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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来因内心焦灼而呈现出的强烈诉说的欲望，化做平静影像下的巨大能量，表明贾樟柯已经挥别作为一名新锐导演创作上的“青春期”，开始了向更成熟阶段的蜕变之旅

　　★ 文/张江南

　　在经历了《任逍遥》和《世界》两作的失望体验之后，《三峡好人》让我又见到了那个曾经打动我刺痛我的熟悉的贾樟柯。在刚刚落幕的威尼斯电影节上，至尊的金狮奖给予了这部作品。

　　影片以煤矿工人韩三明和护士沈虹寻找各自爱人的过程为线索，在纷乱的搬迁大背景中，带出现代文明洗礼下中国底层人民的生态，以及他们各自笃定执著的情感与价值观。贾樟柯终于走出“世界公园”的虚妄，进入他最熟悉也最擅长把握的中国内陆中小城镇，我在观看中不时地回想起《小武》里那同样扑面而来的真实气息。

　　贾樟柯作品的美学品格，早已为国外评论界肯定，当属一流，但此前多次去三大电影节都空手而回，症结在于其作品的气质小，情感小，格局小，内涵也小，缺乏力压群雄的气势；当然，情节过于淡化，使得不熟悉中国情况的外国评委们难以有效接收导演信息也是一个原因。而《三峡好人》，恰恰克服了这些束缚导演取得更高荣誉的瓶颈。

　　贾樟柯放弃《任逍遥》和《世界》中对“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的探讨，在WTO、世界公园等隐喻性背景的尝试之后，他化虚为实，不再玩小聪明，而改打地道的“中国牌”。烟、酒、糖、茶——这些中国世俗文明里最具代表性的物什，被符号化地抽象出来分别以静照的方式强调。在影片中，我们看到它们之于国人生活的影响无处不在。

　　影片的故事在中国很具普遍性。但是，如果影片不在三峡拍摄，比如换成在贾的故乡，变成“汾阳好人”，虽然依然成立，但信息量会少很多。不可否认，“三峡”事件不仅在表现巨变中的中国形象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典型性，而且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所提供的丰富视觉与社会信息，也令影片事半功倍。贾氏电影特有的动人细节、状态描绘，镶嵌于三峡搬迁的社会图景中，虚构与真实纪录的融会，令电影写实的震撼力得以增强。片中的小人物们，在如此高速发展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加速幻灭或者艰难固守。

　　说起来，这要感谢去年于柏林电影节上摘得奖项的纪录片、重庆人李一凡和鄢雨独立拍摄的《淹没》。那部关于三峡拆迁题材的精彩作品，以其原生态的写实力量影响了久居于数千里之外都会之中众多苦寻良材而不得的导演们。只是贾樟柯凭其灵敏嗅觉，最先交出了作业。

　　“神舟六号”这一举世瞩目的事件，贾樟柯通过特技制作的房屋幻化为火箭升天的超现实场景，把它巧妙结合进来。但是，对于那些生长在小地方的女孩争当“超女”的热潮，贾樟柯却将摄影机掉转，关注的是依然留守在那里的、没有话语机会的大多数。因为他们真正代表中国：三明与买来妻子的复合，正是典型的西方视野里旧中国叙事的延宕，中国式的人权悲剧用中国式的情感去补救；而沈虹拒绝没有情感的婚姻，则代表新女性独立自主的情感态度。非法婚姻重园，合法婚姻崩溃，两组关系对比强烈，一“继往”一“开来”，乃是中国式情感观念流变的浓缩描绘。于两性关系中嵌入人权、自由的主题，导演的国际视野与提炼生活的能力果然非凡。加上又是“大时代，小人物”的模式，这样的故事难怪能获得国际认同。

　　而导演通过“寻找”这一动作，加强了主人公的主动性，让人颇觉意外。主人公不再是无助无力无望的消极典型，两人面对生活的苦难或尴尬，皆坚强地选择了尊严。这一根本性的转变表明导演内心状态的变化：面临国外影展成绩遭遇瓶颈，国内票房溃败的内外交困，贾樟柯依然坚持创作有文化价值的电影，做有尊严的导演。于是，多年来因内心焦灼而呈现出的强烈诉说的欲望，开始化做平静影像下蕴涵的巨大能量。《三峡好人》里淡定与成熟的思考，表明贾樟柯已经挥别作为一名新锐导演创作上的“青春期”，开始了向更成熟阶段的蜕变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