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出北京某大学的南门，是一条“宽不过十米，长不过百米”的小胡同。2001年开始，这里自发形成了一个小市场。学生一出校门就可以吃到麻辣烫、烧烤肉串、状元饼等食堂里没有的各色廉价小吃，居民一出家门就能买到新鲜、便宜的水果、蔬菜。而去最近的大超市还要再穿过一片社区、经过一座天桥。

　　小市场不仅方便着周围的学生和居民，也养活着二三十个从河南、河北、甘肃等地来京谋生、无经营执照的农民。

　　傍晚五六点钟是27岁的河北人小刘生意最红火的时候。他一边麻利地照顾着麻辣烫摊前的食客，一边招呼着小胡同里来来往往的行人，偶尔机警地瞥一眼胡同口。

　　“城管来了！”不知谁突然大喊一声。城管的车子缓缓驶来。

　　小刘和妹妹迅速收拾好家伙什物，抬起炉子就向小区里跑，丝毫不顾燃烧的炉火和锅里滚烫的开水。

　　20多个小贩几分钟内四散而去，胡同突然安静下来，几个食客还坐在麻辣烫摊位前的凳子上，表情愕然。

　　见小贩逃开，城管也不强追，在胡同里转悠了几分钟便驱车离开。没多一会儿，“逃过一劫”的小刘兄妹又回到原位，继续吆喝着自己的小买卖。

　　像这样例行公事的检查，小刘开玩笑称之为“扫荡”。“扫荡”在这条小胡同里频繁上演，持续了4年多，“可是我们还没被赶走。”

　　据《北京市2003年外来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公报》显示，2003年北京市409.5万流动人口中，摊点经营人员占6.78%，其中绝大部分属于无照游商。依此数字计算，有近30万名和小刘一样的无照游商流动在北京。

　　在城市管理者眼中，这群没有营业执照和纳税任务的小贩，不仅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营秩序，也影响着城市的交通秩序、卫生环境和食品安全。因此，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原名北京市城管监察办公室)自1998年成立以来，“对小贩的打击从未停止，打击手段也不断变化，并且屡次施以重拳。”东城区城管大队负责人江山指出。

　　但8年过去了，无照游商却仍在城市管理部门打击的缝隙中顽强生存着。

　　生计

　　正午时分的北京烈日当头，没有任何遮蔽的天桥上，温度达到40摄氏度。来自河南周口的张柳具蹲在天桥上，面前铺着一个编织袋，上面堆着30几把捆绑好的莲蓬。另外两袋莲蓬和他的三轮车一起存放在天桥下的隐蔽之处。

　　张柳具来北京谋生七八年了。春夏时节卖水果、卖莲蓬，9月到第二年5月卖烤白薯。“什么利大就卖什么。”

　　张柳具的外甥原来在一家饭店打工，现在辞了工作，跟着他做小贩。在这个20几岁的河南小伙看来，给饭店打工挣不到几个钱，远不如卖莲蓬来得自在。

　　他们的周口老乡王利锁已在北京生活了17年，1989年初中毕业后进京，此后他就再没有长时间离开过这个城市。

　　十几年的城市谋生让他成了“资深小贩”。最近几年，王利锁把老婆张凤莲也接到了北京，夫妻二人在天意市场一类的繁华地段卖烤玉米和烤白薯。今年暑期刚到，两口子就把6岁的儿子王宏宽也带到了北京，共享天伦之乐。

　　张柳具、王利锁等人共同居住在海淀区一处简易房里，他们的左邻右舍几乎都是来自河南周口的老乡，无照经营是他们的共同职业，不同的只是来北京的早晚。他们流动在城市的繁华地段、旅游景点、居民社区、高校周边……为城里人提供廉价的商品和便利的服务。

　　据国土资源部统计，2005年中国人均耕地只有1.4亩，在人多地少的中东部地区还达不到这个数字。王利锁所在的村子人均耕地不到8分，单靠种地根本养活不了一家人，而且农产品利润的大幅下降，让大量农民义无反顾地离开了老家，告别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来到梦想中的城市寻求机会。

　　碰壁

　　44岁的牛现委是一个敢打敢拼、有经营头脑的精壮汉子。2005年离开河南老家，没有什么技术和文凭，在北京一直过着无照游商的生活。

　　老牛始终认为摆摊不是长久之计。他曾经打算跟堂弟合伙做服装批发生意，但40几万元的前期投资让这位农民望而却步。后来，他发现北四环上缺少足够的报亭，又看中了南水北调指挥部旁边一个合适地点，就打电话给城管的一位负责人，希望对方能帮助自己设立这个报亭。“他说我的主意不错，让我写个申请。”可再后来这件事便没有了音信。如今那里多了一个报亭，可小老板却不是老牛。

　　在他住的简易房旁边就有一个社区农贸市场。这里有八九个水果蔬菜摊位，但每个月的摊位费在1000元到1500元之间，一次要交清半年的租金。一下子掏出七八千块钱，对老牛是件难事。而且这里的摊位也相当抢手，一位水果摊摊主说：“大家都削尖了脑袋往里面挤。没有关系想来社区农贸市场做生意，甭想了。”

　　老牛至今仍蹲在天意市场的门口，卖那一堆翠绿的莲蓬，随时躲避城管的“扫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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