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即使纯粹从城市管理者的一己私利出发，他们也应该明白，进城农民的利益实际上跟城市工商业的繁荣有直接的关系，市场繁荣，则一荣俱荣。反过来，在他们身上揩油，只是将从事这些行业的人驱离城市，结果，是大家皆输

　　从蚊子腿上剥肉，本是过去人们形容吝啬鬼的一种比喻，然而，这种比喻今天已经变成了现实，实实在在发生在某些城市的管理者身上。据报道，某市实行三轮车准入制度，靠蹬车吃饭的人，必须缴纳3000元方可上路，而且还需另付几十元的统一着装费。

　　借口管理整顿，对在城市里从事某一行业的人收费，并要求统一着装，已经不是新鲜事了。这种事情，招牌尽管鲜亮，冠冕堂皇，但明眼人都知道，管理者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便于管理，不过是借口，借机敛钱才是真。

　　大家都知道，在城市里蹬三轮车的人，除了少部分城市的下岗工人，基本上都是进城的农民。他们中间有专门做运输的，也有卖菜的、收废品的，其中包括了大部分专门跟城管“打游击”的游动小贩。这些人，除了极个别的，基本上要算是城市里最穷的人了，到他们的住处看看，别的不说，至少你会明白一个词：家徒四壁。有个破电视，还是捡来的。管理者敛钱敛到了这些家徒四壁的人头上，你不能不佩服人家管理水平的“高超”。

　　记得李昌平跟我说过，在他还在做乡镇党委书记时，他所在的那个镇一度百业凋零，于是他做了一件事，由乡镇给工商以及相关部分的人发工资，但要求他们呆在家里，什么都不要做，千万别出来。结果，一年以后，这个镇百业繁盛，大家手里的钱都多了。

　　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有些城市管理部门是靠什么吃饭的，也知道多数地方的工商管理部门每年有上交的指标，而且完成这些指标，挣出本部门的工资奖金，其实要依靠大量的聘用人员，靠这些不在编制人员的个人努力。国家的公权力，是这些部门将自家小单位和个人的饭碗装满，以及获取额外好处的基本凭借。在公权力的行使过程中，我们已经分辨不出这些部门和部门中人，到底是为了维持城市秩序而管理，还是为了自家的好处在操作，抑或两者兼而有之。

　　我们也知道，蹬三轮车的人其实是些生活境遇非常悲惨的人，谋生的手段和资源，都贫乏到了极点。无论拾荒、贩卖还是运输，一辆三轮车，就像意大利电影《偷自行车的人》里主人公的自行车一样，是谋生的必需，没有它，就没有饭碗。而且，一辆哪怕是很破旧的三轮车，对于一个进城的农民来说，都是一笔很大财富，是他的宝贝。我们可以看到，城管收走农民的三轮车时，被没收者的悲痛欲绝(这些车很可能转手就被卖掉)，也可以看到那些不肯缴纳准入费，被管理者追逐驱赶时，满脸的惊恐与无奈。可是，我们除了对这些人境遇感到哀伤和愤怒之外，更多的是不解：蚊子腿上能剥出多少肉呢？

　　今天有权管进城农民的人，估计往上数，一般出不了三代，也是农民。农民家三岁孩子都知道，养猪一定要养肥了再杀。即使纯粹从城市管理者的一己私利出发，他们也应该明白，他们的利益(如果他们真正从稍微长远一点的利益考虑的话)，实际上跟城市工商业的繁荣有直接的关系，市场繁荣，则一荣俱荣。而市场的繁荣，工商的发达，又跟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三轮车也有关系。

　　城市生活，实际上离不开这些三轮车，没有这些进城的农民拾遗补缺，倒腾贩卖，变废为宝，市民生活就会很不方便，浪费很多资源。理所当然，这些农民应该从城市的繁荣中分一点余沥。允许农民享用这点余沥，对城市，对居民，对市场，甚至对城市管理者，都有莫大的好处。且不说这些农民中的一些人可以通过奋斗和积累，变成工商业者，增加城市的经济总量和税收，只要这些拾遗补缺行业存在，对城市的经济发展就有好处。经济发展了，蛋糕做大了，自然管理者分肥的机会和份额都会增加。

　　反过来，在他们身上揩油，除了能够得到一丁点微不足道的收益外，更多的，只是将从事这些行业的人驱离城市，这样的结果，是大家皆输。

　　我相信，城市的管理者的智力水平绝对不比我辈差，他们当然能意识到这一切。只是他们的职位，换得太快，以至于连一年的培育期都等不了，眼前能抓到什么，赶紧抓，等猪养肥了，杀猪的和吃肉的怕多半不是自己了。所以，他们的脑筋，都动在短平快的捞钱方式上，只要有机会，有借口，蚊子腿上的肉，也不会放过。竭泽而渔，池塘里什么都没有了怎么办，那是下任的事，管他。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张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