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50年前，闵秉玉丢了她的小儿子朴相原。以后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闵秉玉不能走、不能坐、不能听，整天躺着。但闵秉玉说她不能在儿子回来之前死去，她还等着跟他说说话、抱一抱、拍一拍。尽管胃口不好，闵秉玉仍坚持把一碗饭吃完；尽管胸痛更重了，闵秉玉仍不断地上厕所，她相信只要能吃能拉，人就不容易死。最终，闵秉玉等到了这一天：2000年8月15日，一个不止是闵秉玉个人铭记的日子。”

　　2000年8月15日到18日，朝鲜和韩国的200个家庭分别在平壤和汉城与他们失散了50年的亲人团聚。500名韩国人于14日住进了汉城奥林匹克花园酒店，等待着与北方来的亲人见面。记者目睹了其中许多悲戚的故事，记录了以下几个。而这只是众多朝韩离散家庭中发生的寻常故事。有消息说，建立省亲特区问题将成为下月底朝韩两国第二轮内阁级会议讨论的关键课题。韩国计划在边界村庄板门店建立一个省亲中心。

　　母子

　　96岁的闵秉玉(音译)说她不能死，她要等失踪了50年的儿子回来，跟他说说话，抱一抱，拍一拍。她要等的是她的小儿子朴相原，50年前，她把他丢了。她生了5个儿子，时间把他们从她的身边一个一个地带走，但她依然活着。

　　现在生活在韩国忠清南道的闵秉玉一直不明白怎么会把儿子丢了，她已经把他养到17岁了。她和丈夫生了5个孩子。丈夫临死前一再叮嘱她要把孩子好好地养大，那时候她刚过40岁。为了孩子们，她常到邻居家讨饭。

　　闵秉玉至今仍很清楚地记得小儿子离家那天的一些事。她说那天她正忙着干活，儿子嚷着要到学校去，要她给找衣服，她很生气，拿了一件衣服往儿子身上一摔，叫他以后别回家了。忙完以后她才发现，儿子真的没再回来过。

　　儿子丢了，但她不能去找，因为不能扔下别的孩子，唯一能做的就是像疯子一样的祈祷。她学会了抽烟，饭总是吃不好，因为一见到饭就想起儿子，不知道他有没有饿着。“那天多给他收拾几件内衣就好了。”她有时看见女儿叠衣服这么说。女儿知道妈妈什么时候在想哥哥，她会把双臂伸向空中，然后合拢起来，像在拥抱着什么人，手还轻轻地拍着。

　　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了，闵秉玉不能走、不能坐、不能听，整天躺着。

　　她说自己吃也好睡也好，就是胸口像有一团火在烧，很痛。她只剩下70斤的体重，孙子不花力气就能把奶奶抱起来。孙子也40岁了。

　　红十字会来核实资料那天，她被送进了医院，四天后她不仅活着回了家，而且还坐起来了。尽管胃口不好，她还是坚持把一碗饭吃完，她说要养好身体，不能在儿子回来前死了。住进汉城奥林匹克花园饭店以后，她觉得胸口的痛更重了，人很难受，她知道自己快不行了，所以她不断地上厕所，她相信只要能吃能拉，人就不容易死。

　　上厕所对她来说是一件艰难的事，一步一步地爬进去，出来以后要很久才能缓过气来，但她不要别人帮。有一次她的助听器掉进了厕所，她急得哭了，那是孙子为了她能和儿子好好说说话特意准备的。

　　8月15日下午4时，她没有参加第一次由韩朝政府安排的家庭见面会，因为医生担心她的身体承受不了那么大的刺激。但她听到了儿子的声音，在电话里，儿子说，他想再吃一次妈妈的奶。她问儿子为什么出去那么久也不打个电话回来。

　　那晚，她被单独送到了儿子下榻的希尔顿饭店。在救护车里，在摄像机前，她和儿子相处了20分钟。“我以为是我弟弟，可他叫我妈妈，我好好地一想，他是我的儿子。他右脸的疤、眉毛和脖子后面的痣，都有，和17岁时一模一样。”回来以后，她一边笑着一边对女儿和孙子说。

　　儿子同样没认出自己的妈妈。“这不是我妈。”第一眼看见闵秉玉，朴相原茫然地对妹妹说。在他的印象中，妈妈是个46岁的精干的女人，而不是担架上皱纹满面的老妇。

　　第二天和第三天，在儿子的房间里，闵秉玉和儿子一共呆了4个小时。“那天不是你把我撵走的吗？”母子俩就像说着昨天的事。闵秉玉的头搁在儿子的膝盖上，手搭着儿子的腿，儿子一边说着话，一边抚摸着妈妈的头。

　　儿子说他还记得17岁生日那天，妈妈给他做的饭的味道。儿子给妈妈带来了一块淡紫色的韩服布料。儿子说他当时惟一的愿望就是给总穿补丁衣服的妈妈做一套新衣服，买一双鞋子，看到妈妈的笑容。儿子告诉妈妈，他在北边读了大学，在贸易公司工作，有一个儿子5个女儿。

