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劳务市场存在一种隐秘特殊形式的保姆——“同床保姆”——除了提供一般意义上的家务服务外，“可以与男主人‘同床’”，“陪主人同吃同住”。据悉，“同床保姆”的收入比一般保姆的工资高出许多，最高月薪达2000余元。

　　长者性权利受忽视

　　“同床保姆”，虽然看起来似乎是个新名词，但实际上，此类现象在现实生活中早已不鲜见，也并非西安独有。譬如，在广州，此前就有媒体报道，当地出现提供“陪睡”服务的另类“上床保姆”；而在北京，当地拟订的家政合同中甚至出现“禁止成年异性与保姆同居一室”的规定。

　　家政服务中竟然搀杂进性服务、性交易，这无疑非常不正当也不应该，既违情理，也违法理，这正如当地有关人士指出的：“有悖民风”，“行为属违法”。然而，对于“同床保姆”现象，仅仅进行简单的道德批判或法理推敲，责其有伤风化、违法，笔者以为，又不足以让我们真正全面、理性地认识这一现象背后所蕴涵的社会生活问题。因为在我看来，“同床保姆”现象的普遍存在，在很大程度上讲，见证的主要并非一个道德风化问题，而是一个老年人生活状况问题——折射了他们在性权利上的某种尴尬困境。

　　从报道中不难看到，“同床保姆”主要是“35岁以上农村妇女”，所针对的服务对像主要是“男性老人”。而所以如此，一个重要背景或者说原因又是，“找个老伴再婚那多麻烦。双方子女不同意，容易发生矛盾……”因此，“现在城里大多数人为了图个方便，就给老人找个特殊保姆，外人看是保姆，实际是老伴”。

　　这表明，虽然“同床保姆”的服务方式显得非常另类，但这一现象背后的生活诉求——性权利需求，其实非常正常，而正是由于这种正常权利，在现实中常常没能通过合理方式满足，“同床保姆”这类扭曲的性满足形式才“应运而生”。

　　讲到性权利尤其是老年人的性权利，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一个司空见惯的偏见往往是，人老了，就不应有也不必有多少性方面的需要了，否则，便是“老不正经”。但事实显然不是这样的，如国外医学界的研究表明，60-65岁的男子，83%能过正常的性生活，65-70岁的男子，70%能过正常的性生活。而一项题为《全国性文明》的调查显示，中国女性51岁以后停止性生活的，城市占35.3%，农村占58.3%；中国男性51岁以后停止性生活的，城市56.8%，农村80.6%。对此，有关专家表示：“中国老年人停止性生活的时间太早了。”

　　不能止于道义谴责

　　很明显，中国老年人所以早早放弃性生活，并非主动选择的结果，更不代表他们失去了这方面的兴趣和能力。最近，在广州举行的性文化节受到中老年人的热捧，并成为文化节最主要的入场观众，就是对此的很好说明。

　　一方面是老年人的性趣、能力犹在，需求不减，而一方面却是不得不过早被迫放弃性生活。这种背景下，“同床保姆”趁虚而入，当然并不奇怪。

　　毫无疑问，性也是一种基本的生活权利，年轻人需要这样的权利，老年人同样需要。尤其考虑到我国已进入老龄社会的事实(统计显示，截止2005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1.43亿，占全部人口的11%，而其中独居“空巢”者又占到近30%)，强调这一点更是十分重要。所以，面对“同床保姆”这类现象，比道义谴责、责难更重要的应该是，认真反省背后权利保障环境的欠缺，并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善加疏导、引导。

　　(摘自香港《大公报》；作者：张贵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