚美薄亚。但最近生的两件事说明，澳大利亚更想傍着美国：一是在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问题上，美国虽到处碰壁，但在澳大利亚找到了安慰；另一件事就是在有关亚太战略的争论中，政府得出‘发展同亚洲国家的关系不能以损害澳美同盟的利益为代价’的结论。”

　　想当美在亚太的代理人

　　8月9日，澳大利亚外长唐纳在一次演讲中透露了澳大利亚将美国作为安全靠山的原因：“美国介入西太平洋事务，在平衡和抑制潜在对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说，“澳美盟友关系一是有助于巩固美国在本地区安全结构中的作用；二是使澳大利亚在地区安全方面更有分量，更重要；三是使美国更看中澳大利亚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和作用。”澳大利亚靠美国维护自身安全，借美国在亚太自重的姿态一目了然。

　　澳大利亚为美国做了不少贡献，最典型的就是澳政府支持美国搞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今年7月15日—17日，美国国防部长科恩访澳，要求澳为NMD做出“实际贡献”。科恩当时处境尴尬，国际上，俄罗斯、中国坚决反对NMD，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盟国也不支持；在美国国内，第三次拦截导弹实验失败，国内反对之声日高。因此，科恩向澳大利亚国防部长摩尔表达了“两点意思”：一是争取澳的政治支持，为其他盟国起示范作用；二是谋求使用澳松树峡卫星中继站的预警系统。澳大利亚尽管没有明说，但采取了“只做不说”的策略，悄悄地给予美NMD实质性支持。有消息说，澳军人正在美接受培训，以便掌握NMD配套预警系统的操作方法。

　　美国当然也给了澳大利亚两份礼物。第一份礼物是科恩与摩尔签署的《在国防装备和工业方面加强合作的原则协议》。它使澳获得分享美国国防高科技的特殊地位，以前只有英国有此“殊荣”。这样，澳将在军舰和潜艇的战斗系统、电子战系统和空对空导弹系统等方面得到美国的指点，大大提高与美协同作战的能力。第二份礼物是美国提升了澳在亚太地区的地位。科恩在接受记采访时说，国际社会若需干预印尼马鲁古宗教暴力冲突，应由澳大利亚负责协调。当然，在处理斐济政变时，澳大利亚更应多出力。这是继去年美国授意澳统领联合国东帝汶维和部队之后，再次表明澳在东南亚和南太平洋的“势力范围”。

　　从来不对美国说“不”

　　澳大利亚是个西方白人国家，但地处亚洲黄种人的边缘。澳大利亚面积不小，约有200多个台湾大，但它的人口去年才达到1900万，比台湾还少。恐惧感和孤独感使澳大利亚人坚信，必须得有一个安全靠山才觉得踏实，它先是依赖母国英国，后又投靠美国。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了东南亚的印尼、菲律宾和马来半岛，澳大利亚处境危险，但英国不仅无暇东顾，还想把澳大利亚的三个师留在中东，澳大利亚在情急之下投靠了美国。二战后，澳与美又签署《澳美新安全条约》，正式结盟。凡是美国在亚洲发动的战争，澳大利亚全都参加了。50年代初，澳大利亚为朝鲜战争提供了5000多名士兵，死伤1873人；六七十年代，澳大利亚为越南战争派兵达5万人，阵亡450人；在海湾战争中，澳大利亚又利用卫星中继站向美国提供伊拉克向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发射飞毛腿导弹的早期预警情报。

　　美国的盟友不少，但像澳大利亚这样从来不说“不”的还真难找。美国人曾在网上做过一个“谁是新‘无赖国家’”的调查。答案五花八门，其中一个选项居然是法国，因为法国总是跟美国对着干。比利时也得算一个，因为美国的欧洲盟友们总是聚在该国首都说美国的坏话。而澳大利亚的表现就好得多了。澳大利亚连同日本，已构成了美国亚太安全战略中坚定的南北两锚。90年代以后，日本也在经济问题上大声向美国说“不”，但澳大利亚却从来不对美国说“不”，依然故我地对美国言听计从。尽管最近几年澳美经济摩擦不断，在澳向美出口羊肉限额问题上矛盾十分尖锐，但澳大利亚朝野对澳美同盟仍然矢志不渝，认为经济摩擦不会影响两国的关系。

　　与亚洲若即若离

　　澳大利亚的“面向亚洲”政策经历了从“亲近亚洲”到“融入亚洲”，再到目前以“亚洲与西方的桥梁”为定位的过程。

　　70年代初，澳大利亚重新审视与亚洲国家的关系，逐步建立起淡化冷战色彩的“面向亚洲”的政策。在此期间，澳大利亚政府与中国建交，取消对亚洲移民的种族歧视政策，承认东南亚国家联盟，改善了与印尼、印度、缅甸等亚洲国家的关系，还从越南、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撤军，使冷战产物《东南亚条约组织》寿终正寝。1983年，工党执政后，霍克总理加快了“亲近亚洲”的政策调整。他与美国拉开距离，积极发展与东盟的关系，重视发展对华关系。1983年，霍克在出访泰国时强调，澳外交政策中心要以“本地区为重点”。1984年，议会一项文件提出“澳大利亚同东盟的关系是其对外关系的头等大事”。1989年，霍克总理倡导建立“亚太经合组织”(APEC)，加快了融入经济腾飞的亚洲地区的步伐。

