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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濂——1974年生， 1999年北大哲学系毕业，从事媒体工作三年，2005年获得香港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论文题为《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从认可、信念到共识》。

　　以十年为单位，2006年需要纪念的已逝名人太多了，为什么是鲁迅而不是其他一些走下神坛的人成为知识界的一个热点？这本身可能就是一个欲语还休的有趣问题。

　　我们知道，鲁迅之所以弃医从文，是因为对那些围观“杀人”的看客们怒其不争。一个世纪过去了，我们仍旧是一派十足的看客心理，只不过我们不看杀人，而看死人；我们不沉默，而是以草根的名义大声议论。然而，这个时代的文化品格、媒体品格太容易让人产生不信任感了。我们总是习惯于谈论彼此，而不是彼此谈论。

　　我很小就知道鲁迅是文豪，是脊梁，尤其是浙江老乡兼本家，就愈发地有兴趣。不过真正接触到鲁迅的文字还是在教科书上。当时鲁迅的课文是必须要全文背诵的，老师一个一个地叫去办公室，《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纪念刘和珍君》《友邦惊诧论》，中学时代的日子就在背诵这一篇篇文白夹杂、晦涩难懂的名篇中度过的。对于当时的我来说，鲁迅显然是太挑战智力了，说一句话总要绕上很多弯。

　　尽管如此，他的影响依然是直接且巨大的，特别是关于国民性的批判。当时正是《河殇》和《丑陋的中国人》风靡的时候，对于少年叛逆期的我，这种“横眉冷对”的批判姿态当然是极有魅力。记得高一的时候参加班里的演讲比赛，我就曾经大量地模仿鲁迅还有柏杨的语气和思路，只可惜类似的叛逆体验不能久长，就好像偶像很快就要面临黄昏。

　　80年代后期，大概是我高一的时候，一个来自地级市的文化人莅临我们县城中学做讲座，说的就是鲁迅其人其文。这次演讲是我们那个浙西南小城为数不多的几次文化盛会。记忆中，该文人说了不少鲁迅和周作人的私人恩怨，特别是周作人夫人的那一段公案，让我极其震撼，同时也好奇心大盛。回到家里，立刻找来父亲收藏多年的73年版《鲁迅全集》读，现在了解，究其根本，还是名人八卦的“看客”心理在作祟。

　　又过两年，再次翻看《丑陋的中国人》，就有了不忍卒读的感觉。对鲁迅的阅读体验没那么糟糕，但也隐约开始觉得他的批判是有局限的。至少，并非凡是鲁迅赞成的都是正确的，凡是鲁迅骂过的都是错误的。

　　进入大学后，开始读教科书从未收入的胡适、梁实秋还有林语堂，分明可以体察到他们对于这个民族、国家、文化的忧患与挚爱。

　　鲁迅死前说：“让他们怨恨去，我一个都不宽恕。”这话说得酣畅淋漓，但我一直特别疑惑，之所以一个都不宽恕，真的是因为鲁迅打心底里认为其他人都是宵小之辈，而自己则是完全的真理在握吗？假如事实是，每个人都只是说出了他眼中所能看到的那一部分真理，那么我们的教科书，就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

　　维特根斯坦曾经这样评价托尔斯泰，“当他是在讲故事的时候，对我的感染力远远大于当他对着读者说话的时候……在我看来，当他的哲学隐含在故事里面时，他的哲学就最为真实。”鲁迅同样如此，当他在讲故事的时候才会吸引我，而当他拿着小匕首戳人或者试图面对大众直接布道的时候，他的魅力就大为失色。

　　本科毕业之后我就很少读鲁迅了，如果要寻找思想我不会想起鲁迅，对我来说他只能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存在下去。

　　前两天，我重新翻看鲁迅的《我的第一个师父》，好几次忍不住大声笑出来，我突然有这么一个感觉，今天汉语文学(尤其是网络文学)中那些对于小场景的灵动描写，真正的师承都可以上溯到鲁迅那里。如果鲁迅还活着，一定是BBS上的灌水高手，这老先生太能写了，一晚上造上好几篇高质量的骂战文章，谁拍得过他呢？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