　　闵秉玉喝了一口儿子带来的酒，她把酒含着，舍不得吞进肚子里。她还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卷成了团的信封，里面装着20万韩币(约合人民币200元)，她叫儿子给孙子们买点糖果饼干回去。跟奶奶同住的孙子说，连他也不知道奶奶偷偷藏了钱。

　　分手的时间到了。儿子双手捧着妈妈的脸，把自己的嘴紧紧地贴在妈妈的唇边，深深地吻着，67岁的儿子的泪流到了妈妈的脸上。

　　母子俩为活不活着讨价还价。“妈妈不要死，等我回来给你养老。”儿子说。“我一定要活着吗？”妈妈问。“是的，一定要好好地活着。”儿子紧紧把弱小的母亲抱在怀里。“但是我总是很难受，我很累，我的命已经到半空了。我可以死了，我可以明天就死了。但我很高兴。”妈妈自言自语地说。

　　儿子把妈妈送上了救护车。在担架床上，就在儿子要离开的一刹那，闵秉玉忽然抬起头，把鼻子凑到儿子的手边，深深地吸了一下。车门关了，儿子的手也离开了，但闵秉玉的掌还是合着、揉着。

　　临上飞机前，儿子向着妈妈的方向行了一个朝鲜族的大礼，他双腿并立，双手相对齐眉，然后双膝着地，手心与额头同时碰到地上，伏地一分钟。他知道，他今生再也见不到妈妈了。

　　两个女人

　　都是从韩国东部庆尚北道来的郑春子和李戈楠(均为译音)同时从报纸上看到了丈夫找自己的消息。

　　李戈楠很兴奋，等了50年，丈夫终于回来了。郑春子很矛盾，她不能欢欢喜喜地对丈夫说一句“我一直在等你”，因为她再婚了。

　　战争一爆发，春子就与丈夫金希泳失去了联络。那时候，儿子3岁，丈夫一直在汉城谋生，每个月给春子寄生活费。失去了丈夫的春子也同时失去了生活的支柱，她带着儿子回到了娘家。8年后，她把儿子留在娘家，自己嫁给了一个有钱人。春子说，她什么都没有，没有文化、没有财产、没有婆家的爱，要把儿子养大，她只有一条路：改嫁。

　　李戈楠是回乡下避难的那天与丈夫李付炎失散的。那天，丈夫叫她和两个儿子随其他亲戚先走一步，他去商店买辆自行车就来，没想到丈夫一去就是50年。戈楠把丈夫的照片放大了挂在卧室的墙上，和照片中的丈夫一起把两个儿子培养成大学生，侍奉公公婆婆终老。丈夫不在家的日子，她连看见邻居家晾男人的衣服也会羡慕。

　　戈楠今年73岁，比春子大1岁，但和春子比起来，戈楠却明显地衰老。为了见丈夫，戈楠理了发，修了指甲，杀了一头牛请邻居们到家里开“派对”，还到坟上告诉公公婆婆他们的儿子回来了。她早早就从乡下到了汉城，在儿子家住下来，等着丈夫，她说见面的第一句话是问丈夫为什么买自行车买了这么久。春子和后夫生的儿子也在汉城，但她却没去儿子家住，她宁愿住在妹妹家里。

　　见到自己的丈夫，戈楠没有哭，依然像年轻时那样把手伸进丈夫的手掌里，带着羞涩的笑容依偎在丈夫的怀里。春子却呆呆地站在自己的位子上，手下意识的搓揉着衣服上的带子，她没有把自己的手放进丈夫的手里，只是被动地与丈夫拥抱了一下。

　　春子和金希泳的儿子也来了，一家人在一起，只有他的头发白，他今年才53岁。这个从11岁开始失去父母之爱的男人说，他最难忍受的是看着别人家的父母对孩子好。为了能叫一声爸爸，他甚至跑到父亲读过的学校去查父亲的档案。他还怕清明节和中秋节，因为一到这个时候，他的孩子就嚷着要去爷爷奶奶的墓地，他不知道该带他们上哪儿。

　　看见儿子的白发，春子和希泳的眼泪就忍不住掉下来了。儿子请父亲原谅母亲，他说能见到父亲一面就已经很满足了，他现在过得挺好，叫父亲不要担心。儿子跟父亲说话的时候，坐在旁边的春子只是哭。

　　戈楠的两个儿子说，他们一直怨恨父亲，认为是父亲把母亲抛弃了，直到看见父亲在人群中小心翼翼地保护着母亲，所有的怨恨都没了。他们说，家庭单独会面的时候，爸妈躲开他们偷偷在卫生间里拥抱、说悄悄话。他们说最可惜是没能让爸爸和妈妈过上一夜，他们知道妈妈有很多话要对爸爸说。

　　告别的时候，李付炎不停地哭，戈楠把一对情侣表交给李付炎，女式那块是送给他在北方的妻子的。戈楠不怨恨，她说世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以理解的。“你给我留下了两个儿子我已经很满足了。”她对不再属于她的丈夫说。(作者：甄茜/转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