　　进入90年代，工党的基廷总理进一步提出“融入亚洲”的政策，力求“在文化和经济上跟迅速发展的亚洲融为一体”。1992年，基廷在出访欧美之前两度出访亚洲。1994年澳大利亚国防白皮书宣示：仅靠美国的军事力量是不能维持亚太地区的和平的，亚太地区的安全将越来越要靠该地区国家自己负责。1995年，澳与印尼签署共同安全协定，将最近的威胁转化成安全合作的对象。美国《新闻周刊》感叹道：澳大利亚用了200年时间才把注意力从欧洲转向它在亚太地区的近邻。

　　1996年保守的霍华德担任总理后，采取亲美立场。不过他也基本上继承了基廷的“与亚洲关系是重点中的重点”，只是他表示不会以牺牲澳美的传统关系为代价。他说澳应充当亚洲和世界其他国家联系的桥梁，而不是像基廷倡导的那样成为亚洲的一部分。但出于澳大利亚地缘、经济和安全等方面利益的需要，日益密切与亚洲的关系已成必然趋势。目前，澳11个大贸易伙伴中的7个在亚洲，对亚洲贸易占其贸易总量的2／3。

　　澳大利亚1997年的外交白皮书最终确定了其亚太定位，“澳美同盟关系是对外关系的关键，澳大利亚最重要的战略经济利益在亚太地区”。也就是说，澳仍把美国看作它的靠山。

　　发展空间还在亚洲

　　在亚洲金融危机令“亚洲奇迹”破灭了之后，澳大利亚国内就产生了对亚洲政策的辩论，争论的焦点是亚洲需要澳大利亚，还是澳大利亚需要亚洲？第一次以领袖身份主持东帝汶维和行动使澳大利亚激动万分。霍华德很反感在地理上靠近亚洲就应当与亚洲建立特别亲密的关系的说法。外长唐纳去年访华时说，澳大利亚同亚洲国家间历史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因此两者之间不能搞地区主义。

　　与此同时，近半年来，不断有人质疑澳大利亚现政府的亚洲政策。3月份，前总理基廷著书《接触：澳大利亚面对亚太》，否定现政府从亚洲退缩的政策。他说，“我们生活在亚洲边缘，靠着一洲的资源生活。这是多么令人吃惊的遗产。我们不能回避，不能后退。”一位著名的外交家指责霍华德是30多年来从亚洲后撤的“第一人”。澳大利亚在东帝汶的做法也惹怒了亚太其他国家，印尼总统瓦希德称澳大利亚是在向2亿印尼人民脸上撒尿，印尼撕毁两国1995年签订的安全协定，邻里关系恶化至最低谷。敢怒敢言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则说，“霍华德先生在亚洲不受欢迎。”

　　亚洲和澳大利亚，谁更需要谁？统计表明，在经济上，东南亚已经摆脱金融危机，而澳大利亚是主要受益者。东盟对澳的贸易仅占东盟外贸总额的4%，却占澳外贸总额的12%。在澳大利亚的全部出口中，对东亚13国(东盟10国加中、日、韩)的出口占52%。澳大利亚—新西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索尔·埃斯雷克认为，地区贸易成员倾向于在集团内部促进贸易，同时对集团外国家产生消极影响。如果澳大利亚被排除在亚洲之外，50年之内看不出影响，但在50年后重大的差别就显现出来了。澳大利亚对此很是担心，因为他们已经被排挤在新兴的“东盟加三”(中、日、韩)合作之外了。

　　这半年来，澳大利亚政府逐渐冷静下来，重新亲近亚洲。5月，唐纳在《澳大利亚人报》撰文重申亚洲的重要性，“我们给予地区关系的重要位置并未改变。”同时，他还表达了被排除在“东盟加三”之外的失望，“自然，本地区各国应当聚在一起，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我们不应该被遗忘，但对澳大利亚是否被要求加入，我们不应感到烦恼。”在日本首相小渊惠三的葬礼上，霍华德也对印尼总统瓦希德表示了善意，承诺澳大利亚无意支持印尼“别的”独立运动。

　　澳大利亚现政府对亚洲和美国的态度基本是左顾右盼，既顾着亚洲巨大的经济利益，又盼着能当美国在亚太的代理人，在亚太地区做些实际贡献。如果一定要说出哪个关系更重要，也许“身在亚太，心在美国”更合适。(作者：翟坤/转自《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